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书写到形式先锋的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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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引入

在80年代,“魔幻现实主义”（Realio Mgico）是中国当代文学的“关 键 词 ”之一.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当时被视为现代形式与民族风味的完美结合,被许多中国作家看作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范例.在当时中国文学界的一般观念里,魔幻现实主义就相当于“文学爆炸”,就是拉美文学走向世界的成功保证.于是,在80年代中国语境中,拉美文学常常被等同于“文学爆炸”,“文学爆炸”被等同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

90年代,从拉美学术考察归来的研究者却发现――在那里魔幻现实主义的重要性远比不上中国的读者和外国文学研究者心目中的那么大.对于拉美人来说,首先,这是一个已经过时的课题；第二,它只是拉美新小说几大艺术流派之一,其重要性不见得超过其他流派；第三,关于魔幻现实主义的定义、范围、特点等问题,一直持有争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难以统一.（1）

也就是说,“魔幻现实主义”在拉美基本上是一个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它不仅不是拉美新小说的代名词,也不像中国想象的那样普遍存在于拉美当代小说之中.

首次使用“魔幻现实主义”命名拉美当代小说的,是拉美裔美国文学批评家安赫尔弗洛雷斯（Angel Flores）.1954年纽约的全美文学教授协会年会上,他作了题为《西语美洲小说中的魔幻现实主义》（“Magical Reali in Spanish American Fiction”）的发言（2） ,将博尔赫斯《世界性丑闻》1935年的发表,定为西语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诞生日.他为魔幻现实主义下的定义是“现实与幻想融为一体”（amalgama de realidad y fantasa）,并将1935年之后的许多西语美洲小说家,如博尔赫斯、鲁尔福、爱德华多马耶阿（Eduardo Mallea）、科塔萨尔、诺瓦斯卡尔沃（Novas Calvo）、萨瓦托等都视为魔幻现实主义者.他还将卡夫卡看作他们共同的“导师”.（3）不过,当时西语美洲文学研究在美国相当边缘,文章并未引起反响.直到“文学爆炸”出现之后才有学者回头来讨论弗洛雷斯所提出的“魔幻现实主义”的问题.1967年,另一位美国学者路易斯雷阿尔（Luis Leal）发表《论西班牙语美洲文学中的魔幻现实主义》一文,（4）这是对弗洛雷斯文章的第一次系统、有力的回应,因此被视为魔幻现实主义理论真正的奠基之作.雷阿尔至少完成两项重要的工作,首先他为“魔幻现实主义”建立了一条历史脉络,即指出它来自弗朗兹罗（Franz Roh）,乌斯拉尔彼特里（Arturo Uslar Pietri）是西语美洲最早使用这一术语的,（５）而卡彭铁尔将之发扬光大.（６）其次他强调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现实主义,“是对现实的一种态度”,即“不是回避现实生活而去臆造另一个世界即幻想的世界.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现实,并力图深入现实,去发现事物中、生活中和人类活动中的神秘所在等他们不是去创造虚构的人物和环境,而是去发现存在于人类和他们所处的环境之间的神秘关系.”他将魔幻现实主义区别于卡夫卡或博尔赫斯的幻想小说,指出它是拉美本土历史与文学传统中生长出来的文学.雷阿尔重点批驳弗洛雷斯将魔幻现实主义定义为“现实与幻想融为一体”.雷阿尔认为,如果这样的话,那么世界文学史中早就有这类作品了.相反,魔幻现实主义的“魔幻”不在于幻想,而在于现实本身的神奇.“神奇的现实的客观存在正是魔幻现实主义的文学渊源”.但是雷阿尔的这些观点后来也遭到颇多质疑.

