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真义与政治排斥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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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 要 关于的定义很多,但是主要可以从理论基础､,制度安排和实践保障3个方面加以界定｡,的理论依据是人性的不完善,的制度安排重在监督和规范权力拥有者的言行,防止权力的误用乃至滥用,从实践上严格保护少数,强调少数人的利益不能被所谓的“大众利益”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任意牺牲｡,近年来新出现的政治排斥理论说明,任意剥夺所谓“少数人”政治权利的做法是违反原则的｡,

关 键 词 理论基础 制度安排 实践保障 政治排斥

作 者 谢维营,江西上饶师范学院教授｡,(江西上饶:334001)

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却是最不坏的制度,因而近代以来一直是人心向往的理想蓝图｡,关于的含义,据说有200多种不同的说法｡,从大的方面看,就有古希腊的奴隶主､,近代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等等｡,即使是当代资产阶级的理论,又可分为精英论､,多元论､,参与论､,制度论､,技术论等等｡,[1]但至今还没有任何一种关于的解释,在全世界取得一致的意见｡,可见,要谈的“真义”是何等困难！不过,问题的难度大并不等于人们不能对它说点什么｡,

有人说:是多数人说了算,专制则是少数人说了算｡,这种说法值得商榷｡,

专制当然是少数人说了算,甚至是一个人说了算,奴隶主专制､,封建君主专制､,法西斯专制等等,都是少数人甚至是一个人说了算｡,问题主要出在对“”的界定上｡,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首先是一种国家制度｡,马克思说:“是作为类概念的国家制度｡,”[2]要说在制度的层面上,是多数人说了算,那是大体正确的,如果说在任何时候都是多数人说了算,则不符合事实｡,国家选举总统,候选人只有两个或几个,谁当选只能多数人说了算,总统选出来后,制定大政方针,安排财政预算,决定工作日程,那只能是少数人说了算｡,这时候如果也要多数人说了算,不但没有效率,而且实际上将无法工作｡,

那么在制定大政方针､,安排财政预算､,决定工作日程等问题上就不要了吗也不是｡,在决定这些问题的时候,也有一个发扬作风,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也需要集中众人智慧,力求这些具体决策更科学､,更合理､,更符合实际一些｡,这是在小范围内的｡,不过这种,主要是一种作风｡,这种作风的贯彻与否,有时在制度下与专制制度下没有多少区别,即使是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中也有不少开明君主注意集思广益,乐于吸取群众中的合理意见｡,中国古代的“明君”“贤相”大都具有乐于听取不同意见､,集思广益的优点,中国古代的封建思想家也有许多建议统治者广开言路,倾听民众意见的主张｡,因此,我认为,与专制的区别不能仅仅在多少人说了算的问题上做文章,而必须从理论基础､,制度安排和实践保障3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在理论基础上,制度的理论依据是人性的不完善(极端的说法叫“性恶论”),而专制制度则把人分为不同的等级,除了认为“小人”即绝大多数人本性不良外,也承认所谓的“圣人”,这些人由于本性善良而可以抵御各种诱惑｡,前者认为,人都是有缺点有弱点的,任何人概莫能外,都应该受到监督和制约,权力越大,权力的拥有者能够作恶的机会就越多,因此对于掌权者要严加防范,而后者则认为,某些所谓的“圣人”即“杰出人物”或“领袖人物”具有超凡的意志､,至上的能力和无比高尚的道德品质,社会的进步和百姓的福祉都有赖于“明君贤相”的出现,因此,某些“圣人”即“杰出人物”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们的权力不应当受到监督,他们的行为不应当受到制约,他们是人民的“青天”或“救星”｡,

其次,在制度安排上,制度立足于人性的不完善,重在监督和规范权力拥有者的言行,防止权力的误用乃至滥用｡,在制度下,一方面,用高薪和优厚待遇保证最优秀的人才愿意加入社会公共管理的队伍,以便防止公共权力被无才无德､,不学无术､,尸位素餐者肆意霸占,另一方面,所有的掌权者都被视为“经济人”,他们也有实现自身最大利益的愿望｡,对于制度安排来说,与其设想官员都是“清官”,不如把他们都看成是“刁官”(当然,实际上的官员是不是“刁官”不能一概而论,更不能一棍子打死,制度安排与认识论中人们对个人或全体的价值评价不是一回事),必须时时､,处处防止他们利用公共权力谋取一己或小集团的私利,用政务公开的办法对其实行监督｡,对于百姓来说,他们被制度的设计者视为与权力拥有者抗衡的基本力量,在制度上处处照顾他们的利益及其表达｡,这种制度安排可以通俗地表述为:对于官员来说,凡是法律没有明确允许的,都不能做,对于民众来说,凡是法律没有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以便充分保障公民的个人权利｡,相反,在专制制度下,掌权者被视为社会的“精英”,不但对他们吹捧有加､,信任有加､,袒护有加,而且千方百计限制民众对他们的制约和监督,出了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官官相护｡,对于民众则把他们视为“刁民”,是必须加以严密控制的对象｡,如果发生官民冲突,一定是“刁民”闹事｡,因此,专制制度的核心是防控“刁民”犯上作乱｡,为了使广大群众心甘情愿被统治愚弄,专制制度总是把社会公共管理变成少数人的事情,限制人民议政参政,“莫谈国事”,政治变得凝重而神秘｡,“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实施策是专制制度下的普遍现象｡,

