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政治对中国投资苏丹石油产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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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上世纪末起,中国帮助苏丹建立起来完整的石油工业体系,并逐步成为苏丹石油工业的主要投资国之一.在巨大的石油利益和地缘政治的双重因素干扰下,西方大国借机意欲重返苏丹,利用纷繁复杂的地缘政治矛盾,严重干扰了我国企业在苏丹的正常的能源投资和生产活动.

关 键 词 ：苏丹；石油；地缘政治

苏丹不仅拥有着25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还拥有着历史悠久的古代文明.由于苏丹特殊的地理位置,这里很早就成为非洲的黑人文明,亚细亚的基督教文明,奥斯曼帝国带来的伊斯兰文明以及英国殖义者裹挟的现代文明交汇点,尽管他们对苏丹这块古老土地的影响不尽相同,但他们彼此在这里碰撞出闪耀的火花,历代生生不息的浸淫着这块厚重而美丽的土地.

一、苏丹的石油资源概况

苏丹石油富集区主要分布在苏丹南部地区,西北与利比亚接壤地带以及红海沿岸地区也有石油分布.截止2010年苏丹已探明的石油储量为116亿桶.根据非洲国家石油储量对比图所示,苏丹目前石油储量占到世界总储量的0.5%,在非洲地区,仅排在利比亚、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之后,位列非洲第五（见表 1）.同时,苏丹作为新进石油出口国,石油生产潜力巨大,近些年来随着对境内石油资源的进一步勘探发掘,苏丹石油储量前景将相当乐观.

2000年后苏丹国内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包含石油勘探、开采、炼油、运输石油副产品加工、石油储备在内的完整的产业链条,使苏丹在新世纪短短的十年内,石油工业产量增长了40倍之多,石油产量年均增长量跃居非洲前列,苏丹由一个原来依靠石油进口的贫油国一跃成为能够实现石油出口创汇的石油出口大国（见图1）.石油工业的快速发展同样促进了苏丹经济的快速增长,在新世纪的前十年,苏丹年均GDP增长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增长率的同期水平,苏丹的人均GDP增速也明显加快,由此可见,石油工业对国家经济的贡献效应得到初步的显现.

二、地缘政治对中国投资苏丹的影响

1.国家构建的遗留问题

我们一般认为：“国家”是指拥有共同语言、文化、种族以及共同历史的社会群体.非洲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掀起了广泛的民族独立运动,在非洲广袤的大陆上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了数十个大大小小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的世界格局,但是广大非洲国家在建立之后,都面临着或多或少的国家构建的遗留问题.这些由大大小小部落构建的非洲国家,往往首先面临的问题并不是经济的发展和国家的现代化,而是要打破体系相对封闭的部族政治的隔膜,构建具有一定程度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的现代国家.苏丹在历史被称为“努比亚”,像其他非洲国家名称一样,只是西方泛指的一块儿非洲大陆的区域.那么苏丹在建国之后,就遇到了国家构建模式,国家领土范围,国内民族构成等一系列的问题,同时还要面对国内的南北问题、阿拉伯人与南部黑人的问题,与达尔富尔的问题以及国内众多部族、宗教的复杂矛盾的问题.所以,苏丹从建国就遇到了先建国后整合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逆生长”问题.缺乏必要的国家认同,欠缺共同的经济基础,缺少共同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观的苏丹,由传统部族政治生态急速转化为现代意义国家,因此只能依靠国家行政手段或者国家强制力来维系国家的运转,这些潜在的问题都为以后的国家政治生态稳定,经济的现代化埋下了随时可能爆发的隐患.

