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均衡***政治体系周期性崩溃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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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政治中,权力的持有者主要是政府与民众,两者的权力分布变化影响着该政治体系的政治发展走向.在中国古代,政府与民众的冲突主要来自于拥有极大权力的政府不断扩张权力导致对权力极少的民众的侵害,最终引发民众的革命.由于这种情况的周期性存在,才会出现中国历史上“革命—新王朝—权力扩张—失衡—革命”的循环.

【关 键 词 】权力均衡 稳定 周期性崩溃

中国社会的历史似乎是一种循环式的历史,从公元前2700年的夏朝奴隶制王朝开始,特别是在被称为“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期内,中国社会不断展现出一种新王朝对旧王朝的近乎循环式的更替.这样一种状态在社会领域导致的结果之一就是其社会结构相对的固定,仅仅能依靠革命推翻某一王朝,代之以新的、但在结构上仍然与被取代王朝相近的政权.该现象被学者称为“超稳定结构”.①他试图证明“中国封建社会为什么可以长期存在”这个问题.

然而,这里还有个问题同样值得思考,即“为什么会有周期性的革命”.显然,“超稳定结构”理论并不是为了第二个问题而设计的,甚至从字面上看二者还存在逻辑上的矛盾.不过,该理论的确关注到了“大动乱与社会崩溃”现象,认为它是国家一体化调节力量不敌社会无组织力量（官僚膨胀与土地兼并）所致.大乱后超稳定结构的神奇力量使一体化手段再度加强,又重新稳定.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社会历史上出现的这种周期动荡呢?目前中国是否仍存在这种动荡的可能性呢?文章试图以政治权力的特征与分布结构等方面的知识来考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的发展过程,并试着对如何冲出这一怪圈进行初步思考.

权力特征及其分布

“权力”是指一种能力,这一能力更多得指向一种改变他人行为以实现自身所期望结果,如英国学者安德鲁·海伍德便认为：“权力在最广义上是指达到所期望结果的能力.”②同时,权力也被视为一种关系,即“与惩罚和奖励相联系,近于强制或操纵.”③权力具有两面性,即迫使他人服从的权力与他人同意并认同的权力.影响权力获得的因素有很多,总的来看可以分为实体性与精神性因素.实体性因素即是指行为体在改变他人行为时所可以利用的物质工具,如可以使用暴力的生理状态或器械性工具、行为体所拥有的经济的能力等.精神性因素则更多指向如使用暴力的意愿、行为体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信息的拥有情况等非实体性工具.权力具有内在自我膨胀的性质.在一种权力没有得到任何约束（即提高权力水平的收益显著的大于保持现状的收益）的理想条件下,权力可以不断扩张（即获得更多可以改变他人行为的能力）,而且近乎没有任何内在因素可以自然生成其边际的可能.

权力的大小应该理解为行为体所具有的改变他者行为的能力的可能性,而权力的分布则是基于社会行为体所拥有的权力的大小状况而进行的排布.根据上文中所提到的几个实体性与精神性因素,我们提取四个自变量作为考察对象,即可以由破坏他者生理状况的能力与使用这一能力的意愿构成的暴力、可用于维系与发展自身生存状况的经济能力、认知基础的信息以及个体与个体间的组织程度.此四者在社会政治权力的运作中发挥着较为显著且相对固定的作用,其大小也是较为容易判断的.由上述四个变量构成的权力是为本文的主要因变量.

在一个国家中,广义上的政府作为在国家范围内对民众进行统治的主要机构,其权力的拥有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暴力的垄断以及其统治的合法性获得,其中暴力的垄断是基础.但是政府并不是一个一元化的行为体,一般而言,从纵向上看,政府均有诸多层级构成,层级之中的权力也呈现一种先天性的级差以保证政府能够维持对下级与地方的统治.政府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被代换为官僚集团,在多数情况下,同一科层的官僚其集团利益是一致的,均来自于对确保其社会角色与相应的权力持有,这是他们自身权力扩张的基础.

与官僚相对应的是相对较为缺少权力的普通民众.由于民众让渡了暴力给予国家以维持社会的秩序,因此其在暴力的持有上是相对缺乏的.由于民众个体缺少与政府相抗衡的能力,民众在很大程度上会服从于权力现状（即改变权力现状的成本过高）,权力往往只有在其生存受到明确威胁时才会得到扩张,即使用暴力来挽救自身利益的意愿增强.民众权力的体制内扩张一直到20世纪制度的广泛建立之后才缓慢成型,而包括大部分竞争性政党、社会团体等在内的社会组织则是民众权力扩张的体制内延伸.

