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琴薰的政治待遇和“统战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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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琴薰（陶希圣次女）特别想念在水一方的亲人.有一天,她特意让沈宁（长子）陪着去前门的一家邮局（当时北京只此邮局接受国际邮件）,给父亲寄去了一件景泰蓝.她对沈宁说：再过一个月,是外公（陶希圣）的生日,我买些景泰蓝,给他做生日礼物等沈宁万万没有想到,母亲竟一直在思念“头等战犯”的外公,感到十分震惊,茫然地望着她.“等外公以前和周恩来很熟,我曾上书周恩来,要求与外公取得联系.周亲自批准,所以可以跟外公通信.来往信件邮包都经有关部门检查,邮局备案,通过香港转道台北.这样外公、外婆和舅舅们,至少能得到一点信息,知道我们一家人都还活着等”陶琴薰说这话时已是哭腔,沈宁大胆问：“你很爱外公吗?”陶琴薰点点头：“他很爱我,我也很爱他,很多年了,我一直都在想念他.”这件事给少年沈宁留下铭心刻骨的记忆,他似乎一下子也长大了许多,“她多么孤独,多么痛苦,可是她一直对我们微笑,一个苦字都没说过.这样想着,我再也无法继续恨妈妈.不管她是不是国民党反动派家庭出身,不管她是不是反党的‘分子’,她是我的妈妈,她爱我,我也爱她,我不可能恨她等”（沈宁：《妈妈》）

陶琴薰与父亲秘密通信这件事,得到高层人物的默许,因其也是当时统战工作的一部分.此事缘于周恩来1954年发表关于和平解放台湾的文告,其中号召国民党军政人员脱离集团.这时陶琴薰从上海到北京方年余,她抓住这一契机上书周恩来,“表示愿意做陶希圣的工作,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陶琴薰此举未免胆大、天真,她的父亲陶希圣在本质上是一个三义者,从他为捉刀的《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可观察其思想全貌,曾不止一次对他进行统战,周恩来也亲自找过他.由于政见上的南辕北辙,以及此时国民党初步完成内部之改造,进一步巩固了在台的统治地位,作为党内主管舆论工作的高层人物,陶希圣不可能接受彼岸的“统战意图”.但陶琴薰已顾不上这一切,她的目的十分清楚,无非是想“使陶希圣这个沉重的政治包袱,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政治资产’,稍稍改善我们的政治处境”,同时,“这样的通信也是我们在政权下同父母及弟弟们沟通消息、稍慰思念之苦的唯一办法”.周恩来可能更看重其中的统战效力,在看了陶琴薰的信之后,“认为对陶的分析是正确的,希望把工作做好,不要有顾虑”,这个工作由他领导,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周恩来办公室具体负责此事的人名叫海澜（1962年后此工作转交统战部负责）.陶琴薰的伯父陶述曾也参与其事,由于陶述曾本人曾官至副省级,是所信赖的人士之一,他的参与使这件事的政治色彩更浓.

陶琴薰在其自述文字中始终未提及此事,倒是沈苏儒（陶琴薰丈夫）后来在《始言堂记事》一书中披露：“我们写了信,请他（指海澜）审阅,收到回信,抄一份留底,正本交给他.”“有事总由他到颁赏胡同宿舍来找我们,孩子们都认识他,就是不知道他是来做什么的.后来,我们熟了,有一次他半开玩笑地说,你们知道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吗?我们是在‘通敌’呢.”这件事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一直进行至20世纪70年代陶琴薰病故,其间陶虽被打成“”,却按最轻的处理,1959年年底又摘掉“”帽子,“名义上算是回到了人民内部”.我们完全可以猜测这件事于陶琴薰个人来说有或多或少的帮助等

陶琴薰给父母兄弟写信,一直经由香港有关人士中转,其中余启恩是重要的中转人之一.他曾在陶希圣主办的“国际通讯社”（香港）担任过会计,1949年后与陶希圣仍保持私人联系.陶琴薰先后收到过母亲、弟弟们的回信及寄来的照片,“说明去信都已收到并获善意响应,这样就算工作有了成绩”.但始终未见父亲陶希圣的作复,沈苏儒认为：“国民党那些年代里在台湾也实行严厉的政治控制和无情镇压的政策,所以叔叔和母亲对于大陆通讯（即使是间接进行）也颇戒惧.”当时的台湾正处于一个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时期”,从1955年的“孙立人案”到1960年的“雷震案”,当局为整肃和打压政治敌手,已将“匪谍案”模式作为“执政者排除异己、掌控权力的重要方式”（薛化元：《〈自由中国〉与宪政》）.在国民党内部位居要津的陶希圣十分清楚这一点,更知道与女儿“秘密通信”的危险性,他无疑也是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笔者与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陈华教授在南京大学的一次会面中就陶希圣其事交换过看法.陈教授乃陶希圣四公子、历史学家陶晋生院士之学生,手头握有陶先生赴台后日记片断的复印件.他告诉我说,这些日记因当时台湾政治利害关系等因素,大部分记述如流水账一般简约,全然不见个人之心情,可见台湾政治环境的恶劣.在大陆这一头,陶琴薰一发而不可收,“为这工作花费了许多时间和精力,她把所有有关此事的文字材料,保存完整.直到1966年8月27日因‘’大动乱形势的出现,她怕红卫兵来抄家时把这些材料抄走去公开,造成多方面的危害,因此把全部档案包好,亲自送到中南海北门传达室,请他们转给总理办公室”（沈其如、沈苏儒：《始言堂记事》）.

