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些政治派别和团体未能参加新政协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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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协的筹备工作,开始于1948年4月30日发出的“五一”号召.同年8月,邀请在香港以及国内外响应“五一”号召的各党派代表人物和各阶层的代表人士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11月25日,的代表同在哈尔滨的各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就成立新政协筹备会和新政协的性质、任务、参加范围等问题进行了商谈,取得一致认识,确定:“新政协参加范围,由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国民党统治、反对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压迫的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人士的代表人物组成,南京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及反动分子必须排除,不许参加.”

30份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促成参会的政治原则

1949年6月15日至19日,新政协筹备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制定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选出以为首的筹备会常委会,确定在常委会下设立六个工作小组,进行具体工作.第一小组负责拟定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李维汉任组长,章伯钧任副组长,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马寅初、马叙伦、彭泽民、曹孟君、谭平山、蔡廷锴、陈其尤、聂荣臻、李立三、朱富胜、陈叔通、曾昭抡、许德珩、蔡畅、黄振声(黄鹤祯代)、罗叔章、天宝、陈其瑗等22人为组员,于刚担任这个小组的秘书.

在筹备工作进行期间,常委会一共收到30份团体和个人要求参加新政协的书面请求.处理这些请求的基本指导思想是:首先注意政治严肃性,严格分清敌我,拒绝国民党反动政府系统下的一切反动党派和反动分子,在此基础上,强调团结的广泛性,尽可能多地容纳各个方面的团体和代表人物,务使一切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都能适当安排,最大限度地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对那些在解放战争期间对革命虽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严重不纯,成分复杂的团体,对那些并无运动的历史和实际表现,有些在解放战争时期还有过反动行为的团体,还有那些由极少数反动分子或政治投机分子临时拼凑起来进行招摇撞骗的反动组织,作为单位,不能邀请参加.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

孙文主义革命同盟简称孙盟,是从国民党中分化出来的一个政治派别.它的前身是中国农工社会党.早在1944年,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分子在座谈会的基础上形成两个小团体,即农工社和大众社.1945年,这两个小团体在国民党当局的压迫下无形解体.1947年,在彻底撕毁政协决议、发动全面内战以后,原农工社和大众社的成员在南京发起组成中国农工社会党.主要由三部分人组成:一、曾参加三义同志联合会的一些人,如许闻天等,二、曾参加邓演达组织的第三党的一些成员,如邓昊明等,三、从集团中分化出来的一些高级军政人员,如贺耀祖、陈惕庐等.该党成立后曾派人去香港同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联系,要求作为民革的一部分.当时,朱蕴山代表民革表示欢迎,同时要求他们更改党的名称.1948年春,中国农工社会党改名为孙文主义革命同盟,但并未并入民革.孙盟的主要负责人有许闻天、邓昊明、高宗禹、韩梅岑、陈惕庐、贡沛诚、谌小岑、刘不同、贺耀祖、侯桐、杨玉清、金绍先等.

孙盟政治主张的积极面是联共反蒋,要求实行孙中山提倡的三义.在发布“五一”号召前,曾派人同苏北党组织和解放军取得联系,后来也曾派人去香港同在港负责人联系.它的领导层中也有个别员参加.对于的“五一”号召,孙盟曾在口头上表示响应.孙盟曾在南京、上海办有《中国日报》、《虹光周报》、《大学评论》等刊物.

1949年6月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期间,曾有人提出孙盟是否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政协的问题.经第一小组研究,认为孙盟里边确有一部分人士,有些人还遭到国民党反动派的杀害.这个团体对革命作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但其组织不纯,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政协,必要时可个别邀请其中的代表人物参加.6月19日,李维汉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上作《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草案)》的说明时,讲了第一小组的意见,得到了筹备会的同意.

7月,统战部邀请许闻天来北平商谈孙盟的事.许闻天来北平后写了《孙文主义革命同盟工作节略》,简要介绍了孙盟的组织经过和活动情况,表示热切盼望接受的直接领导,如无继续存在的必要,也可以立即解散组织.他同时提出,希望能给予该盟同志精神上一点安慰.李维汉同许闻天谈了话,肯定孙盟过去为革命做了有益工作,同时以该盟的一些重要成员作例证,指明这个团体的成分甚为复杂,建议许闻天考虑孙盟自行结束,成员可以个别参加民革.许闻天表示同意.随后,许闻天、韩梅岑、侯桐等孙盟及一些地方组织的负责人在上海集会讨论,一致同意孙盟结束活动.8月2日,孙盟在沪宣告解散,并由新华社播发了消息.

