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安全到人本安全:政治安全范式的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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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日益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对政治安全的维护逐渐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叉领域,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使得国际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得以拓展和深化,并分化为不同的流派和研究范式.这些理论范式虽然大多源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但也对我国政治安全的研究理念和视角产生了重要启示.中国政治安全理念和范式的确立.必须在批判地吸收国外安全理论研究各流派合理构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自己的方位和走向：中国的政治安全不是单向度的,而是复合的和交互的,即将人本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结合起来,并且积极创造条件,由传统的防范式安全观转变到以保障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安全观.

关 键 词 ：政治安全；传统安全；人本安全；研究范式

中图分类号：D035.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3）01-0016-07

对政治安全的研究,学者们习惯于从政治安全的主体、政治安全的核心议题、维护政治安全的手段和途径等方面来进行分析,与国家安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等研究进行区分并重新定位,以期政治安全的议程设置更加明确具体,从而为维护政治安全的行动逻辑提供理论支持.而在总体上,较少有人把政治安全的理念价值与政治安全研究的科学性、有效性问题结合起来讨论.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我国面临的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必须坚持以国家核心安全需求为导向”,“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保障国家和平发展”.就国家内部安全与发展而言,我们也应该意识到,“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免于物质的匮乏和精神的恐惧,才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美国视角和欧洲视角的安全理论而言,其主要是源于西方语境的阐释,这些理论无疑对研究我国的政治安全问题提供了多元的借鉴路径,但由于西方各种安全理论的侧重点以及价值理念的差异.对安全的界说重点以及实现路径也就各不相同,因此,如何以更具包容性的视角,吸收西方安全理论的合理成分.以推进我国政治安全理论的深入研究,对转型期的中国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政治安全研究的学术语境定位

要研究政治安全问题.首先要理解“安全”的内涵.根据巴瑞布赞（Barry Buzan）等人的界定,“安全是关乎生存的.当一个问题被作为对一个特定的指代物构成存在的威胁（existential threat）提出时,它就是安全”.当一国政治体系被作为指代物时,安全就是对国家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秩序的威胁.具体来讲,政治安全是指一国政治体系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协调运转,维持政治结构和政治秩序的基本稳定,适应国内外政治环境的变化从而确保政治运行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的良好状态.它通常可以从国家主权、政治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政治秩序、执政党执政地位等几个方面来衡量.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把国家视为客观存在的实体.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地位独立是国家实体存在的具体表现,对这三者体现的价值的维护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高目标,其针对的主要是来自外部的极具破坏性的军事威胁和武力侵略.而政治安全除了要考虑来自外部的威胁外,还涵盖了国家内部对政权合法性的挑战,即要确保国家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受到民众的认同和拥护.可见,政治安全与传统国家安全有着紧密的联系,但随着政治现代化进程的加速,其内涵和外延无疑大为拓展了.

后冷战时期欧洲国家和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崛起,使世界地缘政治格局不断重组,随之而来各国的经济版图和辐射力也得以重新调整,一些非军事性的威胁和安全问题开始逐渐取代军事安全成为各国安全战略关注的重点.诸如大范围传染性疾病、自然灾害、生态危机、金融危机、人口危机、国家认同危机、民族冲突危机等非传统安全问题此起彼伏,这些危机的突然爆发可以极大地摧毁民众的心理承受力,它所带来的破坏力和心理阴影有时甚至比一场小规模的武装冲突更为严重和持久.如果这些非传统安全问题不幸造成了国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程度的急剧倒退.有可能还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定因素,造成新的社会动荡并直接威胁到国家现政权的稳定.因此,作为一种安全的新威胁,非传统安全问题随时都有可能替代军事安全而成为国家和整个人类的安全大敌.