到了1971年7月,美国总统尼克松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大陆,中美恢复了中断二十余年的交往.陶琴薰抓住这一时机,于1971年8月2日第二次上书周恩来,“提出恢复对陶希圣和弟弟们做工作”,不料石沉大海,未见回音.1973年5月,陶琴薰获知统战工作行将恢复,再次给高层写信,终于获准.次年她抵达武汉,经与伯父陶述曾商量后,决定仍通过香港中转信函,并与表弟阮继光（1949年随陶希圣去台）取得了联系,与在台家人的通信得以恢复.不过,依然只是收到母亲的回信和一些照片,陶希圣本人还是没有响应.在海峡两岸形格势禁的非常年代,家书抵万金,却亦是各自心存疑虑.20世纪80年代后期,陶琴薰五弟陶范生给在美国的沈宁写过一封信,言及与姐姐通信时的心态：

记得那时我和瑞华（陶范生之妻）不顾一切当时环境的压力和姐姐（你妈妈）通信,是一件非常值得怀念的事情.当时我们通信的心情是：一、我们非常想念姐姐等二、想知道姐姐及姐夫的现况,及家里亲戚朋友的现况；三、希望用间接的方式,告诉姐姐我们这边的生活及现况；四、希望姐姐能从大陆出来和父母亲及兄弟们团聚；五、希望能寄一些国外的特效药,为姐姐诊治风湿.其中第四项,由于环境的关系,我们不敢明确地表达,也没有达到目的等 此类“秘密通信”原本包含更多的统战意图,到后来其政治因素却意外地消解至最低程度,只见亲情而不见政治.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毕竟缓解了陶琴薰一家当时的险恶处境,其用心可谓良苦矣.据沈苏儒回忆：当时周恩来办公室的海澜经常给他们家送来一些内部票,“让我们带着孩子去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游园会、十一国庆节焰火晚会,到人民大会堂去看《东方红》、《长征组歌》的演出——在体制下,这些不是单纯的娱乐活动,而是被视为一种‘政治待遇’、一种显示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的标志”（沈其如、沈苏儒：《始言堂记事》）.对于失去家庭庇护的陶琴薰来说,此时太需要这些“政治待遇”了,至少可以借此来保护自己及家人.

在海峡另一头,陶希圣内心的痛苦绝不亚于陶琴薰,不能亲自与女儿通信,思念之情更甚.在沈宁叙述的一件往事中,可让我们捕捉到这位历史人物凄怆复杂的心情.1986年,沈宁三兄妹赴美已四年.沈熙、沈燕在1949年后出生,外公并没有见过他们,尤为想念.兄妹三人决定前往台北探望,由于所持大陆护照无法入台,陶希圣获悉后竟不顾年事已高直进“总统府”,向蒋经国讨取一张特许令,“准许我们三兄妹进入台湾,祖孙团圆等”（沈宁：《下跪》）.一切妥当之后,三兄妹又犹疑起来,“1986年夏天,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大陆人,进入过台湾.从小到大,无数磨难不断警告我们,万事不可为人先,出头鸟一定要被打落等而我们的老父亲,则还留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不能不是我们深切的后顾之忧,中国历有一人落罪,株连九族的传统”,他们最终放弃了赴台计划.这时陶希圣已届望九之年,有一天突然发下话,说要亲赴美国去看望这些孩子等1987年7月的一天,坐在轮椅上的陶希圣抵达旧金山机场.三兄妹在见到外公的一刹那,“不知不觉地跪了下去等”陶希圣的目光在每一个人脸上停留片刻,然后又转到下一张脸.沈宁突然发现,外公的目光正越过他们的肩头,“向后面望去,仿佛在继续寻找着什么”.他的心骤然紧缩,一下子明白了,“我知道外公在寻找谁,他在寻找我们的妈妈,他的女儿.妈妈已经去世将近九年了,外公不会不晓得.可是他不甘心,他希望那噩耗只是传闻,不是真的,他渴望人间会有奇迹发生等”老人知道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女儿了,他闭上了双眼等十个月后,即1988年6月27日,陶希圣在台北逝世.他晚年曾对儿子说：“90岁等连感慨都没有了.”（1987年10月3日给陶恒生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