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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体现权力场逻辑的茅盾文学奖与体现文学场逻辑的“民间奖”的考察,来管窥新时期文学场建立过程中的复杂样态.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与“民间奖”相对,茅盾文学奖颁发的象征资本与其他资本的转化能力减弱,这表明,随着新时期以来文学场自主性原则的增强.政治资本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具有的与其他资本的转换能力被弱化.
[关 键 词 ]政治资本；茅盾文学奖；“民间奖”
[作者简介]范国英,西华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后,四川成都610039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434(2011)10－0171－05
随着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深入,文艺的审美特性得到新的阐释.当然,对文艺审美特性新的阐释是与特定的权力背景紧密相关的,正如布迪厄所言：“批判性文化需要一定的生存条件,而只有国家能够提供这些条件.我们期望(甚至要求)从国家获得自由的手段,以对付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也就是说对付国家本身.”实际上,新时期以来对文学自主性的诉求就是在权力背景之上实现的.作为新时期以来第一任领导核心的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毫无疑问,“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二是更好地满足人民的精神需要.文艺是满足人民精神需要的重要部分,这样一来.在突出文艺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同时,文艺的审美属性也得到了相应的强调.“在中国步入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执政党在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时候,应当要求文学艺术作品满足人们的审美乃至娱乐的需要.这是突出文学的审美要素在新时期的文学观念中必然突出的重要根源.”在这一语境下,从20世纪80年始,在对“”教训的反思中,在研究文学本质时.就开拓了马克思关于艺术是掌握世界方式的论题,并提出了一个不同于前新时期的观念：艺术既是社会意识形态,又是审美活动.在强调艺术的共性(意识形态性)的同时,又突出了艺术的独立性.
在这一基础上,我们就不难理解,当建立在特定权力背景上的文学自主性原则得到进一步强化时.也即是文学场的逻辑成为场中占主导地位的逻辑时,体现权力场对文学场规范和框架作用的茅盾文学奖,必然会遭到体现文学场逻辑的批评和质疑.下面就以体现权力场逻辑的茅盾文学奖与体现文学场逻辑的“民间奖”的对立和差异,来管窥新时期文学场建立过程中的复杂样态.
一、
随着文学场的逐步建立,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些由知识分子主办的依托于一定的文学机构的“民间奖”.实际上,“民间奖”是以体制内的学院批评家为评委(也就是把关人)的文学评奖.“命名”本身就是一种想象和冀望,这类奖项被命名为“民间奖”,而非“学院奖”,忽视的是这一奖项与体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彰显的是与“庙堂”相对的“民间”具有的意义.目前普遍认为,“民间”指的是一种文化空间,国家权力对这一空间的控制相对薄弱,因而在这一空间内,就具有某种抗拒意识形态化的能力.这样一来,所谓的“民间奖”突出的就是这一奖项以及作为把关人(评委)的知识分子对文学自主性和独立性的认同和维护.就文学来讲,这种自主性和独立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学的双重属性――审美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文学的审美属性.二是遵循头脚倒置的“输者为赢”的经济逻辑,在这一点上这类评奖与由文学期刊、出版社举办的文学评奖相比较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评选活动与组织机构之间没有那种紧密的经济联系.也就是说,这类文学评奖是建立在“权力场和经济场的基本原则颠倒的基础上的.它排斥对利益的追逐,它不担保在投资和金钱收入之间任何形式的一致；它谴责追求暂时的荣誉和声名”.这类评奖主要有：1997年由《北京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专业委员会联合发起的“当代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1998年《作家报》聘请诸多评论家和编辑就1997年中、短篇小说举办的“十佳作品”评选活动；以及2000年由上海市作协和《文汇报》联合发起组织的全国百位批评家推荐“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的评选活动；等等.下面我们就以全国百名批评家参与评选的“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与这一时段茅盾文学奖(主要就限于第四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作一对比.