事实上,在拉美没有哪一个作家被看作是典型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即便是公认为魔幻现实主义大师的胡安鲁尔福、加西亚马尔克斯等人也有些反感把他们归属为一种潮流,因为他们的作品风格非常丰富多样.卡彭铁尔更是多次强调自己不是魔幻现实主义者,而是神奇现实的书写者.对于拉美文学历史而言,魔幻现实主义并非一个不可逾越的关键概念,只是众多命名方式之一而已.因此,正如段若川已经指出的,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的重要性与热度,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中国本土文化内部的事实.

中国最早介绍“魔幻现实主义”的时候,主要持一种严厉的意识形态批判态度.内部刊物《外国文学情况》1975年1月出版了拉美文学专辑,首次介绍“哥伦比亚的新流派小说《一百年的孤独》”.（７）编者在刊前说明中写道：

本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曾经在拉丁美洲文学中出现的现实主义倾向,到五十年代已逐步衰退.当时的一些有进步倾向的作家,在近年来国际国内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中,受到现代修正主义和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腐蚀侵袭,有的逃避现实,背离了拉丁美洲文学的进步传统,有的日益堕落,屈从于西方没落资产阶级文化的统治.

文章称《一百年的孤独》“是一本所谓‘幻想文学’或‘魔术现实主义’的新流派小说”.虽然也描述了《百年孤独》在世界文坛引起的轰动,却给予严厉的批判.批判主要不是针对小说自身,而是因为“苏修紧紧跟随于西方之后,吹捧加西亚马尔盖斯的《一百年的孤独》是‘充满真正的人道主义精神’的小说”,所以主要是揭露“苏修”“用卑劣手段拉拢拉丁美洲作家”.1975年12月出版的《外国文学情况》又发文评介了“资产阶级作家”卡彭铁尔的《方法的根源》.同样由于看到苏联对它的正面评论,就将其“神奇现实”美学和巴罗克风格贬斥为“脱离现实和歪曲现实”的“空洞的”、“繁琐、丑陋的漫画”.1976年2月同一本杂志介绍加西亚马尔克斯刚刚出版的新作《家长的没落》时,认为小说没有以政治和阶级观点分析拉美政治的根源,而是用“魔术现实主义”手法将者神奇化了.（８）

“”结束后,陈光孚在1979年的《拉丁美洲当代小说一瞥》（9）中再次提到了这种被称之为“魔术现实主义”的新流派,及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文章在翻译上沿用王央乐在“”中的译法,但批评语调趋于缓和,并强调“魔术现实主义”小说的主题是反映现实的.不过由于“其离奇荒诞的程度并不亚于西欧和美国的一些现代派”,而当时中国对西方现代派文学评价尚无定论,因此作者在态度上还是更倾向传统现实主义小说.

不久,《外国文艺动态》又在同一期中刊发了两篇介绍拉美当代小说的文章：林一安的《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加西亚马尔盖斯及其新作〈家长的没落〉》,及段若川的《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弗和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佩德罗帕拉莫〉》.这大致是中国大陆第一次将realio magico 译为“魔幻现实主义”.（10）前文指出“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起源于拉美20世纪20年代末期,在这类作品中,“现实主义的场面及情节和完全出于虚构幻想的情境并置共存、相辅相成”,强调其“魔幻”的效果在于“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使其失真”.该文还第一次介绍了西班牙语中“魔幻现实主义”一词的来源,并且列举了一批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家,除鲁尔福、多诺索、卡彭铁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富恩特斯、阿斯图里亚斯、罗亚巴斯托斯之外,甚至还包括博尔赫斯和科塔萨尔.事隔三年之后,同样是评价《家长的没落》,同样是发表在内部刊物上,评价却完全不同.1976年的文章在引述外界对该书意见分歧的评论时,仅挑选了一种完全否定的观点,称“读完之后脑袋里却什么也没有留下”.而1979年的文章则引用了美国《时代》周刊的推荐以及拉美文学界的众多褒扬之词.段若川的文章也基本舍弃长久以来对拉美文学的政治意识形态批评方式,从作品出发,分析魔幻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特色, 1980年陈光孚撰文专论“魔幻现实主义”,（11）强调魔幻现实主义是在“继承印第安古典文学的基础上”,“兼收并蓄东、西方的古典神话的某些创作方法,以及西方现代派的异化、荒诞、梦魇等手法,借以反映或影射拉丁美洲的现实,达到对社会事态的揶揄、谴责、揭露、讽刺或抨击的目的”.这种阐释,赋予“魔幻现实主义”某种接近“批判现实主义”的特质,使之成为借鉴了西方现代派文学手法的、某种深化了的现实主义,既使它与“现代主义”保持一定距离,也应合了当时中国大陆对批判的现实主义的呼唤.