1949年9月下旬,许闻天、邓昊明以个人身份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1月,许闻天、贺耀祖、谌小岑、胡庶华、金绍先五位原孙盟负责人参加了中国国民党派代表会议.许闻天、贺耀祖曾被选为民革委员.

民社党革新派

民社党革新派的全称是革新中国社会党,系1946年11月张君劢等决定民社党参加召开的国民大会和改组国民党政府以后,由民社党中分裂出来的一部分人所组成.其组织成分比较复杂,负责人中有的与美关系密切,有的是国民党军统分子和中统分子,有的是既反蒋也反共,主张走第三条路线,也有少数反蒋人士如沙彦楷、汪世铭等.

1948年发布“五一”号召以后,该派发生分化.沙彦楷、汪世铭等曾以民社党革新派的名义发表文告,响应“五一”号召.当年秋,该组织将孙宝刚、罗坚白等开除.主席伍宪子亦于此时宣布退出,副主席沙彦楷任代理主席.12月,该组织发表《告全党同志书》,宣称他们“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及生产劳动大众利益”,主张“肃清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翻以地主、买办及贪污腐化集团为基础的南京反动政府,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彻底消灭革命的敌人,为加速革命战争胜利而共同奋斗.

1949年6月中旬,汪世铭自香港抵达北平,通过李济深、章伯钧、陈叔通等致函周恩来和李维汉,转交了《社会党党内斗争经过》和《告全党同志书》,要求参加新政协.在新政协筹备会全体会议期间,第一小组研究了民社党革新派的要求,提出了处理意见:该派在成立后几年中,经过一些曲折和几次分裂,内部确实存在分子,他们也是努力奋斗的.但就该派整体来说,确实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单位参加新政协,有必要参加的分子可以考虑个别邀请.这个意见为新政协筹备会所同意.

6月27日,李维汉会见汪世铭,向他表示,经与各方面商讨,认为民社党革新派成分复杂,不宜作为一个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建议他们考虑自行结束.其中的人士代表人物,可由新政协筹备会邀请,以个人身份参加,成员中的分子,如民盟同意,可以个别参加民盟,他们中如有被误认为反动分子的人,可将名单开来,以便协助解决.汪世铭表示同意,并说已函请该派组织暂停活动.

这次谈话后不久,社会上发现有以民社党革新派名义发表的 《告全国同胞书》,对未被邀请参加新政协表示强烈不满.经向汪世铭、沙彦楷两人询问,他们表示事先不知道,愿意公开予以驳斥,自行处置.

1949年9月,在民社党革新派决定自行解散后,新政协筹备会特邀沙彦楷、汪世铭两人以个人身份参加新政协.汪世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发言说:“我是革新社会党负责人之一.三年前因为张君劢及其走狗们破坏旧的政协,破坏统一战线,厚颜无耻地参加了伪国大,参加了伪政府,为反动政权帮凶”,“我们党内忠于与和平的同志们表示万分的愤慨,不能不起来反对他,打击他,所以才有革新的社会党的组织”.“等但是我们内部存在着许多缺点,例如组织不健全,分子复杂,又没有严格的纪律,往往发生错误的言论与行动,招致恶劣的影响.”他表示:我们已经决定结束活动,取消我们党的组织.我们的同志有的因为历史关系,将要加入同盟,有的参加新主义的青年组织.“我们将在不同的岗位上,接受统一的领导――中国和的领导,遵循统一的路线,向着统一的目标,努力前进.”

中国少年劳动党

中国少年劳动党于1945年在重庆成立,负责人是安若定.安若定早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1923年在上海大学组织孤星社,任社长兼总编辑,出版过《孤星》旬刊,宣传三义.1927年以后,埋头著述,曾出版《大侠魂论》,鼓吹超阶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大侠魂精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安若定等创办铸魂学社.这是一个“主张修身立命,匡人救世及文武合一、知行合一”的文化社团,曾吸收一些爱国青年,参加过一些抗日救亡活动.1945年,他们以铸魂学社为基础发起组织中国少年劳动党.嗣后,陆续加入的有中国合作经济研究会、中国崇实学社、中国幼幼协进会、中国文化协会、中国乡村建设协会、中国民族素质改进会及国术研究会等,另有一些佛教方面和原属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加入.