90年代最有影响 第四和第五届茅盾
的10部作品 文学奖获奖作品
《长恨歌》 《白鹿原》(修订本)
《白鹿原》 《战争和人》
《马桥词典》 《白门柳》
《许三观记》 《骚动之秋》
《活着》 《抉择》
《九月寓言》 《尘埃落定》
《心灵史》 《长恨歌》
《务虚笔记》 《茶人三部曲》
《我与地坛》
《文化苦旅》
在这10部被誉为90年代最有影响的作品中,除了《我与地坛》和《文化苦旅》为散文而外,其余八部均为长篇小说.在这八部作品中仅有两部获得茅盾文学奖,反过来说,囊括了整个90年代长篇评选的第四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获奖的8部作品中,只有2部――《白鹿原》(修订本)和《长恨歌》――获得了由学院派批评家组织评选的“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而这两部作品获得茅盾学奖,在一些评论家看来,不过是茅盾文学奖历史上的一个意外而已.由此可见,这两类评奖在价值标准和审美原则上的差异是极为明显的.正如布迪厄所言：“生产场的客观结构从根源上是认识和评价范畴,这个范畴构成场提供的不同位置及其产品的认识和评价.”也就是说,这种差异与场的结构,及这两类评奖在场中所处的位置和与此位置相匹配的配置紧密相关.
“90年代最有影响的10部作品”的评选虽然是由上海作协主办,但是,其评审人员主要是由学院批评家组成,参与评选的98位来自全国各地的由老、中、青三个年龄段组成的评委,其身份全部是“专业从事文艺理论批评的专家学者”.“专业”、“专家学者”是建立在新时期以来知识领域独立分化的基础上的,强调的是各知识领域作为社会大系统的子系统的独立性.因而,他们的评选往往被认为是体现了一种自律的审美原则.而参加这几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委员往往被指称为“老年”的“前文学工作者”,暗示的是此奖项的评选委员以习性方式存在的结构性传统.与前新时期以政治为基础的文学逻辑相吻合.因而可以说.身份认同的差异不过是体现了所谓“新锐”批评家与“老年前文学工作者”以习性方式体现出的不同的社会空间或场的结构差异.学院派批评家、编辑家对“老年”的“前文学工作者”的质疑.实际上就是在文学场逐渐建立的过程中,原有的占支配位置 的资本类型与体现文学场逻辑的资本类型的差异和对立.
布迪厄在《学术人》中,对战后法国复杂的知识分子场作了分析,在这部著作中,他用场域的理论替换了用政治观点来说明学术风格的庸俗方法.就人文和社会科学来说,在布迪厄看来,存在着学术资本(academic capital)和知识分子资本(in-tellectual capital)的对立.学术资本主要是由体制内的权威来提供,“是指与那些控制着各种再生产手段的权力相联系的资本”.而知识分子资本更多地体现出独立分化的场的逻辑,“是科学名望的问题”.虽然,就中国的现状来说,还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独立分化的体制,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对它的探求正在进行之中.因而,如果采用布迪厄的知识分子场理论来考察这两类评奖的评选委员会委员的构成的话.茅盾文学奖评奖委员所拥有的资本大致就可归属于学术资本.因为这些委员大多担任了重要的文艺部门的领导工作,并且是前新时期党的文艺政策的重要的阐释者.这也成为一些知识精英质疑茅盾文学奖的一个主要方面,“他们自身的权力身份,又规约着他们必须站在社会学的层面上,从文学教化功能上考虑评奖结果”.与茅盾文学奖评选委员会相对,主持这类“民间奖”的知识分子所拥有的资本就可归属于知识分子资本.这些学者,“或者通过负责某个科研机构.或者在某个科学共同体中被同行认可,或者凭借其作品被广泛传播和阅读,而获得体制外的声望”.因而,就“民间奖”和茅盾文学奖来看,他们分别占据着文学场的两极.而随着场的自主程度的增强.对象征资本或符号资本的争夺越有利于最不依赖需求的生产者,场的两极的占据者之间的鸿沟越深.这样一来,我们就不难理解自第三届茅盾文学奖(评选的是1985～1988年公开发表与出版的长篇小说)以来,围绕这一奖项引发的众多批评,以及这些批评的基本出发点――茅盾文学奖的评选以作品的思想性或意识形态性遮蔽了作品的审美属性.那么,随着文学场自主性的增强,这两类体现场域中不同位置的占据者所具有的争夺象征资本的能力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呢
二、
既然茅盾文学奖颁发的象征资本与政治资本之间具有极强的相关性,那么政治资本在文学场中所处的位置,及其具有的与其他资本的转换能力就成为影响茅盾文学奖在文学场中所处位置的关键.应该说,20世纪在80年代中期以前,茅盾文学奖颁发的象征资本与政治资本,及由政治资本转化而成的文化资本之间实现了良性转换.如.魏巍担任《解放军文艺》副主编、总政治部文艺处副处长等职,周克芹担任四川省作协党组副书记.莫应丰和古华担任湖南省作协副主席.李国文担任《小说选刊》主编等等.