由此,我们看到了基于四要素的权力与权力的持有者：政府或官僚与民众这两大对立的集团.权力在这两者中的分布构成了政治体系,其表现形式就是政治制度.在官僚的权力远远大于民众的情况下,便形成专制制度或是现代威权制度.而民众的权力足够与政府相抗衡时,则构成了通常意义上的制度.借以此种方法,笔者将审视中国政治的结构.

中国古代政治体系的权力分布

不论是什么样的国家,其对暴力的垄断能力应当作为一种其统治是否有效的标准.即便在一般意义上的“封建时期”,中国的王朝均拥有军队,并且可以很随意的使用这一武装力量投入对外行为或者对内镇压中.但是,在技术层面来看,这种暴力垄断的程度并不算太高.

在冷兵器时代,兵器与农具的差别并不大,这也意味着,民众持有的暴力水平是较高的.而由于在古代通讯的不便以及军队调动的迟缓,地方驻军往往更多的听命于地方军政主官而非,因此地方官僚集团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使用暴力对抗民众或政府的可能,由此也使得地方官僚的权力在部分时候在局部地区高于.

农耕文明的基础是高度分散的自耕农群体,在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可以使自耕农放弃或无视联合的可能性,而用以联合的成本却高得惊人.通讯手段的匮乏,其群体内主要依靠着家长制、宗族等权威等级结构来维系有限的联系,故而组织程度极为低下.相较之下,政府的组织严密,获取信息的能力通过其掌握的全国性沟通网络（如驰道、驿站）而远远高于普通的民众.即便是地方政府,其权力也要大于原子化的民众,民众没有足够的资源抵制地方或者政府自发的权力扩张.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皇权专制的统治下,皇帝对官员个体甚至拥有绝对的权力.但是皇室的决策更多的需要依赖于各级官员参与和执行.官僚集团与地方官僚集团间存在集团内部的竞争,其后果可能是地方割据与王朝的瓦解,也可能是君主专制的强化.当对象是普通民众时,这种扩张就几乎失去了任何约束性的边界,呈现一种持续的对民众的剥夺.当这种剥夺不断发展并最终在规模上扩张到对占全社会绝大多数的民众的基本生存均难以保证的情况下,自耕农为主体的民众才会革命或者农民起义.

在这样的环境下,广泛参与政治过程的民众完全有能力推翻一个王朝的统治,其中产生的政治精英则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新王朝往往采用了相对平民化的政策对民众进行安抚,以使其恢复生产并恢复到往常的秩序中,新的王朝得以由此巩固.但是由于最终形成了新的官僚集团同样具有自发的权力扩张冲动,因此一个新的死循环开始.这种周而复始的“革命—新王朝—权力扩张—失衡—革命”模式构成了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社会的特征,而这种特征某种意义上一直持续到了近现代.

中国近现代的政治权力分布（1840-1978）

从1840年战争爆发以来,中国开始发生了改变,但至少在中国夺取政权并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其前身中华民国与清朝在政治权力的分布上并没有太多区别.

首先是经济上的,中国的门户被外国资本主义打开,这也使得外国资本开始大量的涌入,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被引入,机器工业开始在中国迅速的取代了手工业.但是,本土资本也仍然是极为稀缺,没有出现如同西方国家那样的自发性的大规模资本原始积累过程,社会的主体仍然是分散自耕农.马克思归类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仍然只有在局部地区有限的分布.

其次,由于清代洋务运动开展,军队大量使用成本相对较高的热兵器.政府军与农民起义军的代差被明显的拉开,因此普通民众使用暴力参与反体制活动的成本极大的提高.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差距日益扩大.同时,由于大众通讯技术仍然较为匮乏,相反官僚集团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大,民众几乎没有任何办法与之相对抗.

因此,这一阶段社会主要的变化并不在于民众之中,而是在于官僚集团内部.地方官僚集团的实力得到了显著增强,其结果就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实质就是地方官僚集团扩张了的权力借用带有主义思潮的新知识分子推翻王朝的行动.

之后,展开了地方割据与军阀混战.一直到这一强人的出现才在中华民国的衣钵下实现了对地方权力的削弱和国家的形式上的统一.而在时期,中国也仍然处于的强人政治时代,离真正意义上的制度相距甚远.社会由于国内军阀战争等因素而持续动荡失序,农村的生活极为困难.外国帝国主义的入侵也对中国民众,特别是知识分子阶层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与不满,这种冲击和不满至抗日战争爆发以后达到了一种顶峰.