2.苏丹重要的地缘战略位置

苏丹位于非洲大陆东北部,是传统上阿拉伯世界与非洲地区交往的过渡地带,是历来世界大国争夺的焦点,同时也是西方大国掌控阿拉伯世界和非洲事务的重要枢纽.苏丹东北部地区紧邻红海,拥有着853公里的漫长海岸线,战略价值极高,紧扼沟通亚欧大陆的红海生命线.苏丹东北部的红海州沿线拥有苏丹港、萨瓦金港在内的众多优良港口,南距曼德海峡仅有700公里,由这些港口向南可以取道亚丁湾,直达阿拉伯海与广大阿拉伯国家取得联系.北部与咽喉要道苏伊士运河也只有1000公里的距离,向北经红海,过苏伊士运河,到达地中海沿岸,甚至可以经直布罗陀海峡到达更远的地方,这里历来是扼守欧亚海陆的咽喉重镇,由此可见苏丹的军事战略价值非同一般.同时,苏丹还是美国全球反恐重镇,是防范索马里、吉布提、厄立特里亚等国恐怖主义分子的战争最前沿,是美国全球反恐的重要一环,也是美国对阿拉伯世界施加影响的前沿重地.因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从始至终都没有将视线离开此地,始终对苏丹保持着高压态势.

3.殖民历史遗留的民族问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掀起了民族独立的狂潮,各殖民地纷纷宣布脱离宗主国的殖民统治,成立新的国家.但这些国家基本上是根据历史上殖民地宗主国的势力范围划分的,本身国家的形成就是靠殖民者的外部势力强行捏合而成,缺乏应有的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的基础,国家内部各部族缺乏应有的国家向心力和归属感.另一方面,原本历史上存在的部族集团被英、法、德、葡等殖民者强行划入不同殖民地的势力范围,打破原有稳定的部族体系,就造成了不同部族被强行整合,相同的民族被无端肢解,形成所谓的跨界民族.这样一来,一方面给以后的新独立的新兴政体在国家整合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苏丹边界与埃及、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乌干达、肯尼亚、刚果、中非、乍得、利比亚等九国接壤.跨国界民族往往成为苏丹与相邻国家矛盾的导火线,反政府武装经常活跃于两国边境线左右,而各国又出于彼此不同的政治考量,互相支持对方国家的反政府武装,从事对抗政府的军事活动,甚至是恐怖主义活动,苏丹与九国中的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这种跨国界民族问题,这也使包括苏丹南部石油重镇在内的边境地区,始终处于很不稳定的状态.

殖民者对殖民地往往采取各种卑劣的手段实行分而治之.一方面,殖民地宗主国对大多数殖民地使用了“以夷制夷”的分化瓦解策略,往往采取用一个部族压制另一个部族的手段,造成了部族间的敌意和矛盾,给将来新兴成立的国家的民族整合,国家认同带来巨大的困难.另一方面,在殖民后期,宗主国险恶的用心更加昭然若揭,人为地制造部族之间的矛盾,为以后重返殖民地提供必要的借口与理由. 4.西方国家的石油利益

苏丹现有21块油田,探明储量达到116亿桶,近些年来逐步成为世界新兴的石油输出国,从而再次引起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更多国家的侧目.西方在上世纪很早就进入苏丹勘探石油,最早于1956年意大利的阿吉普石油公司就开始在红海沿岸勘探石油,但一直以来收效甚微,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雪弗兰公司才在苏丹南部和靠近埃塞俄比亚的黑格里格以及团结油田附近有所收获,但开采出的石油仅供支持苏丹国内用油.随后由石油引起的苏丹南北方第二次战争,使在苏丹的西方石油公司不得不草草收场.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西方石油公司要运出石油,就必须建设通往苏丹港的石油输出管道.另一方面,苏丹极度不稳定的局势,高额的投资风险,给想要从事石油管道投资的西方公司蒙上了一层阴影.上世纪九十年代初,随着美苏关系交恶,西方石油公司陆续退出苏丹.苏丹为发展国内的石油工业转而寻求中国的帮助,在中国的帮助下苏丹建立起来一套自己的石油工业体系,巨大的石油利益再次引起西方国家的注意.正如苏丹学者所言,美国在与苏丹交好时,极力攫取苏丹资源,与苏丹交恶时,转而极力阻挠中国开发苏丹石油.所以西方大国现在极力炒作达尔富尔等苏丹内政,制造舆论迫使苏丹政府对国内的石油资源重新洗牌,趁机再次打入苏丹国内,在石油领域再次分的一杯羹.