由于现实主义在20世纪50－70年代的中国大陆文学中享有绝对的地位,因此,在80年代初的语境中“现实主义”的话题既安全又敏感.具体到“魔幻现实主义”问题上,虽然“现实主义”使得“魔幻现实主义”的译介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变化莫测的思想潮流具有某种相对安全性；但围绕“现实主义的广阔道路”讨论的历史记忆,也使人们在试图“修订”现实主义的时候仍有所顾忌.于是最初的译介遭遇多重困境：如果不突出魔幻现实主义的“现实主义”面向,在当时的文坛“危险系数”仍然不小,即使突出这一面向,也仍然可能遭到以“魔幻”修正“现实主义”的质疑；同时,过于强调“现实主义”一极,又可能使得存有这一能指所携带的意识形态涵义的历史记忆的读者,对“魔幻现实主义”抱怀疑甚至反感的态度.

直到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中国对魔幻现实主义的翻译和接受似乎才逐渐摆脱上述困境.1982－1983年发表的关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近四十篇文章几乎无一例外地谈及“魔幻现实主义”.（12）1983年中国西葡拉美文学研究会在西安隆重召开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学术研讨会.从会议记录看,将魔幻现实主义视为拉美现实主义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或新的支脉,已是西语文学研究界的共识.

二、、魔幻现实主义与“寻根文学”

随着《百年孤独》中译本的出版,中国读者开始对魔幻现实主义有了更为直观的感受.与批评、理论家有所不同的是,80年代中国小说家并不怎么关心“魔幻现实主义”的本质是不是现实主义,魔幻－神奇－魔术等诸种译法到底哪个更确切.对他们而言,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毫无疑问是一种“现代文学”；他们也几乎不在“现实主义深化”的意义上去理解.对于姑且被称之为“寻根派”的韩少功、阿城、李杭育、郑万隆、郑义等人而言,魔幻现实主义文学“耦合”了他们在那段时期的问题系；即除了意味着“走向世界”的事实之外,更重要的是指明了“走向”之路.在这些作家看来,拉美与中国同属第三世界.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拉美经历着急剧的现代化过程.拉美作家大量借重本土文化资源（如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最终以其独具“民族风味”的现代文学获得了西方世界的承认――这就是《百年孤独》的成功所带来的启示.80年代的中国亦步入了现代化的进程,如何在这一过程中处理本土文化遗产?民族化的议题是否一定对立于现代化?这些拉美作家曾经为之焦虑的重要命题,如今也困扰着中国作家,也是80年代中国作家从魔幻现实主义中发现的内在契合.寻根意识与寻根叙事,无疑是在“走向世界”的诉求下,同时也是在对当时的西方现代派热的反思中产生的.在写作上,“寻根”要解决的是当时处于十字路口的小说创作的道路选择的问题.

