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社会公德缺失的政治原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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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社会公德缺失影响人们对社会的价值判断,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公德建设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重点和难点,探究社会公德缺失的原因尤为重要.从政治层面看,社会公德缺失有着深刻的政治原因,其主要表现在传统政治文化抑制公德基因生长、权力腐败对社会公众具有很大的负面示范效应以及政府在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制度供给不足为败德行为留下空间.

关 键 词 ：社会公德；缺失；传统政治文化；权力腐败；制度供给

中图分类号：D6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3）03-0030-03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指出：“一些领域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现象”,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进一步认真加以解决.”并特别强调：“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这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基本任务.”当前,社会公德已成为关注热点,去年广东佛山发生的“小悦悦事件”曾引发一场大讨论.媒体记者和学界人士都纷纷刊文,抨击人心冷漠,反思社会失态,忧虑道德前景.不可否认,社会公德缺失已是一个客观存在,并一次次地刺痛国人的敏感神经,影响人们对社会公德的直观判断,进而影响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观念上的东西无非是对现实的反映.社会公德缺失已成为一个影响人们日常公共生活的社会问题.社会公德建设是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的重点难点.为了更好地开展社会公德建设,必须探究其缺失的原因.本文试图剖析社会公德缺失的政治原因.

一、传统政治文化抑制社会公德基因生长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公德是一种观念形态,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不同于经济基础的急剧变迁,停留在人们意识深层的思想观念却变化缓慢,不仅如此,它还具有强大的传统惯性和历史沿袭性,阻碍着新时期的文化制度建设.正如诺斯所言：“从历史中存活下来的,表现在社会文化中的知识技能和行为规范使制度变迁绝对是渐进的并且是路径依赖的.” [1]通过考察后发现,传统社会中家族私德观念和臣民文化总体上抑制了公德基因生长,其历史遗留又使得当今的公德建设举步维艰.

1.传统政治文化基础：家族私德.家族伦理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基础,“家国一体”是传统专制政治的根本特征,“家”是国的缩影,“国”是家的放大,国君犹如家长,百姓即是子民.通过血缘关系的连接,整个国家俨如一个大家族,臣民敬忠于君主,犹如子女孝敬于父母,这被称为“忠孝一体”.在我国古代,子女不孝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此,“家长制”也成为封建国家的管理方式.古代文人更是从“家”出发,提出了一套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三纲五常”论：“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这些都是以“家”“国”为出发点或是以“家”为基础而扩大到熟人圈里.除此之外,没有“家”“国”之外的公共道德观念.因此,家族伦理只能说是一种私德,而非公德.

家族本位的政治文化伦理将人的思想意识局限于家族之内,以血缘深浅、亲疏远近来衡量社会关系,这就直接导致传统中国人重视家庭伦理、重视家族私德,而不能发展公共空间和公共道德.梁漱溟指出：“中国人因集团生活之缺乏,而缺乏公共观念,缺乏纪律习惯,缺乏组织能力,缺乏法治精神,一句话总括,缺乏为营团体生活所必需的那些品德——公德.其所以被人看作自私自利多半为此.” [2] 传统社会中“重私德,轻公德”的道德观念致使“公”“私”相互对立,家庭不能很好地与社会相连接.这种文化弊端,一直是有识之士批判的焦点.梁启超便曾批评国人不讲公德,一盘散沙而不知团结协作,并认为这是中国近代落后的一个主要原因,“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吾中国道德之发达,不可谓不早,虽然,偏于私德,而公德殆阙如.”[3]因此,要救国家必须倡导社会公德,从而培育新公民,并在《新民说》中大声疾呼：“知有公德,而新道德出焉矣,而新民出焉矣!”[4]

2.传统政治文化核心：臣民文化.臣民文化是传统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这是从社会基础和民众心理角度而言的,除此之外,王权观念、人治思想、官本位意识也都是传统政治文化的内容,当然,这些也可以称为是臣民文化在其他方面的表现形式.公德基因难以生长,很大程度上也是臣民文化的影响所致,因为,公德基因所必须的几个条件,诸如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权利意识和法治观念,都被臣民文化所阻断.

