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少政治灾难,要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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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制度背后,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制度,所以大陆宋朝的政治灾难才比其他朝代少得多.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国人常以此形容难以预料的天灾人祸.就某种意义而言,人为的祸患比自然灾害更为可怕.因为人祸由人而起,往往还与制度因素有关,能成百、上千倍地放大灾难.

譬如,自从三皇五帝的传说而始,到秦统一中国建立集权的专制国家,经历唐宋各朝直到民国时期,中国历朝历代因各种灾荒饿死的人数总计约为2900多万.这是有史料考据的,因为封建王朝不允许隐瞒灾情,《大清律》就规定：总督和巡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

而据辛子陵教授所著的《红太阳的陨落》一书提供的解密资料,1959年至1962年大跃进时期大陆饿死的人数达到惊人的数字.

经济学家吴敬琏也在《中国经济六十年》指出,“(三年困难时期)城镇地区广泛出现因营养不良导致的浮肿病,农村地区则造成2000万至4000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过去习惯的说法是,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大陆大饥荒是三年自然灾害造成的,其实早在1962年初召开的扩大的工作会议上,刘少奇就曾明确指出：饥荒的原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另据北京《方法》杂志1998年10月号所刊《1959年―1961年气象水文考》一文,对比考察了1895年―1979年的水文气象资料,得出的结论是：与其他任何灾年或是常年比较,1959年至1961年三年间,全国旱涝态势相当正常,自然灾害的程度远不及1962年、1978年等年份,但粮食产量却在这三年中连续大幅度减产.

在“赶英超美”口号的感召下,民众集体“上山采矿”,把生锈的下水管道、露底的小铁桶、拆下来的铁窗棂、废旧的铁锨煤铲,统统扔进自建小高炉来“太炼钢铁”.而在“人民公社化”的农村,农民将榆钱、杨树种子、柳树叶混合少量棒子面――这已是最为高级的“正餐”,更多的人只得以树皮、红薯杆之类填充他们空空如也的肚肠.

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在的庐山会议上向递交了一封意见信,对“共产风”等错误政策提出批评,同时党内中下层干部也对“大跃进”多有怀疑和埋怨,而这在晚年的毛看来,这些是在挑战“三面红旗”,动摇全党、全国继续跃进的信心.随后彭遭到批判,支持彭意见的一批元老人物受到牵连,全国范围内大批干部和相关人士也以“反右倾”的名义被整肃.

“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初,陈毅、叶剑英、谭震林等七位国家和军队的最高层领导对当时的混乱局势感到不满,发表反对造反运动的强硬谈话,与等人当场发生激烈争论.最终陈毅等人被认为是“从根本上反对文化大革命”,而这次事件则被等称为“二月逆流”.

如果当时那些持不同意见的官员不受到严厉打击,可能就不会造成“十年浩劫”的惶烈结果.试问有谁能做得到

据史料记载,宋太祖赵匡胤立国之初,就曾为接班的子孙后代立下一条规矩：“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整个宋朝320年,北宋南宋共计18个皇帝,个个部遵守了这一政治制度,这个制度成为秦始皇以来宋朝独有的、文明执政的“宪章”,使宋朝成为后世景仰的货真价实的人权“桃花源”,没有一个勇于进谏的大臣冤死,也没有一个与皇帝意见相左的公卿在朝堂上受到鞭打和辱骂.

其实宋朝的政治情况还挺复杂,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党”和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党”反复斗争、轮流执政的格局延续了近百年.两党之间颇有些“共和政治”的意味,能长期共存、互相竞争、互相监督、互相制约.

宋太祖赵匡胤“不杀言者”的祖训造就了一保护不同意见、保护失败者的开明制度.政治失败者的职务虽然要下降,但脑袋不会搬家,不会被“斗倒斗臭”,同时还可能会在政治上东山再起,重新依照自己的政策主张去执政.

由于宋朝是一个没有文字狱的朝代,官员不会由于说错话而被下狱乃至株连九族,因此出现很多像包公那样敢作敢为的清官.

在“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法律制度背后,有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制度,所以宋朝的政治灾难才比其他朝代少得多.

纵观赵宋一朝,虽然因重文轻武导致“积贫积弱”而为人诟病,但宋朝却是我国文化及科技成就的鼎盛时期,这与宽松、开明的政治制度不无关系.

相反,清朝大兴“文字狱”,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知识分子思想日益禁锢,在所谓“康乾盛世”的昙花一现之后,大清帝国逐渐落后于世界,并走向衰亡,中国也由此进入灾难深重的近代.

由此可见,“”对于建立良性政治制度的重要性,1944年4月19日,原机关报《新华日报》发表评论称,“可见和,实在是分不开的.我们应当把国先进的好例,作为我们实现的榜样.

同年6月,领导人在延安欢迎中外记者团时,重申坚持国共合作、建立中国的方针,指出中国的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他还强调,“政治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立在言论、出版、结社的自由与选举政府的基础上面,才是有力的政治.”

但在今日的中国,上海网民王帅曾因发帖政府违法征地被“跨省追捕”,就在近日,湖北省郧西县青年陈永刚同样因发帖揭露县领导违规兴建形象工程,被当地局以“侮辱、诽谤他人”的罪名拘捕.

回溯历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就萌发过一些类似共和、宪政的种子,近代也并不缺乏宣扬自由的基因,但这些耀眼的精华居然没有被上个世纪的政治家吸取,已属可悲、可叹：但愿它不会再被本世纪的中国政治家所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