“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就是一切免于由非军事武力所造成的生存性威胁的自由”.它是一种广义安全,与传统安全主要研究国家间的安全互动和单纯侧重于军事安全议题相比,非传统安全主要关注“跨国家”的安全互动以及国家内部产生的安全威胁,其重心侧重于非军事安全问题对国家和国际安全造成的影响（两者的差别详见表1）.如2003年突然爆发的SARS疫情,不仅夺走了数百人的生命,同时给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和中国造成了持续性的心理恐慌,给人们正常的社会活动造成了障碍,更严重影响了实体经济的良性发展.再如2008年始发于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危机,犹如一场大地震,使美国遭遇了长达一年的经济衰退,这一金融动荡还直接影响到欧洲的银行,其因参与美国抵押贷款而举步维艰,发展中国家则因为出口需求减少而身陷困境.这次金融危机波及全球金融体制,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使得大批知名企业破产,失业率随之大幅增加,银行业出现信贷危机,实业同样也大受影响.由此可见,非传统安全’因素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势必成为各国重点关注的安全战略议题,其关注度甚至超越了传统军事安全问题.在这些新问题的侵扰下,虽然国家实体并没有受到别国的直接武力侵犯,但是民众却依然普遍缺乏安全感,由此而造成了社会秩序的紊乱,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也构成严峻的考验.

可以预见,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政治化进程的深入,非传统安全因素将日益成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变量,其对政治安全的影响力也会不断强化.因此,对政治安全的维护逐渐成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交叉领域.对政治安全理论的研究也将随着近年来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兴起而开拓新方法,从而不断丰富政治安全研究的层次和观察的视野. 二、安全研究范式演变推动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

从研究逻辑来看,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是安全研究范式演变的必然要求,其演变过程与传统安全向非传统安全转变相伴随.如果说冷战结束后世界安全格局的深刻变化是非传统安全理论产生的外部条件,那么由全球化带来的诸如环境恶化、民族认同、国家内部冲突等各种社会问题则直接成为人们超越国家本位主义对安全理论进行反思的内在动力.

伴随着传统安全理论研究的日渐式微,非传统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不断得以拓展和深化,并分化为不同的流派和研究范式,主要包括建构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批判安全研究、女性主义安全研究、人的安全研究等.布赞和汉森（Lene Hansen）把这些理论范式大体分为“美国路径”（大部分常规建构主义及批判建构主义）和“欧洲路径”（批判安全研究和哥本哈根学派）,而女性主义同时向欧洲和美国的传统视角提出了挑战（不同安全研究范式的主要差别详见表2）.比较而言,传统安全观的伦理向度以是否有利于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安全作为评判的标准,表现为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而非传统安全观更趋向于关注人类自身的安全和伦理关怀,力图摆脱国家中心论的束缚.本文试图从安全研究视角的指涉对象是优先关注国家还是个体,以及安全研究范围是否偏重于军事一政治领域两个层面,把国际安全研究的诸多理论流派大致作一个概念图谱的描述,以厘清各理论范式之间的差异及其演变轨迹,并思考这种范式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转换之间的某种内在逻辑.

传统安全研究.在冷战结束之前,安全研究深受理性主义的影响,它借助微观经济学的理性选择理论,把视角聚焦于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工具理性方面.

在理性主义者看来,由于行为者能正确预见其某种行为的结果,而结果又可以通过理性预测来解释,因而只有那些按理性行事的行为者才有机会获得成功.他们认定国家的最高目标不是权力就是安全,拥有权力就获得安全,因此,国家必须采取理性的策略追求与自身实力相符的利益,而这种理性常常倾向于想方设法地增强自身实力,震慑和削弱对手,从而获得国家安全.

而传统安全研究即是由理性主义所主导的,在传统安全研究视角中,普遍认为国家面对的不安全因素主要是国家间军事武力的威胁,这种局限于武力使用的过于狭隘的安全研究范式常常忽略文化、道德、规范等观念性因素对国家间安全关系的影响,导致其强烈的国家中心主义倾向.传统安全研究片面强调国家和军事中心主义,而国家为了确保自身的安全.只有不断巩固自己的军事力量和建立联盟才能与更具威胁的国家相抗衡,如此一来,军事竞赛和军事联盟不可避免.这样一种紧张状态一旦成为常态.就意味着国家总是处于不安全的境地.时刻要面对各种不同的威胁,而这种隐形的威胁极易形成循环的不安全或对抗心理.