但是,随着文学场自主性进程的逐渐推进.特别是由于新时期以来对文学的自主性追求,是建立在文学,政治二元对立的基础上的.这样一来.政治资本在文学场中的作用必然减弱.这最集中表现在政治的认同作用在获奖者的身份认同中所占比例的减小.如果我们将获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刘心武的获奖感言,与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刘心武的获奖感言作一番对比,就能清楚地看出这之间的差异：因《班主任》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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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得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刘心武,在颁奖大会上代表获奖者讲了话：“我们要把党和人民给予的奖励,当作前进的动力,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更积极地投身到为四个现代化而奋斗的时代激流中去.我们要更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去观察、体验、研究、分析社会生活,更刻苦努力地提高艺术修养和写作技巧,争取写出更能传达时代脉搏、表达人民愿望的新作品来,更好地发挥文学轻骑兵的作用.”而因为《钟鼓楼》获得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刘心武,在面对记者的采访时说：“我觉得这件事和我没有关系.也不大关心等至于上次获奖,那是某一天突然有人打来通知的,至于怎么评的,我不知道.我一个没打过,一个人也没问过.”由此可见出,自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文学场自主性程度的增强,作家更是要通过与政治资本具有相关性的评奖的疏离.来确立其在文学场中的名望或声誉.而从获得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四位作者――张平、阿来、王安忆、王旭烽――来看,仅张平一人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山西省作协主席的职务,其余四人仅为中国作协专业作家.这与第一和第二届获奖者的身份之间就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样一来,茅盾文学奖在文学场和社会场中的作用必然减弱,具体就表现为茅盾文学奖的权威性和导向能力大幅度降低.邵燕君在《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中就谈到,若非研究课题的需要.她作为“科班出身”的“学院派”研究者是不会注意到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的.与之相对,处于场的另一极的是知识分子资本.“这些资本是他们依据自主性力量而赢得的,并得到文化生产场的自主性的庇护”.随着文学场自主性的逐步推进,这些知识分子在文学场中也就掌握了相当的话语权.目前,这些知识精英大多是高等教育的主要承担者,埃斯卡皮在《文学社会学》中就指出,文学的接受者,“跟其他各种消费者一样,与其说进行判断,倒不如说受着趣味的摆布”,“趣味”本身就是社会各种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之中,教育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而文学史教材的编写无疑又是实现文学趣味教育的一个最为主要的方面.在新时期以来出版的文学史著作中.被公认为学术成就较高的、影响较大的有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陈思和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以及杨匡汉、孟繁华主编的《共和国文学5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在这三部文学史中,洪子诚《中国当代文学史》提到过获得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有：《许茂和他的女儿们》(周克芹)、《芙蓉镇》(古华)、《冬天里的春天》(李国文)、《沉重的翅膀》(张洁)、《钟鼓楼》(刘心武).另外两部文学史是根本就没有提到获得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而另一部被认为是按“主旋律”意识编写的文学史著作,是由华中师范大学修订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下册),在这部文学史教材中,在第一和第二届获奖作品中,除《东方》外全谈到了；第三届的获奖作品仅提到《穆斯林的葬礼》；第四届也是仅提到《白鹿原》.毫无疑问,文学史的编撰本身就包含了某种价值判断和价值上的取舍,而决不可能采取所谓的价值中立的态度.那么,当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大多不能进入文学史的视野时,茅盾文学奖便不能进入大学的学术传播渠道.而教育机构无疑为一部作品的认可提供了“经教育转化了的公众”.这样一来,在一定程度上该奖便“成为作协一个与文学无关的话题”.因而在这一时期,茅盾文学奖颁发的象征资本的逐渐积累也就成了一个问题.