“寻根”的参与者后来追忆这个事件时,指出了这一点.韩少功说,他当时既反感以模仿、复制当作创造的接受现代派文学的方式――他称之为“移植外国样板戏”,又不满某些批判“”的文学“仍在延续‘’式的公式化和概念化,仍是突出政治的一套,作者笔下只有政治的人,没有文化的人；只有政治坐标系,没有文化坐标系”.在这样的情境下,“如何认清中国的国情,如何清理我们的文化遗产,并且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利用中、西一切文化资源进行创造,走出独特的中国文学发展之路,就成了我和一些作家的关切所在”.（13）李陀在1982年同冯骥才、刘心武关于现代派的通信中,曾经提出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这一区分的意义在于,他试图拓宽中国小说“现代化”之路,指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必须同时吸收两方面的营养――民族文学传统与世界当代文学,二者“缺一不可”.（14）也正是基于这一思考,李陀认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野”,他们“把现代主义和本土文化很好结合,形成拉美既是现代小说又不是欧洲现代派小说的再版,是拉美自己的小说”.（15）显然,当时的文学探索者是将魔幻现实主义提升到形而上学的层面,视之为一种文学发展模式.

不过,对于“寻根”与魔幻现实主义之间的关联,当事人在后来却出现了不同的讲述.关于1984年的“杭州会议”,（16）组织者之一蔡翔说,“其时,拉美‘文学爆炸’,尤其是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对中国当代文学刺激极深”,（17）它“给我们刚刚复兴的文学这样一个启发：要立土文化” （18）.而韩少功2004年在接受访谈时却断然否认“杭州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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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寻根”也还是可以视为“更新的开始”,在一些批评家看来,这“催发了80年代中期的小说文体革命”,换言之,中国当代文学“小说语言、技巧的变革意识是由它提到文坛的议事日程上的”.（21） “不论作家是否已经找到了根,不论作家是否准确地描写了传统文化,对于文学来说,一种新的想象力已经被寻根的口号激励起来了――这不是足够了吗?” （22）对于80年代文学而言,寻根担负起“文学变革”的使命.先行者如汪曾祺,以及后来的何立伟、贾平凹、韩少功、阿城、莫言、李杭育、王安忆、扎西达娃等一批作家在各自的文本实践中,融会本土文化资源,创造出了独具本土特色的现代小说.尤其是被视为中国最得魔幻现实主义真传的莫言,其“红高粱”系列的“民族”风格,成为最早被西方大量翻译出版80年代中国作家之一.这似乎证明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借鉴卓有成效,以实践再次证明了“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一文学国际化道路的可行性.

三、 魔幻现实主义的“纯文学”化

如前所述,由于拉美激烈的民族矛盾、社会矛盾,拉美当代文学从来不是纯文学,也没有可能成为纯文学.卡彭铁尔说,“在拉丁美洲小说不可能独立于政治环境而存在,因为不论是好是坏、大喜大悲、大起大落,我们的生活和政治因素的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无法摆脱这个史诗性环境”. (23) 很多拉美文学家还不满足于用小说描述现实,甚至直接参与政治,成为拉美最活跃的一群“有机知识分子”.卡彭铁尔、阿斯图里亚斯、富恩特斯等分别出任过古巴、危地马拉、墨西哥驻欧洲国家的外交官,在西方“代表”拉美的形象；加西亚马尔克斯支持拉美左翼武装力量,办报纸抨击时政,还为营救左翼政治犯四处奔波；巴尔加斯略萨甚至直接参加秘鲁总统竞选.从毫不关心政治到坚持承诺主义的科塔萨尔说,在拉美只有创造一种像手术室里的气氛才能只谈文学不谈其他.（24）无论是阿斯图里亚斯、巴勃罗聂鲁达还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当他们站在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讲台上时,不是发表有关艺术的宏论,而是对欧洲人进行关于拉美历史与现实的政治演说.因《百年孤独》获奖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在致辞时否认他的小说是虚构、是魔幻,他说拉美人很少借助想象,对拉美作家来说,最大的挑战是没法让别人相信这就是他们生活的真实情况.他十分警惕西方人以传奇、神话、故事性来取消他作品的政治性,因此总是强调他是现实主义作家,即使作品中有魔幻成分,那也是因为生活本身是神奇的,而他只不过是尽可能地模仿现实而已.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很少有拉美作家标榜自己是“魔幻现实主义”作家.

