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党内早期政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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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来信”是我党早期在周恩来主持下起草的一份重要文件,它对红军和党的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1928年“六大”后到1930年,周恩来成为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8年“六大”,周恩来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任秘书长兼组织部部长,分工负责军事工作.1928年9月军事部部长杨殷牺牲后,他又兼任军事部部长.

“六大”过分强调工人成分,各级领导第一把手都是工人,但是他们文化水平低,工作能力差,领导能力差,基本都由秘书长领导.在也是如此.政治局主席向忠发是汉阳兵工厂的工人,思想水平不高,工作能力差.1928年“六大”后到1930年3月周恩来去苏联之前,周恩来成为工作的实际主持者.

1929年2月7日,周恩来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给朱德、写信,指示红军分散活动,要求朱、毛到工作.周恩来起草这封信时,朱、毛率红军正从井冈山突围,屡遭失利,处境十分困难.当时与各地红军还没有无线电电台,联络完全靠交通送,交通不便,信息阻隔.

信写好不几天,2月中旬,朱、毛红军在大柏地打了一个大胜仗,之后到达闽西.3月,和桂系军阀爆发内战,无力“围剿”红军,给各地的红军造成发展的机会.周恩来根据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原来的看法,4月初他又一次致信朱、毛,说如他俩不能来,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与讨论问题.

落选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周恩来十分慎重

但是,这封信还未到红四军,红四军内部却出了问题.红四军领导对建军原则、建军思想、根据地建设是有分歧的,在实际工作中也有一些不同意见,但是大家顾全大局,没有影响工作.为加强力量,派了留苏学生刘安恭等人5月初到红军工作.刘将苏联党内斗争那套做法搬来,将争论公开化,并将领导人分派,说朱德拥护指示,自创体系不服从指示.会前林彪给写信含沙射影攻击朱德.这些挑拨的话加深了意见分歧.前委没有引导大家进行对外斗争,自己不拿办法,提出“大家努力来争论”.在这种情况下,6月22日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经过选举,落选.另外,朱德善于带兵,和战士一起挑粮,衣着像个伙夫头,深受中下层干部和战士的爱戴.经常在屋里思索问题,计谋多,在上层干部中威望高.但代表大会代表中,中下层干部与战士多于上层干部,这也是落选原因之一.会上,陈毅当选为前委书记.7月上旬,离开红军,留在闽西养病并指导地方工作.

8月中旬,消息传到在上海的,周恩来十分慎重,8月13日,他在政治局会上说:这是历史上很久以来意见不同的冲突,因他们工作很努力,故未大的爆发.等陈毅来后,再做答复.他还提议将刘安恭调回(不久刘作战牺牲).

周恩来对陈毅说,把请回来,并强调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

1929年8月下旬,陈毅到上海向党汇报工作.到达后,他住进英租界四马路新苏旅馆,开始写报告.他一共写了《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状况的报告》等7个报告.8月29日政治局听取了陈毅的汇报,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起草一个决议,周恩来为召集人.周恩来经常到旅馆和陈毅长谈,一谈就是几个小时.他们在里间谈话,陈毅的哥哥在外间下棋掩护.周恩来对陈毅说,要把同志请回来.他强调要召开一次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巩固红四军的团结,维护朱、毛的领导.

周恩来讲这个话不仅是由于听了陈毅的汇报,也是由于他了解陈毅、、朱德.在欧洲他就认识陈毅、朱德,他还是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他们一起参加了南昌起义.在朱、毛、陈3人之中,朱德年龄最大,比周恩来大12岁,从戎多年,是忠厚的长者,讨伐袁世凯护国军的名将,滇军的高级将领,有丰富的作战经验,特别擅长山地战、游击战,以少胜多,他的这些经验对于初创的红军特别重要.陈毅比周恩来小3岁,喜爱文学,为人正直、坦荡,自然在军事上、政治上都不如前两位.

所以有一个传说,周恩来一见陈毅就说,你能行吗回去后赶快把同志请回来.

在和陈毅的多次谈话中,他们不仅谈到许多具体问题,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讨论了许多原则问题,经过讨论,他们对农村武装斗争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来陈毅将这两个月的谈话称为“训练班”.根据周恩来的多次谈话,陈毅起草了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就是“九月来信”.

指示信明确支持的观点,意在加强党对红军的领导

指示信的主要内容如下:

其一,在党的文件中第一次将农村的红军提到一个很高的高度.指示信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如有人怀疑红军的存在,他就是不懂得中国革命的实际,就是一种取消观念.”

其二,关于红军的根本任务,指示信规定:“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

其三,针对红四军各党部关于分兵与集中的争论,信中指出:“分兵与集中只是某一个时期中的工作方式的利便问题,绝不能把红军四军分成几路各不相属的部队,这样就是分散而不是分兵,或者把红军四军分小,化成无数的游击队而不相联属.两者皆是取消观念.”信中批评急躁情绪,明确指出“预定一年内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的决定,也是错误的”.

这封信支持的观点,加强党在红军的领导,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化的掩护.”指示信提出“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并具体提出不正确倾向的观念:“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

指示信指出了“朱、毛两同志工作方法的错误:第一,两同志常采取对立的形式去相互争论,第二,两同志常离开政治立场互相怀疑猜测,这是最不好的现象.两同志的工作方法亦常常犯有主观的或不公开的毛病,望两同志及前委要注意纠正这些影响到工作上的严重错误”.然后,提出解决方案:“前委应立即负责挽回上面的一些错误:第一,应该团结全体同志努力向敌人斗争,实现红军所负的任务,第二,前委要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与一切非无产阶级意识作坚决的斗争,第三,前委应纠正朱、毛两同志的错误,要恢复朱、毛两同志在群众中的信仰,第四,朱、毛两同志仍留前委工作.经过前委会议,朱、毛两同志诚恳接受指示后,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军全体同志了解而接受.”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又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

这封信在政治局讨论通过后,由陈毅带回苏区传达.10月20日陈毅回到前委见到朱德.11月初陈毅在前委会议上做了传达,朱德表示坚决拥护指示,欢迎重回前委工作.早在两个月前,大家感到离开后“全军政治上失掉了领导的中心”,便联名写信要求回来,朱德对罗荣桓说:“朱毛红军,朱离不开毛.”但是因为是非没有解决,加之有病,没有回来.这次陈毅派人将的信送给,并附上自己的信,请回来工作.

看到的来信,十分高兴.11月26日到长汀和朱德、陈毅会合.28日他给写信:

“:

我病已好,11月26日偕福建省委巡视员谢同志从蚊洋到达长汀,与四军会合,遵照指示,在前委工作.等

四军党内的团结,在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陈毅同志已到,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回到前委即着手筹备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1929年12月28日、29日,会议在上杭古田召开,会议选举为前委书记.陈毅在会上传达精神,根据精神和红四军的具体情况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朱德经过与共事近两年,认识到的才干,心悦诚服,以后他很少公开讲话,处处维护的威信.后来他说,我一生中有两位老师,一位是护国军第一军司令蔡锷,一位是.

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指出:“大会根据九月来信的精神,指出四军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号召同志们起来彻底地加以肃清.”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又回到红四军的领导岗位,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

(蒋红荐自《北京日报》2010-02-22)

责任编辑 张荣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