以冷战的结束为界限,影响国际安全的因素逐渐增多,除了军事一政治因素外,还有经济发展、生态环境等各种因素.随着国家间的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共同利益不断增多,传统主义者已经不能应对后冷战时代的挑战,安全研究关注的范围由此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占据安全研究中心议题的不再是军事事件或传统主义者所定义的大国事件了,因此,传统安全研究范式也必须寻求突破.20世纪90年代之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使人们将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安全领域由高政治转向低政治.但高政治问题和低政治问题之间已经没有严格的等级之分,“所有问题都附属于军事安全的时代不复存在”.

建构主义学派.与传统安全研究不同,建构主义超越了理性主义路径,特别强调了观念因素的重要性.奥努夫（Nicholas Onuf）1989年第一次将建构主义这一术语引入国际关系研究,把语言和规则作为理论核心,倡导用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世界政治.在建构主义学派看来,安全并不是外在于国家而客观存在,等着分析家和政治家去发现的,相反,它是由人类主体之间的相互理解而创造的,正如社会世界是由生活于其中的人构建和重构的.⑧虽然他们仍然关注军事、国家中心议题,但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分析方法,把文化、身份、规范、理念、认同等作为重要的分析变量,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因而使传统的安全议题有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和视角.

建构主义内部分为常规建构主义和批判建构主义两个分支.1996年,卡赞斯坦（Peter J.Katzen-stein）将建构主义的方法用于国家安全研究,其代表作《国家安全的文化》更是成为常规建构主义的标志性著作.他在书中指出,建构主义者能够证明安全的观念因素能够更容易地解释那些“超越军事问题或民族国家为核心”的安全概念.常规建构主义这一安全范式主要流行于美国,它在扩展安全概念上最不激进,总是将自己定位为一种较为传统、范围较为狭小的安全研究.虽然仍然关注与国家中心和军事中心的议题,研究重心看似与战略研究相似,但它“选择通过观念因素而不是物质因素来解释国家安全和军事安全”,从而使安全研究的深化和拓展路径从客观主义走向主观主义,从理性主义走向文化建构主义.20世纪90年代后期批判建构主义开始从常规建构主义流派中分离出来,它主要源于美国,在欧洲比较流行.批判建构主义主要关注军事安全,但也开始更多地面向国家以外的集体行为体.

建构主义也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如传统主义者以及其他安全流派认为建构主义并未在指涉对象上超越传统论者,它只是对传统安全理论进行了补充,并认为它“本质上是理性主义的”.依此观点,常规建构主义并未对“安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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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本哈根学派.这一学派出现于20世纪90年代初,其代表人物是巴里布赞和奥利维夫（OleWaever）,他们出版了大量区域安全和全球安全关系研究方面的著作.这一学派对拓展安全研究贡献了两个有价值的概念：社会安全（societal security）和安全化（securitisation）. 社会安全被定义为“在变化的条件中以及在面临潜在或实际的威胁下,一个社会保持其基本社会特征的能力”.这意味着,在国家作为政治、军事、环境和经济安全的指涉对象的同时,社会也成为社会安全的指涉对象.总体上,哥本哈根学派在安全的指涉对象上.采取的是较为保守的立场,既对两个可能性的集体指涉对象即国家和社会进行了限制,又将安全拓展到个人和全球层面.而安全化的过程是对安全指涉对象建构一种存在性威胁,并号召人们采取特殊的应对方式去消除这种威胁.安全化“将一些问题要么设定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议题,要么居于政治之上”,因此,它也是一种限制安全概念过度扩展的手段,它通过话语的形式将安全的定义固定下来.

当然,哥本哈根学派也受到了挑战,比如说有学者认为它错误地将安全和生存联系在一起,是一种国家中心主义的、话语主导的、保守的、政治上被动的研究范式.另外,在方法论上,哥本哈根学派把安全定义为一种特殊的“语言一行为”.使安全问题转化为一种特殊的修辞结构或安全逻辑,使得安全化理论也存有一定的模糊性,“安全”的界定变得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标准.

批判安全研究.批判安全研究是国际关系批判理论的一个分支,冷战后在英国比较兴盛.它奠基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在政治规范意义上批评哥本哈根学派提出的两个核心概念,并在规范性目标上强调了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在概念层面,批判安全研究认为个体的人才是安全的最终指涉对象,国家并非安全的可靠提供者.相比于环境安全、粮食安全和经济安全,国家间战争发生的可能性更小,威胁程度也更低.这导致了一个全球安全的悲观主义观点：国家导致个人不安全,而不是创造稳定和繁荣.