但是80年代中国作家却将“魔幻现实主义”视作拉美向世界输出的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并将其想象为拉美文学唯一（至少是最主要）的面貌.1985年之后的许多寻根文学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比较文学”论文,多数论者提供的仅仅是技术层面上的对比分析.甚至有将屈原的赋、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以及《红楼梦》、《西游记》进行“魔幻现实主义”分析的论文.当时西藏、云贵川、广西等少数民族地区作家,觉得同拉美大陆在地域和文化上有某种相似性,因此非常重视“魔幻现实主义”.于“寻根”热潮中广西“花山作家群”提出“百越境界”口号,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将“魔幻现实主义”本地化的尝试.（25）云南人民出版社更是将出版拉美文学丛书作为重点项目.人们相信,中国同拉美在文化传统上十分相似,因此“中拉交流起来像血型相同一样”,“不会发生相斥反应”.（26）1988年国内出版了中国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选》,（27）收入莫言的《红高粱》、《狗道》、韩少功的《归去来》、扎西达娃的《西藏：隐秘岁月》、《西藏：系在皮绳扣上的魂》、叶蔚林的《五个女子和一根绳子》等8篇小说.这些小说之所以被称为“魔幻现实主义”,是因为“作品运用了诸如夸张、隐喻、象征、荒诞等手法以及神话、传说的插入” （28）.当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越来越成为一个常规批评术语时,它被相当随意地运用.很多仅仅因为有“俏姑娘坐床单升天、死人乱在院子里走动”一类情节的小说,就被命名为“魔幻现实主义”.

其实,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意义也许是在于,它试图获得巴尔加斯略萨所谓的“社会责任感与艺术天性之间的平衡”.拉美多数作家坚持承诺主义,没有人能够回避现实；假如人们天真地关上房门,现实便会很轻松地从窗户钻进来.（29）当然,他们明白“承诺”不意味着放弃艺术,跟在政治之后爬行.因此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坚信,作家的革命职责就是很好地写作”.（30）为了再现历史与现实,表达对苦难的认识与体验,拉美小说家进行层出不穷的艺术革新――魔幻现实主义、结构现实主义、心理现实主义等等.80年代的中国“寻根”提出者,显然也有探索以文学来思考社会问题的方式的意图,不过,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同现实政治的关联,在80年代“非政治化”过程的中国文学语境中,被有意无意地忽视了.2004年,有论者试图恢复拉美作家的左翼面貌：

当80年代所有中国作家都学会了“当面对行刑队的时候等”的技巧修辞之际,他们同时忽略了马尔克斯的左翼知识分子身份,忽略了卡彭铁尔曾担任过古巴革命政权的宣传部长,忽略了何塞马蒂、胡安鲁尔弗、略萨、亚马多、普伊格等革命家的身份和马克思主义背景,其中不少作家本身就是员.拉美文学是与独立革命同时诞生的,离开玻利瓦尔、阿连德、格瓦拉、卡斯特罗、查韦斯等,就无法理解拉美文学.（31）

确实,与加西亚马尔克斯用这句话（“当面对行刑队的时候等”）开始讲述拉美现代化历史的寓言从而完成对现代文明的反思不同,很多寻根、先锋小说家带着新历史主义的视角返观现代中国的历史,以民间故事、传说、神话填充历史细节处的空白,完成的是对整个革命历史的颠覆与重写.时隔近20年这一问题才得到关注、被重新提出.这种历史“钩沉”、“补白”的工作,并非补足了原有的历史画面,而是由于以前被遗忘、被禁止记忆的因素的浮现,而改变了整个画面.（32）这种改变,无疑是新的历史语境中产生的新的话语/ 政治实践的结果.