实际上,在新的历史语境下,随着建立在文学／ 政治二元对立基础上的文学场自主能力的增强,对国家权力有相当依赖的茅盾文学奖对场域中象征资本或符号资本进行争夺的能力必然逐渐减弱.而正如布迪厄所言,“这些地位的占据者通过这些策略个别地或集体地寻找保护或提高他们的地位,并企图把最优惠的等级体系化原则加到他们自己的产品上去”,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茅盾文学奖必然依据场域网络中张力关系的变化,在一定限度内调整评奖策略,以维持巩固或提升自身在文学场中的位置,以此来确保在文学场中获得最大限度的象征资本.
这种策略的作用在第四和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中表现得较为突出.第五届茅盾文学奖颁奖大会的地点首次从北京人民大会堂迁至茅盾的故乡――浙江省桐乡市乌镇.这本身就暗含了该奖项对其与政治资本的关联性的弱化.并且,在第四和第五届获奖作品中出现了具有某种“纯文学”意义的作品：在第四届获奖作品中有陈忠实的《白鹿原》,占获奖比例的四分之一；在第五届获奖作品中有阿来的《尘埃落定》、王安忆的《长恨歌》,占获奖比例的二分之一.实际上,这本身就表明了,以“纯粹”审美原则为基础的文学观念对茅盾文学奖所确立的文学观和价值观在一定范围内的修正.因而,这些作品的获奖,在一些批评家看来,是违背了茅盾文学奖的评奖原则和标准的.应该说,以茅盾文学奖的评奖标准和价值取向来质疑这些具有“纯文学”意义的作品的获奖,是具有某种合理性的.这里还需要强调的是,茅盾文学奖向“纯文学”作品的偏移仅仅是在一定的限度和范围之内,“那些在写法上更接近现代主义风格的作品(如《马桥词典》《九月寓言》《务虚笔记》)和致力于揭示人性‘卑微幽暗面’(洪治纲语)的作品如《许三观买血记》仍被拒绝在外”.应该说.这种偏移本身就是文学场的逻辑与茅盾文学奖在场中所处的位置之间的张力关系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而偏移的程度和大小必然也会受到茅盾文学奖在文学场中的位置以及与之相匹配的配置的规范和框架.“被卷入到文学或艺术斗争中的行动者和体制的策略依赖于他们在场的结构中所占据的地位,这一场的结构也即是声誉――无论业已体制化了或还没有――的资本的分布的结构,这种声誉由其同辈和整个公众所授予.也由他们对于保持或改变这一结构的利益,以及由维持或推翻游戏规则的利益所授予”.
实际上,文学场的建立具体体现在,文学场的逻辑具有的将外在逻辑转化为文学场逻辑的能力.由于中国文学现代化进程所处的特殊语境,使政治话语成为影响文学话语的重要面向.因而.就新时期文学自主性的诉求.或者说文学场的初步建立来说,这种能力就表现为政治资本在文学场中拥有的与其他资本转化能力的弱化.
[责任编辑：戴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