批判安全研究的批评者认为,坚持将个人作为指涉对象并与国家相对立,不过是重复了那个非要在两者中选择其一的经典型错误.所有的政治概念都阐明了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关系,因而一个仅仅指向个人的指涉对象是不可能实现的.解放个人必须被置于集体层面的解决方案中,认为个人层面就能解决问题不过是一种乌托邦式的设想.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性别缺失是国际安全研究的一个显著特点,传统的军事一国家中心取向的安全研究没有为性别与安全留有空间,一系列以性别为特点的安全问题在以国家为中心的安全研究中一直被忽视.因此,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反对传统安全研究.强烈呼吁要更少地从国家中心和军事方面来考虑安全问题,号召将“女性”和“性别”作为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这种基于女性经验的研究视角在国际安全研究中自成一体.

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同批判安全研究一样都号召安全研究要分析一个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包括个体层面的“女性”以及非军事安全的领域.这深化了安全的指涉对象,扩大了安全的适用领域.然而,大多数关于性别与安全的研究并非理论性的,也并非直接涉及安全的概念,而只是一些低理论的、经验性的类型.这意味着,女性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事件来推动的.

人的安全研究.联合国发展署在1994年提出了“人的安全”概念,将安全概念扩大成为一个包含“发展”的概念.联合国发展署最初对人的安全界定的逻辑是,应该在领土防卫、国家利益及核震慑基础上拓展至“普世关注”与冲突预防以及更为紧要的展开全球合作以消除贫困与不发达.与批判安全研究相近,人的安全研究议程包括贫困问题和对人类的其他潜在威胁,因此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

人的安全研究的指涉对象从民族一国家转移到了“人民”,关注人在社会中如何生存、如何自由选择、多大程度上可以获取市场与社会机会以及生活于冲突还是和平之中.这意味着扩大了安全威胁的类型与领域,意味着安全也适用于环境、人口增长、经济机会不平等、移民以及恐怖主义等领域.正因为如此,“人的安全”因其过于宽泛,导致学术与政治上的“空洞”而遭到质疑.如帕里斯（Roland Paris）指出,如果“人的安全”意味着几乎所有的东西,那么它其实什么都不是.还有一些批评者如布赞认为,“安全”与“人”联结,其实质是一个人权议程,并无多少新的内涵以助于理论的分析,也无多少与人权讨论的区别以体现实际的价值.无论“人的安全”的指涉对象是“集体”还是“个体”或者是作为整体的“人类”,都有可以替换的与之对应的概念.因此,“人的安全”在国际安全研究中缺乏作为分析框架的理论价值.人的安全确实是一个宽泛的议程,在人的安全的边界不断受到质疑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自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人的安全”概念之后,欧盟、加拿大、挪威和日本等对这一概念进行了广泛的应用.加拿大政府甚至为“加拿大人的安全年会”提供经费支持,并自2002年起不断出版“人的安全”电子期刊.总之,在人的安全的争论中,极为关键的或许是它既体现了制度化的价值（其概念由联合国发展署提出,并被多国采纳）,也证实了一个概念的成功与失败并非完全由学术标准所决定.

以上是国际安全研究的几种主流范式.除了上述理论范式之外,还有后殖义、后结构主义安全研究等等其他理论流派,限于篇幅,在此不一一呈现其理论特点.总体上看.这些理论范式都是源于西方发达国家语境,寻求后冷战时期从多角度对安全概念进行拓展.安全研究是一个多种理论并存与竞争的领域,然而,无论这些理论流派如何争鸣,都反映了不同文化、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学科的社会群体对于安全的各不相同的主观感知.毫无疑问,这些学术争论受大国政治所影响,它们所讨论的安全概念范围、安全议程必然存有差异,而这种差异性也客观上促进了国际安全研究路径的拓展与深化.