另一个问题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并非一种“民族”文学.相反,它是西方文化直接介入下生长起来的.拉丁美洲是混血文明,如帕斯笔下的墨西哥,是“之子”.（33）安赫尔拉马（Angel Rama）甚至说,拉丁美洲本身就是西方文明的一部分.从语言、文化到人种,西方深深侵入拉美的血液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拉美“文学爆炸”的经验是非常特殊和个别的,并不具有普遍性,因此在中国搬演这一发展模式必然会遭遇“水土不服”.

再者,80年代中国文学界对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世界范围的成功这一事件,缺乏分析批判的态度.当然,它也是一种文化寻根――通过回归印第安文化、黑人文化,重新确认自己的祖先,从而颠覆殖民者所书写的历史.这一点从聂鲁达创作《漫歌》,阿斯图里亚斯翻译玛雅基切人的“圣经”《尔－乌》,卡彭铁尔对古巴黑人音乐的整理研究中都可以看出.杰姆逊认为,魔幻现实主义是一种生产方式的概念,文本的魔幻源于“前资本主义特征与新生期资本主义特征或技术特征相互重叠或共存”.（34）魔幻现实主义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魔幻＋现实主义”,而是拉美社会现实本身,是历史回来访问现实的那个时刻――“所有过去层面接合叠加（印第安文化的或前哥伦布的现实、殖民地时代、独立战争、专制制度、美国统治时代）”,（35）它们曾经在其他叙事中缺席,但却在魔幻现实主义文本中得以再现.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再申明他的作品不是魔幻而是现实、是历史,其政经脉络上的合法性恰在于此. 然而,西方对《百年孤独》最不关注的,就是它与拉美历史的隐喻性关联.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书写概括为：①融合了古老的印第安民间文化、西班牙的巴罗克文化、欧洲的超现实主义艺术；②福克纳的传人；③表现永恒的主题――死亡；④对全人类具有普遍深远意义.经过此番翻译,加西亚马尔克斯才能成为西方认可的文学大师.这同美国的文学批评家、译者“共谋”,忽视布莱希特的史诗形式,取消他的政治观和马克思主义,而将他变成某种自由人文主义者的翻译与接受策略如出一辙.如果不经过此番“翻译”,布莱希特就不可能进入美国的世界文学经典序列.（36）最终,《百年孤独》所引起的并不是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所希望的引起欧洲人对拉美异乎寻常的社会现实的关注,对拉美变革社会的努力的理解与支持；悲观地说,它最大的效果是在世界范围内生产了一种关于拉美文化与文学的定型化想象,比如西方人认为似乎只有《百年孤独》是拉美文学,而《跳房子》这样思辨的作品就不应该出自拉美作家之手.这种情形恐怕是加西亚马尔克斯难于预料的.

一种第三世界文学如何面对“后殖民”的世界?这也许是魔幻现实主义留给我们的一个重要课题.当我们羡慕拉美文学“成功”走向世界的时候,没有看到“成功”的背后失去的是什么,没有反思获得西方认同将付出什么代价.尤其是拉美文学虽然同时借重本土文化资源与西方现代文学传统完成文学现代化,但最终只是“融入主流”,难以说创造出“自己的”故事.在社会变革方面,无论是照搬资本主义模式,还是拉美传统左派僵化的苏联社会主义理想,还是各种各样的另类社会主义实践都以失败告终.智利军事政变之后,拉美革命陷入低潮.右翼军人政权再次成为拉美政治主潮,资本主义制度中最腐败的寡头统治横行.在世界性的告别60年代、告别革命的浪潮中,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市场即将出现的时候,加西亚马尔克斯――将社会主义视为拉美唯一出路的、拉美最坚定的古巴革命支持者――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如此反讽的事实,在中国语境中却被不加反思地书写成“同村的张老三变成了万元户”,“丑小鸭变成白天鹅”的传奇.寻根文学没能在历史反思与富于想象力的现代性探索之路上走得更远,其对拉美文学的借鉴也仅在文体层面上获得承认.80年代喧闹的拉美文学热中,对历史、对现实的反思都被放置在文学之外,最终更多的是剩下技巧的移植.对一种革命与介入的文学的接受最终加入了“告别革命”的话语建构,不期然间参与了新意识形态的生成过程,并使之在90年代最终成为新的文化统识.