1948年,中国少年劳动党曾响应“五一”号召.1949年5月上海解放前夕,该党一度在国民党军队中进行过策反工作.该党没有明确的政治纲领,组织松懈,成员复杂.主要负责人为安若定、张德流、罗春台、马辉、牛席卿等.

1949年5月,安若定等人来到北平积极活动,要求少年劳动党作为新政协参加单位.李维汉两次会见安若定.鉴于少年劳动党成分复杂,组织也不健全,建议他们考虑解散组织.安若定等商议后决定自行解散.

9月1日,该党发表《中国少年劳动党解散通告》和《中国少年劳动党解散声明并告全党同志书》,宣称该党“由于组织不严,分子不纯,对革命的贡献不多”,“现在人民解放事业已在正确领导下得到决定性的胜利,新的人民国家即将建立,把握现阶段的革命政治要求,本党已无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所以决定于9月1日宣告正式解散.深望本党同志今后在中国领导下努力学习,改进自己的认识,和广大人民一道,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资本主义,从事主义的建设事业”.

新中国成立以后,安若定被任命为政务院参事,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光复会

光复会于1904年成立于上海.当时会长为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太炎、陶成章等都是重要领袖人物.该会以提倡反清革命为宗旨,曾进行过不少反清活动.辛亥革命后和同盟会发生矛盾.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致电广东都督陈竞存,进行调解.1912年陶成章在上海被刺杀后,该会于无形中解体.

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光复会的老人尹锐志、周亚卫夫妇等在重庆恢复该会,尹锐志任会长,周亚卫任副会长.抗战胜利后,总部由重庆迁至浙江杭州.尹锐志去世后,周亚卫任会长.据该会宣布,领导成员还有吕公望、裘振纲、许啸天、王晓籁、鲁莽、高剑华、黄光德、沈钧业、黄元秀等.实际上其中不少人是挂名的,主要负责人为周亚卫、裘振纲.会员成分复杂,除了一些老光复会的会员及个别开明士绅外,多为失意政客及国民党的退伍军官.

1947年,该会曾要求参加国民党立法委员选举,未获准,同年4月22日被国民党政府通令取缔.1948年5月26日,该会曾在杭州西湖召开干部会议,发表政治报告及重要声明,宣称光复会“不仅代表中间阶层如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代表整个人民大众的利益,主张建立一切党派及人士共同参加的建国联合政府”,“任何政党(党派亦在内)不得私有军队”.

1949年1月,该会发表声明,拥护中国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并且策动国民党浙江省主席陈仪实现局部和平,事泄未遂.

1949年6月10日,周亚卫、裘振纲、沈田萃、童杭时等代表光复会致电,声称:“本会处于蒋党反动统治下,备受迫害,但仍尽力于事业.今浙江已告解放,全国解放为期不远,今后本会誓在领导下,为人民事业尽其绵薄,并愿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

6月下旬,周亚卫为此到北平活动,周恩来曾予以接见.双方商谈的结果是:由于光复会成分复杂,成员中分子很少,因而不能邀请该会参加新政协.周亚卫在1954年任第二届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农民党

中国农民党于1946年在重庆成立,主席为董时进.1944年,政团同盟改组为同盟时,董时进加入并任民盟中委,后又退出.1946年旧政协会议时期,他联络农业协进会中的一部分人,组成中国农民党.该党成员中有一部分是大学教授和农业技术专家,另有少数反动分子.该党于1948年5月三中全会修订的政纲主要有以下四项:一、建立政治,二、促进经济发展,三、合理分配财富,四、消除一切战争.同年,董时进公开著文反对中国,反对的土改政策.

1949年1月,农民党发表宣言,表示拥护中国提出的八项和平条件.4月,董时进自香港派代表来北平,谋求农民党作为参加新政协的单位.

5月17日,董时进自香港抵北平,致函周恩来要求会见.6月5日,李维汉约见董时进,指出董时进和农民党以往的反动言行,批评他在1948年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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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12日,董时进自上海上书人民政府主席,为封建地主阶级辩护,要求停止进行土改,修改土地改革政策,并在上海散发反对土改的传单.华东局统战部随后派人找董时进谈话,提出批评,制止他这种违反《共同纲领》的行动.