严格说来,这些安全研究范式的演变并不遵循理论逻辑和发生时间上的衔接性和延续性,但是这种演变与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有着必然的联系.如,安全威胁来源由国家行为体开始转向非国家行为体,凸显了传统安全研究范式的局限；建构主义把规范、理念和认同等分析变量引入安全研究,强调国家主体间安全行为的互动性；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了社会安全和安全化概念：批判安全和女性主义安全研究强调更为宽泛的安全指涉对象,认为个体安全甚于国家安全,应该关注个体安全和个体解放；人的安全的提出,直接强调人类安全应当是安全的主要客体,等等.这些安全理论成果给中国政治安全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使国家安全研究向政治安全研究转变,传统安全研究向非传统安全研究转变,促使了政治安全研究范式的转换. 三、人本安全：新时期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在社会的转型期,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增多,传统国家安全研究者已经不能应对时代的挑战,不能从容地面对层出不穷的现实安全问题.在此意义上,政治安全研究已然突破了军事的和国家中心的安全议题的狭隘性,正在寻求安全概念的扩展路径,这是对国家安全研究指涉对象和范围上的超越.国际安全理论流派对于我国政治安全研究最大的理论贡献莫过于研究者在思维观念上的变化,即安全的落脚点究竟是国家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抑或是全球的安全,安全研究的范围是军事中心的或是其他更广泛的领域.在批判地吸收国际安全理论研究各流派合理构想的基础上,也许中国政治安全理念和范式的确立可以从中得到某种启示：中国的政治安全不是单向度的,而应该是复合的和交互的,即人的安全得到充分保障的政治安全.政治安全需要有效地维护的人的安全.概括来讲,就是必须树立以人的安全为中心的人本政治安全观.在此,我们特提出“人本安全”（humanistic securi-ty）的概念,以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human security）相区别.

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是社会关系的核心指向.当然,人可以理解成个体的人、群体的人以及作为类存在的人.政治安全体系的构建,在本质上就是以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为本原起点和价值目标的,作为社会活动主体的人的生存状态的优化以及人的自主自由发展是政治安全的最终评判标准.我们所倡导的人本政治安全观既不属于中国传统的民本政治文化,也不同于联合国发展署提出的人的安全理论,因为其指涉对象不局限于人类个体的安全,而应是人本安全和政治安全互为促进的和谐统一.概括来讲,政治安全为人本安全提供切实的保障,因为个人只有在安全的环境下才能获得自由全面发展的机会,而人本安全则是政治安全的目标和最终归宿.因此,人本安全就成为新时期中国政治安全的价值追求和发展走向.

第一,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国家的认同感,为国家主权安全提供坚实的民众基础.在一个法治的国度,注重发挥民众在国家和社会治理中的聪明才智,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保障社会公平正义,能有效增加对国家的认同感.关于国家主权和人权的争论由来已久.传统安全论者认为,生存和安全是每个主权国家的利益核心,只有在生存和安全得到保障的前提下,各国才能安全地追求其他利益（目标）.但随着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凸显,非国家行为体开始更多地关注人权、公正、生态平衡等公共价值,甚至有西方学者开始极力宣扬人权高于主权的理念,这虽然有一种打着“人权”的幌子干涉他国事务的嫌疑,但正如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所言,“国家主权必须不再被用作粗暴践踏人权的挡箭牌”.

必须承认,安全实质上是作为个体的人所面临的一种状态,因此,要重视社会化的个人所获得的保障或受到的威胁,不能一味以“国家至上”解决问题.而要考虑不同行为体之间的协调和平衡.这意味着既要承认国家的权威,又要看重社区和个人的独立声音：既要承认物理层面加强主权的意义,又要看重体制层面和政治的价值.应将国家总体的安危与公民个体的安危结合起来,或者说,将个体安全作为总体安全的基石.只有个体认同国家的合法权威,国家才有权界定个体安全的范围,因此,个体安全概念和集体/国家安全概念无法割裂.