注释：

（1）段若川：《安第斯山上的雄鹰――诺贝尔奖与魔幻现实主义》,武汉出版社,2000年,第p11页.

（2）全文发表于Hispania, 1955, No.38.本文参考收入论文集的版本,Angel Flores, “Magical Reali in Spanish American Fiction”, see Lois Parkinson Zamora & Wendy B. Faris(ed.): Magical Reali: Theory, History, Communit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09-117.

（3）弗洛雷斯本人是研究卡夫卡的专家.

（4） Luis Leal,“Magical Reali in Spanish American Literature”, see Lois Parkinson Zamora & Wendy B. Faris(ed.): Magical Reali: Theory, History, Communit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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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一般认为,德国艺术批评家弗朗兹罗于1925年最早使用了“魔幻现实主义”（Realio Mgico）一词,他那年出版了一本著作名为《后表现派,魔幻现实主义.当前欧洲绘画中的若干问题》（Nach-Expressionius, Magischer Realius. Probleme der neuesten europischen Malerei）.其实,弗朗兹罗是否是这一概念的发明者很有争议.但西班牙语中的“Realio Mgico”一词可能就来自弗朗兹罗.因为他的著作于1927年被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伊加塞特（Ortega y Gasset）译成西班牙文,并且将原本是副标题的“魔幻现实主义”提为主标题《魔幻现实主义――后表现主义》,对这一新鲜术语给予了突出强调.在弗朗兹罗那里,“魔幻”是对立于“神秘”的一个词,他选择前者是为了说明神秘不是被表现出来的,而是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因此他才会将魔幻同现实主义联系在一起.根据埃瑞克卡玛伊德－弗雷克萨斯（Erik Camayd-Freixas）的《“魔幻现实主义”批评简史》,四十年代,西语美洲文学首次借用了这一概念的能指,但是却赋予其不同于欧洲绘画的所指.其中比较重要的是彼特里在1948年批评委内瑞拉短篇小说时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借用――“一直在短篇小说中占据主导地位并留下深刻印象的观点是把人看作现实材料中的神秘,一种对现实的诗意的卜测或否定.因为没有别的词,或许可以称之为某种魔幻现实主义”.他从魔幻现实主义中看到了“自然主义的地方主义与艺术的现代主义的融合”.彼特里本人后来也被追认为拉美最早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家之一.（Erik Camayd-Freixas:Realio mgico y primitivio Relecturas de Carpentier, Asturias, Rulfo y Garca Mrquez,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1998, pp303－25.）

（6） 也是1948年,卡彭铁尔为自己的新作《人间王国》撰写的序言刊登在加拉加斯《民族报》上,在这篇文章中他提出了“神奇现实”（Lo real marilloso）的观念,莫内加尔教授誉之为“整个拉丁美洲新小说的序言”.几乎整个三十年代都在欧洲生活的卡彭铁尔也曾经亲身参与了那里的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但是很快他就发现超现实主义并不适合他,不适合他要表现的美洲大陆.由于“一种要再现美洲的强烈愿望”使他觉得“为超现实主义效力徒劳无益”,便离开了它.但是超现实主义使他发现了长久以来一直被拉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所遮蔽的“美洲现实生活的结构及其细部”,使他得以用新鲜的目光重新审视美洲.在这篇序言中,卡彭铁尔指出与超现实主义的“缺乏信仰的神奇”相比,美洲的神奇就是美洲的现实,不需要什么文学伎俩来想象和虚构它.在卡彭铁尔那里,神奇现实必须来自现实,不存在非现实的神奇、罕见和怪异.而现实的神奇产生于现实所经历的“突变”.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卡彭铁尔扬弃了欧洲超现实主义而回归美洲历史与现实.与彼特里仍有些含混犹疑的“魔幻现实主义”概念不同,卡彭铁尔的“神奇现实”主张不仅很有说服力,而且以《人间王国》出色的文本实践产生广泛影响.至于“神奇现实”是否等同于魔幻现实主义,历来争论不休.