长久以来,“臣民文化对中国影响深远,集中体现在思想顺从、意识被动、心理依附等方面.” [5]这是一种消极封闭的文化观念,“强调的是一种服从,臣民服从皇帝,农民服从地主,被统治阶级服从统治阶级.少数人享有特权,而大多数只享有少部分权利,甚至根本无权.”[6]臣民们也没有丝毫权利意识,他们在王权观念的笼罩下,胆小怕事,更担心牵涉外界事端而连累亲人（古代社会有“株连九族”的惩罚制度）,心理上具有消极封闭性,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社会成员政治参与意识几乎为零”.[7]

相对于官僚地主阶级而言,老百姓遵循着“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的封建礼制,这些政教礼俗决定了中国的国民性.[8]一切依附于他人,依赖“清官”,对“青天大老爷”有着强烈期盼.社会安宁、政治清明、赋税减轻是他们对国家和朝廷的希望.将政治看成纯属官府的事务,完全听任超常权力的控制,并无意识地将自身排斥于政治系统以外,在权力面前软弱无力.“大多数社会成员都用一种带有迷信色彩和宿命论的眼光来看待世界和政治体系”,“缺乏个人的主体意识和竞争意识”.[9]正如马克思所言：“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10]臣民意识的普遍存在严重制约权利意识和自主观念的生长,几千年来根深蒂固,至今仍影响着现代社会生活.

二、公共权力腐败助长社会公德缺失 公共权力腐败,在现阶段语境下,主要指党政干部为攫取私利而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孟德斯鸠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11] 权力腐败是古往今来的一种客观存在,只是不同阶段,表现形式和严重程度不同而已.改革开放之前的30余年,由于各种政治运动和阶级斗争,加上高强度的政治教化,各级党政干部大多都能保持革命时期艰苦朴素的作风,“官场”腐败并不严重.改革开放之后,由于传统体制瓦解,新的机制尚不完善,腐败现象迅速蔓延到“官场”的各个角落.我们常见媒体报道的诸多经济案件、事件、基层群体事件往往与政治腐败问题牵涉到一起.恩格斯曾指出“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12]现今,党员干部的腐败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严重的经济社会问题,并助长了社会公德缺失.

1.权力腐败是公德缺失的典型表现.随着商品市场和经济社会的发展,为了达到社会的良好运行,实现最大的公共利益,趋近国家的善治理想,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日益增强.特别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攻坚阶段,党政干部依然是探索路上的急先锋,是一支在创新变革中的生力军,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整体上享有极高的公众关注度,其行为善恶,效果好坏,都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集中体现.然而,在现实中,“当具有私益倾向的个人担任具有政府责任的职位时,有证据表明他们的信仰、观点和价值同政府和公众的道德观念是不一致的.也经常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会在政府中发现腐败和不道德的行为.”[13]作为公共权力的实际行使者,党政干部的腐败行为涉及到公共权力的滥用,即违反了一定的价值原则和法律制度,法律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腐败行为就是违反道德的行为.而且,权力腐败还不是一般性的违反道德,为了少数特权人的利益而损害公众的利益,比普通民众的败德行为更加严重,重者会损害到国家安全、个体生命,轻者也会涉及到钱财利益、尊严名誉.法制的不完善和有限性,致使许多腐败行为并没有现成的法律来加以约束.在现行体制之下,腐败行为便更具隐蔽性,从而对社会和群众的利益危害也更大,腐败官员甚至是借民生之名行腐败之实,诸多环节一时难以受到监控.不仅如此,腐败形式花样众多,“权钱交易”、“包养情妇”、“隐名参股”、“感情投资”等行为损坏党和政府形象,更加败坏社会风气.作为重要的社会行为主体,党政干部的腐败行为是社会公德缺失的典型表现.