最后,在实践保障上,制度严格保护少数,强调少数人的利益不能被所谓的“大众利益”或“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任意牺牲｡,美国政治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认为:在现代社会中,“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3]｡,的原则是“少数服从多数”,的精髓却是“多数保护少数”｡,如果没有后面这一条,“少数服从多数”就极易异化变质为“多数人的暴政”｡,与“多数”相比,“少数”处于弱势地位,声音弱小,力量弱小,无论在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无法与“多数”抗衡｡,如果不能在实践上保障“少数”的利益和地位,就决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因为“”的实质是要保证公民人格的独立和权利的自由,少数人的意见被轻易否定甚至由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而被“残酷打击”,就会使普通公众产生严重不负责任的“从众”意识,唯权势者的马首是瞻,“少数服从多数”最终就一定会变成“多数服从权势”｡,这是古今中外无数所谓的“”变成的“暴政”的最根本原因｡,专制制度总是借用“天”､,“神”､,“爱国”､,“革命”(希特勒和等人的著作中“革命”一词的出现频率相当高)等名义,把一切“少数人”的但却是真正的自由思想视为“异端”,通过自己掌控的政治权力和话语权力煽动所谓的“多数人”对这些“少数人”进行告密､,揭发､,打击､,迫害,甚至实行肉体消灭､,群体屠杀,上演了一幕幕残暴而的人间悲剧｡,例如,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的德国纳粹党是通过所谓的“”选举上台的,但是此后由于煽动民族仇恨,残酷迫害“持不同政见者”,用“爱国主义”的叫嚣使数千万德国人变成了纳粹的狂热拥护者,推动“德国战车”在侵略战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当时的德国,不管是战争决策,还是残杀犹太人,如果实行“全民公决”,纳粹必定胜出,这确实是“少数服从多数”,但决不是真正的｡,可见,盲目崇拜“民众”的力量而忽视制度的建设,会导致多么严重的后果｡,我们判断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是否“”,不能靠名称是否出现“”字样､,“”口号是否响亮来评价,而应该看被称为“少数人”的权利是否得到法律的切实保障｡,任何国家的统治者如果想真正实行,就必须从保护“少数”做起,切实保障公民的宪法权利｡,

最近几年来新出现的西方国家政治理论研究的“政治排斥”问题,实际上也就是从反面提出了如何正确保护少数的问题｡,所谓政治排斥,是“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在一定程度上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没有公平获取政治资源,享受政治权利和履行政治义务的状态”｡, “政治排斥是与精神不相容的,不利于社会稳定和社会融合,会阻碍政治发展的进程,并增大政治发展的风险｡,”[4]一定的社会成员或者社会群体(即使是所谓的少数人)如果长期被排斥在政治生活之外,没有政治权利,不能履行政治义务,就根本谈不上这些人的政治参与｡,它对于国家的制度和民众的生活的破坏作用是显而易见的｡,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政治理论中有一种说法,叫做“决不给极少数XX分子以权利”,或者叫“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这其实就是一种典型的“政治排斥”｡,因为按照“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既然这些人在整个社会只是“极少数”,那么无论给他们多少“权利”,他们也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决定权｡,给“少数”以“权利”,不过是给这些人以发表自己的意见的机会而已｡,作为执政党,只要自己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就不应该害怕任何人以“”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不同意见的争论可以使执政党在多种意见中进行比较选择,“择善而行”｡,它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唯一可怕的是某些当权者利用这样一种理论钳制社会舆论,扼杀不同意见,为贯彻实施错误决策扫清道路｡,而现实情况恰好如此:某些人用这种理论,肆意剥夺另一些人的政治权利｡,具体做法是:先指认某些人为“XX分子”,然后宣布不给这些人以“”,并对其实行“”甚至是“群众”｡,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种剥夺最终到了人人自危､,“洪洞县里无好人”的地步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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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指出,某些人所热衷鼓吹的“政治排斥”,是根本违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原则的｡,马克思从人的解放出发,高度赞美人的思想自由,反对一切社会排斥｡,他认为,每一个人都有权利发表自己的意见｡,他对于当时的普鲁士政府扼杀思想自由的做法深恶痛绝｡,1842年初,他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尽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5]不能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批判反动阶级的专制统治而主张“无产阶级专制”｡,他们不但对封建地主阶级､,资产阶级专制政府限制思想自由坚决反对,而且要求无产阶级政党更要充分保障党员的思想自由权利,对无产阶级政党限制党员的做法提出尖锐批评｡,1889年,恩格斯在批评丹麦工人党将持有不同观点的党员开除的做法时,曾经指出:“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判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吗”[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