Luis Leal, “Magical Reali in Spanish American Literature”, see Lois Parkinson Zamora & Wendy B. Faris(ed.): Magical Reali: Theory, History, Community,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119-124.

（7） 《外国文学情况》是“”中人民文学出版社创办的报道外国文学现状的内部刊物.后来的《外国文学动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主办）、《外国文学报道》（上海社会科学院情报文学研究所主办）性质与之类似.当时拉美文学情况主要是王央乐编译的,曾用署名炜华.

（8） 《一九七五年的拉丁美洲文学》,《外国文学情况》,1976年2月.

（9） 《外国文学动态》1979年第3期.

（10）《外国文学动态》1979年第8期.是林一安最早将realio magico译为“魔幻现实主义”,这个译名后来流传开来.但陈光孚似乎对这一译名有保留意见,参见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花城出版社,1986年版,第8－9页.

（11）陈光孚：《“魔幻现实主义”评介》,《文艺研究》1980年第5期,第131页.在此前后,《译林》、《河北文学》、《译海》、《广州文艺》等刊物,也都刊载有关“魔幻现实主义”的介绍文章.

（12）参见张国培编：《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资料》,南开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

（13）韩少功语,引自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14）李陀：《“现代小说”不等于“现代派”――李陀给刘心武的信》,《上海文学》1982年第8期.

（15）李陀语,引自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16）1984年由《上海文学》、浙江文艺出版社、《西湖》杂志社联合主办的一次当代小说研讨会.

（17）蔡翔：《有关“杭州会议”的前后》,林建法、徐连源主编《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88－93页.

（18）蔡翔语,引自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19） 王尧：《1985年“小说革命”前后的时空――以“先锋”与“寻根”等文学话语的缠绕为线索》,《当代作家评论》2004年第1期.

（20）戴锦华是在批评同期电影中的文化寻根实践――第四代导演1982年以降的第二期创作――时做出这一描述.见戴锦华《雾中风景》,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6页.

（21）李洁非：《寻根文学：更新的开始（1984－1985）》,《当代作家评论》1995年第4期.

（22）南帆：《冲突的文学》,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8页.

（23）[古巴]卡彭铁尔：《小说是一种需要》,第9页.

（24）[阿根廷]科塔萨尔：《科塔萨尔论科塔萨尔》,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页.

（25）梅帅元、杨克：《百越境界――花山文化与我们的创作》,《广西文学》1985年第3期；杨克、梅帅元：《再谈“百越境界”》,《广西日报》1985年11月12日.

（26）刘蜀鄂、唐兵：《论中国新时期文学对〈百年孤独〉的接受》,《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3年第3期.

（27）吴亮主编：《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28）孟繁华：《魔幻现实主义在中国》,《魔幻现实主义小说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8年,p10.

（29）[乌拉圭]马里奥贝内德蒂：《承诺的康复》,引自赵德明译文手稿.

（30）[哥伦比亚]加西亚马尔克斯：《两百年的孤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69页.

（31）韩毓海：《“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们身份的确认》.该文是为《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所写的书评,本文引自“左岸文化网”.省略,“重估拉美”专栏.

（32）戴锦华：《犹在镜中》,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2－3页.

（33）[墨西哥]帕斯：《玛琳琴的子孙》,段若川译自《孤独的迷宫》,见赵振江主编：《帕斯选集》电子版,作家出版社待出.

（34）（35）[美国]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张旭东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第566页,第567页.

（36）Susan Basst & AndrLefevere (ed.), Constructing Cultures: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ppxv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