2.权力腐败具有负面示范效应.托马斯·戴伊认为“权力是社会体制中职位的标志,而不是某个人的标志,当人们在社会机构中占据权势地位和支配地位时,他们就有了权力,一旦他们占据这种地位,不管他们有所作为或无所作为,都对其他人的行为有着很大的影响”. [14]权力腐败具有强大的负面示范效应.一方面,从党政干部层级系统看,上级“官员”腐败必然容易引起下级“官员”腐败,因为在现有的党政干部晋升机制中,下级人员的政治前途往往由其上级“官员”所决定,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上梁不正下梁歪”.在一个政府机构或机关部门,如果“一把手”腐败,违法缺德,滥用职权,那其管理下的人员也很难遵守既有制度原则,因此常见媒体报道的败案例,甚至还出现过河南省交通厅前后三任厅长“前腐后继”,[15]让人匪夷所思.另一方面,从党政干部与社会的关系看,由于行使公共权力,党政干部的腐败行为尽管违反道德,但表面上仍具有一定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并拥有程序上的权威认可,而显得冠冕堂皇,给腐败行为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对社会公众的负面示范影响更为恶劣.例如在腐败“官员”违法批地的过程中,开发商得到的土地由于经过了政府审批程序,具有形式上的合法性,并能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可,自然就可以进入下一轮的商业运营,公众只是基于对政府权威文件的认可,才购买开发商的房子,而不在乎此前过程中的“官场”腐败行为.久而久之,这样一种源于对公共权力的认可,转向了对合法外衣下的腐败行为的服从和敬畏,既显得无奈,又更具有现实的讽刺性,因为潜意识里人们已经无意识地接受这种“腐败文化”,甚至将之视为通用“潜规则”运用于其他社会交往行为之中,不讲原则、惟利是图,从而导致社会公德缺失.近些年来,接受调查的腐败“官员”级别之高、范围之广令人触目惊心,其负面影响十分广泛,正如西方学者霍尔巴赫指出：“再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像政府那样对人民的风俗习惯产生如此直接的影响.”[16]

三、制度供给不足为败德行为留下空间

道德是一种内心的软约束,制度是一种外在的硬约束,而制度又常常体现于法律法规之上.“社会道德价值规范与法规都是有强制力的,法规就其最重要、最基本的社会道德价值规范通过国家权力以一种公共意志的形式获得了强制力.”[17]一个公德良好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制度健全并能得到良好运行的社会.一个公德缺失的社会,也一定存在制度上的不足.现代政治学理论认为,政府的一个重要职能就是制度供给.然而,当前中国社会处于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时期,一切变迁对于中国而言仿佛都是“全新”的实践,不可能存在既有的制度安排和政策环境.因此,无论是经济方面的改革,还是政治方面的探索,都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而制度供给的严重不足为败德行为留下空间.

1.经济方面的制度供给.经济社会领域内不道德的现象大量存在,行业垄断、商品欺诈、虚假广告、食品安全等问题频繁出现,有些违反社会公德的经济行为不仅造成了市场运行混乱,而且还导致人们健康受损甚至是生命危险.许多市场法则并没有建立起来,既有制度却因为时代变迁和社会发展而不适应新的市场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相应的制度建设却很滞后,这就为不道德的行为提供了空间.三鹿奶粉事件曾引发《食品安全法》的出台和国家食品免检制度的终结.

在传统社会中不会出现、而是基于商品经济发展或现代化而产生的一系列行为实践,由于缺乏科学准则的引导,也可能出现一些悖论：严重违反社会公德的行为无法受到法律制约,受到法律约束或制裁的行为又不符合人们道德观念要求.可见,法律和道德两者之间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在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里,科学的法律原则和制度体系不仅是规范人们行为的理性基础,也是引导社会道德评价的刚性力量,而显得更加迫切.

由于立法经验不足,经济立法多是借鉴西方既有经验,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却带有诸多的中国特色.比如,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很不一样,由于各自背景的不同,它们之间的竞争不可能处于同一平台之上.当太多的诸如此类情况存在时,西方式的经济法律制度也就出现“水土不服”的问题,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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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政治方面的制度供给.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改革突飞猛进,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很大程度上,这也是基于政治稳定的考虑.但是,时过境迁,僵化的政治体制不仅不能适应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还为不道德的行为留下了大量空间.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执法无序、权钱交易等现象都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和完善.

在这方面,国际上有许多经验值得我们借鉴,“美国国会设有专门的道德委员会和公务犯罪处,其职能是对政府官员和公职人员的道德操守予以有效监督,凡违背道德法者,皆由道德委员会督促其主动辞职,凡违法者由公务犯罪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进行惩处.”[18]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19]当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开展而变得越加复杂时,“官员”们的作用也愈加强大,新的制度法规没有出台,旧有的计划管理制度依然在发挥作用,虽然穿着合法外衣,但却行不合理不道德之事,曾经轰动一时的孙志刚案件就是典型.[20]所有这些都启示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快推进政治体制改革.

[责任编辑：闫生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