5.苏丹发展的人权掣肘

从1989年巴沙尔军政府政变上台以来,苏丹就被西方所谓的人权斗士,用“人权”这个紧箍咒牢牢地束缚起来.西方的各个利益团体通过各种渠道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行动,干涉苏丹内政,还将向来与苏丹政府交好的中国政府,以及在苏投资的中资企业牵扯其中.西方人权诉求大致分为这么几种：首先是关心苏丹南部黑人利益的西方黑人人权组织,其次是反对军人,拒绝承认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巴希尔政府的反苏斗士,再次是关心达尔富尔问题,力图唆使西方经济制裁苏丹的西方人道主义团体.这些西方人权团体一方面将苏丹“恶劣的人权状况”归咎于在苏投资的中国政府和中资企业对苏丹政府的纵容,指责中国政府缺少对苏丹政府的政治干预,没有尽到帮助苏丹政府改善人权状况的措施,对苏丹个别地区出现的“大屠杀”视而不见,积极的制造国际舆论对在苏投资的中资企业施加影响.另一方面,西方人权组织通过选举,对政府施加压力,强化政府对苏丹问题保持连续高强度的干预.

三、对中国投资苏丹的对策和建议

首先,中国政府要明确对苏丹外交的地位与重点,积极制定相关的制度措施,协调外交、经贸等各职能部门对苏丹的工作任务.同时,加强各驻苏丹的使领馆与当地中资企业的沟通,积极协调中资企业与苏丹当地政府的关系.加强与苏丹在关税、劳动力、投资法律等方面的谈判,减轻企业对苏丹投资不必要的困难和负担.进一步扶持国内相关科研院所、大专院校对苏丹研究的支持力度,结合国家和社会力量为投资苏丹的相关企业提供早期的智力支持,构建国家级别的对包括苏丹在内的广大非洲地区的经济投资预警机制,积极规避潜在的投资风险,帮助企业创造更好的经济效益.

其次,中国政府要加强与美国、欧洲国家的多边协调机制.构建从政府层面到民间组织的多管道、全方位交流和接触.加强对中国政府在非政策的宣传,避免西方国家对中国在非政策和对非投资项目的恶意渲染.加强与西方媒体的交流和公关,努力塑造在苏丹投资的中资企业的积极正面的形象.

再次,中国政府帮助投资苏丹的企业构建与苏丹当地政府的协调机制和沟通管道,直接的沟通有助于化解或者避免盲目投资所带来的矛盾与风险.同时,还要加强中资企业与苏丹地方政府及苏丹当地政商名流的支持,这样有助于中资企业开展工作.其次,由政府牵头,利用苏丹本地对苏丹经济形式熟悉的华商资源,为中资企业献计献策.再次,政府牵头协调中资企业投资领域和投资项目,避免中资企业重复投资,甚至是不必要的内部恶性竞争.

然后,我国政府要将对非援助的经济效益与政治效能相结合,做到两者的最大限度的兼容,发挥援非项目与我国企业在非投资利益的结合.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非洲相关国家对援非资金的挪用,避免西方媒体对我国阻碍非洲“良治”的渲染.另一方面,可以增强我国援非项目的可持续发展,继而发挥援非项目最大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最后,中资企业加大对员工的培养,培养一批了解苏丹国情和经济形势的员工.同时要消除固有偏见,加强对西方在苏跨国企业运营模式和管理制度的学习和研究.增强企业对在苏丹投资的风险的防范意识,了解投资所在地的政策法规,民族、宗教、社会习俗状况,避免潜在的人为因素对企业正常生产生活秩序的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