也就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对于动员民众进一步革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时,其本身已经不再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社会批判思潮,而近乎是一种动员话语.这种动员话语明显不同于之前帝国建立或农民革命时期所倡导的等级与宗法式的呼吁,而是更为注重“主张科学、现代性和进步变革”④.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与代表者,中国在中国乡村地区实现了大范围的动员,并且凭借这种动员规模与对一定时期特定议题相对有效的利用,最终夺取了政权,推翻了以为核心的国民党政府统治.

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以马克思主义为意识形态,加之苏联的榜样效应和斯大林模式的日益巩固,形成政府“大一统”的局面,政治控制程度要远远大于之前的任何一个王朝.政府依靠对暴力的垄断,将私人资本变为国家资本,基本剥离了民众个体的经济能力扩张的可能而将这种能力纳入了政府的指令规划之中.同时,政府也垄断着媒体与通讯器材,避免民众从政府以外获取额外的信息.党的组织广泛的分布在社会的各个领域之中,这大为约束了地方势力的权力,也将民众严密的控制与符合政府需求组织起来.政府依靠着持续的政治动员维持运动,在体制内破坏了原有的权力分布,造成了体制内的失序,这点也是1978年开始改革的动因.

突破旧有藩篱的可能

1978年推动了中国走向改革开放,这场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形成了经济上相对的放任,激发了经济活力.在这种过程中,民众的权力在放大.其次,基于经济能力的提高,在信息领域,由于大众传媒、网络等新兴媒体的大量出现,民众获取信息的能力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中产的出现也意味着社会组织程度逐步提高,人们从基本的高投入低产出的生产活动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时间与精力参与各种公共事务,各种非政府组织不断涌现.权力的天平重新向着民众开始倾斜,民众拥有越来越多的方式和可能对政府施加压力.

与此同时,政府持有的暴力虽然伴随着技术进步而在杀伤能力上不断提高,但对国内事务使用暴力的意愿却随着民族主义的广泛影响而通常被认为是不道德的,军队的普遍被视为针对国家外部无政府状态的自卫力量,政府对内使用暴力的意愿逐步降低.因此,对国内的民众而言其影响与过去已经大范围的缩小了.政府在很大范围内退出了对经济的干预,其经济能力有所减小.新媒体的廉价与其所具有的部分技术特征使得政府在进行信息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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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国的权力格局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民众个体甚至是小规模组织起来都尚不足以抗衡政治体系.这种后果则使得政府所拥有的权力其内在的自发性扩张冲动仍然没有明显的障碍,诸制约因素相对弱小,缺乏制度性成长与行为的环境,使得市民社会还处在初始水平.

如果政府对经济资源的重新大规模垄断、对武装力量的强化、对信息的严格管制以及对非政府组织发展的限制,走向极端可能导致一种对计划经济的复归,民众的私人领域可能受到再次否定.而面对来自政府权力的挤压,在没有体制内途径加以反对的情况下,民众最终也只能以体制外的暴力方式加以反对.这种结果已经以日益增多的突发性事件渐次显现.看来,想突破旧有权力无限扩张所带来的历史循环,克服历史的巨大惯性是相当困难的.

结论

以权力分布的角度看待中国历史,我们发现中国历史存在着由于政府权力没有约束而出现的“革命—新王朝—权力扩张—失衡—革命”的循环式的发展规律.这种规律在古代由于民众的权力有限而得以维持.在现代社会则出现了由于技术变革,政府权力扩张到极端的情况.在改革开放初期,政府权力由于对过去的反思而部分的自我缩小,但其内在的权力扩张冲动仍然没有受到更多外在约束性条件的制约.这一趋势若不断发展,其前景并不乐观.只有对政府权力施加以外在约束,中国社会才有可能打破宿命式的结局而最终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线性、持续的发展.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要突破“革命—新王朝—权力扩张—失衡—革命”这一中国历史宿命式的死循环,很显然就需要打破“扩张”这一环,由于政府的权力扩张是自发的和内在的,因此只有使政府的权力受到外在的有效约束,权力的扩张才能被制止.由此观之,虽然“宪政”、“法治”、“分权”、“”等概念来自于西方,但其对公共权力进行约束的价值取向仍然对中国社会有着诸多有益因素,加以借鉴.若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从而达到政府与民众权力的相对均衡,社会的持续稳定发展才是有可能的.

（作者为郑州师范学院思想政治理论部副教授）

【注释】

①金观涛：《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

②③[英]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张立鹏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④[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4～46页.

责编/张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