第二,树立人本安全观能有效提升执政党的执政安全.个体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全是政治安全之本,中国要增强其执政合法性基础与执政能力,必须实施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执政理念,确保人的安全和社会的安宁,切不可本末倒置,以牺牲人的安全和社会的稳定来获得执政安全.没有民众从内心认同和支持的执政安全只是无源之水,这种安全其实只能是表面上的暂时的安全,而这恰恰是最不安全的.人民群众是执政的服务对象,只有强化安全问题的人本关注和社会关怀,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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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利于促进民众有序参与,确保政治秩序安全.政治秩序安全体现为政治结构和政治体系保持基本稳定并有效运转,政治参与活动有序进行.在网络时代,微博等传播工具的主要特征体现为社交性和自媒体性,如果网民没有其他畅通的政治参与渠道,无法及时表达个体或所属群体的政治诉求,就很容易转向微博等自媒体工具满足其参与动机.当网民的言论或披露的不确定信息涉及社会公共危机事件或敏感事件时,这种自媒体就很容易转化为公共媒体,引发围观.由于网络海量信息的即时扩散性,利用网络舆情监测工具实行实时监测进而进行有效疏导和控制毕竟是一个事后措施,终究不是网络化治理时代的优选方案.在社会贫富悬殊以及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的情况下,树立人本安全观,真正尊重民意,以民生为本,将极大地缓解社会矛盾,提升民众的安全感和幸福感.而对于这种安全感的依赖将有效缓解广大民众在参与政治生活时的焦虑感.保持克制,促进理性有序参与,从而确保政治秩序的长久稳定.

第四,树立人本安全观能调动社会各阶层的积极性.社会正能量的持续积累有利于维护政治制度安全.坚持人本安全观,首要的就是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把社会个体的安全和群体的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权益,让政治安全和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只有提高人民的社会权利并增强人民的满意度,才能充分激发社会各个阶层的潜能,使社会各个阶层的积极性能够充分地调动起来,使全体人民在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各尽所能、各得其所.只有确立广大人民在政治生活中的主体地位,才能妥善协调不同社会阶层、群体和地区之间的利益矛盾.特别是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制度性保障.也只有构建以人为本的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安全的社会保障机制、有效的社会沟通机制、敏感的社会预警机制和有效的矛盾疏导机制,才能有效推进政治制度文明的建设,维护政治制度安全.

第五,树立人本安全观有助于推动政治意识形态创新.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从政治的本原来看,“任何政治学体系的逻辑起点和现实起点都应是人本身.可以说有什么样的人的观念,便有什么样的政治学说”.人民的政治认同和支持,是中国执政的合法性基础,只有尊重人民群体的政治主体地位,以提升社会个体的满意度为目标和根本动力,加强政治意识形态创新,才能确保政治意识形态的优化.

在后传统安全时代,非国家行为体的暴力和破坏行为对于国家或社会安全价值观的威胁并不亚于国家行为体的军事侵略,如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和发生在2012年9月13日的由美国宗教电影引发的利比亚美国大使馆骚乱及全球伊斯兰国家的反美浪潮,都以一种极端的形式警告国际社会,必须关注非国家行为体的地位和利益.可以说,在一定意义上,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凸显正在使传统安全理论的窄化研究向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并重、国家安全与公共安全结合的全面研究回归和提升.只有树立人本安全观,尊重社会个体和特定群体的利益和安全需要.国家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才可能被最大程度地认同和接纳,才能最终促进政治意识形态的安全和优化发展.

结语

当前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时期,改革开放不断触及深层次的体制性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撼动着社会既得利益群体的地位,社会制度系统（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家庭制度）存在一定程度的制度变迁,在社会转型期的种种特征也恰好对应着社会发展序列中的非稳定状态,因此,在国家安全、社会安全和经济安全受到重视之后,政治安全的维护理念和制度建设也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的高度重视,特别是传统安全范式正在向人本安全范式转变.“人本安全”虽然借用了联合国发展署的“人的安全”概念,但由于语境和国情的不同.与单纯的“人的安全”的内涵又有着显著的差别.总体上,“人本安全”是一个综合的概念,人本安全观是一个超越一切狭隘安全观的具有统摄性的本原性的安全观.我们不认同将政治安全、社会安全、人的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人类安全、全球安全相互对立起来的观念,真正的安全理念和范式应该是人本安全、社会安全和政治安全保持高度统一与和谐的良好状态.而政治安全则应是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所谓“政治是统率、是灵魂”只有在人本安全的理念和范式下才能真正得到体现.

作者简介：虞崇胜,男,1952年生,湖北黄石人,武汉大学政治文明与政治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武汉,430072；舒刚,男,1980年生,湖北孝感人,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湖北武汉,430072.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