1950年4月,董时进去香港,旋去美国.

中国民治党

中国民治党于1946年8月在上海成立,主要由国内外华侨洪门中的一部分人组成.该党从一开始就有国民党“CC”(由陈果夫、陈立夫把持的的国民党“俱乐部”的英文简称,后来有人认为是“二陈”的简称)分子与军统特务分子混入,操纵指挥,成分极其复杂.该党主要负责人是赵显和张书诚.赵显系美洲华侨,早年曾随孙中山参加革命,负责海外筹饷.张书诚系国民党党员,抗日战争期间曾任国民党华北党政军联合办事处秘书长,出席过国民党六大.重要成员有朱金石、杨天孚、朱家兆、邓云章、黄子和等.1947年2月,赵显、杨天孚等曾在“CC”支持下,与国民自由党、民生共进党等合组中间党联盟.

1949年新政协召开前,民治党派人来北平活动,要求承认合法地位和参加新政协.经统战部同各党派商量,向该党负责人任荣野、黄守中等正式说明,民治党不能列为党派,要求他们自行解散.此后,他们又拟与致公党合并,被陈其尤等拒绝.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简称平教会,1923年8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为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夫人熊朱其慧,还有陶行知、黄炎培等.该会成立时,选出熊朱其慧、陶行知、张伯荃、蒋梦麟、张训钦、蔡廷干、周作民、陈宝泉、周治春九人为董事.熊朱其慧为董事长,晏阳初为总干事.

平教会系私人事业团体,无一定的组织形式,也没有入会手续,经费来源主要靠境外募捐,主要活动是从事乡村农民文化教育.初成立时会址设在北京,1927年迁河北定县,创办定县实验区.该会在定县期间,曾罗致一些留美知识分子.晏阳初在定县期间,主张中国社会的病根在愚、贫、弱、私,要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个方面进行四项教育,即生计教育救贫、卫生教育救弱、文化教育救愚、公民教育救私.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平教会迁湖南长沙,在衡山举办平民教育实验区,并进行了一些抗日宣传活动.1939年迁四川巴县,直到全国解放.

1943年,以外交使节名义,拨给外汇,让晏阳初去美国.晏阳初在美国拉拢一些有权势的人,成立中美联合平民教育促进会.美国大法官道格拉斯、前副国务卿罗维特、欧洲复兴计划负责人霍普曼等,均为该会委员.平教会在国内的工作、计划、经费等,都需送纽约经中美联合平民教育促进会审查核定.

1948年,晏阳初在美国提出中国农村复兴计划,并到国会讲演.美国国会通过法案,命名为《晏阳初法案》,拨款数亿美元给中国搞农村复兴.政府因而成立以蒋梦麟为主任的中国农村复兴委员会(简称农复会).平教会从农复会得到美元补助和贷款的便利.

新中国成立前夕,晏阳初采取了应变措施:任命瞿菊农为平教会代总干事,魏永清代理乡村建设学院院长,他自己则经台湾去了美国.

1950年春,平教会派人来北京,要求承认其合法地位,给予政协代表名额.随后,瞿菊农、孙则让来北京,找黄炎培、张澜等帮助他们取得合法地位.对平教会采取了非常慎重、严肃的态度.统战部进行了大量调查研究,与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进行了充分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平教会这样的团体,无运动历史,受美帝经济支持,为国民党统治集团所利用,应予解散.

1950年12月2日,重庆市军管会宣布解散平教会,并派人接管其所办的事业机构.

在平教会解散后,瞿菊农、孙则让联名写了《我们对于平教会的检讨》,说:“我们结合了时事学习,对于平教会及晏阳初的思想作了一番深刻的检讨,从而更认识了美帝国主义者毒害我们人民的狡猾阴谋手段.”“平教会现在解散了.这在政治影响上是合乎时宜的贤明措施.”“我们亦志愿积极学习,扬弃错误,服务人民.”

其他党派或团体

在新政协会议筹备期间,还有人民自由联盟、进步党、中国人民自由党等,从香港派人来北平活动,以争取公开合法地位和要求参加新政协.据当时向各方调查,这些所谓党派成员十分复杂,性质多属反动.因此,新政协筹备会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后来,其中一些党派和团体的人随着形势的演变,政治态度发生了变化,陆续回到了人民的阵营,通过参与新中国的建设,加入到社会主义大家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