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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知人论世在历史研究中表现为回归历史语境的研究思维和研究方法.读《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能深刻体会这一点.
关 键 词 ：知人论世回归历史语境朱熹
作者简介：陶梦娇,女,出生于1986年8月,四川通江人,汉族,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专门史,2010级,研究方向：中国文化史.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18-0123-01
《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一书“是关于有宋一代文化史与政治史的综合研究,它的焦距集中在以宋代新儒学为中心的文化发展和以改革为基本取向的政治动态.”［1］P3余先生从整体的观点将理学放回它原有的历史脉络中重新加以认识,避开大多数一贯从思想史和哲学史角度探讨,而是“提供另一参照系,使理学的研究逐渐取得一种动态的平衡”［1］P3.余先生指出：“只有通过历史的研究,我们才能获致有关中国文化传统的基本认识.”［1］P4-5即是此书给我的最大的启示和收获――知人论世,回归历史语境.
所谓 “历史语境”是指历史事实发生时的具体环境和氛围,是由关于过去的知识所构成,我们对它的了解主要依靠源自史料的信息.一个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如果与产生它的场景分离以后,它的意义也就丧失了,因此,历史研究必须将研究对象放在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辨析、梳理、描述、阐释.众所周知,历史是不能重来的,也是不可能返回的.
“回归历史语境”就是返回由史料信息所还原出来的社会历史文化空间和具体情境.这要求立足于本领域最新研究成果的史学语境基础上,坚持历史主义的研究立场,注重史料的发掘,充分地占有详实的历史资料,努力从原生态资料分析入手,准确把握历史的真实性和必然性,对研究对象进行回归历史语境、趋近历史真实的深入阐述,只有这样,才能在大量史实的辨析之中展示出研究对象更为客观的基本面貌和发展线索.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知人论其世也”.［2］余先生在《自序二》中就明确指出：“在我开始写这篇序文时,孟子的这句名言是我的唯一指导原则”［1］P5所谓“知人论世”原指了解一个人并研究他所处的时代,现也指借鉴别人的好坏,议论世事的得失.为了写好此书,余先生从“知人论世”的观点重读了全部《朱子文集》和《朱子语类》,尽量根据最可信的证据以重构朱熹的历史世界,使读者置身其间,仿佛若见其人在发表种种议论,进行种种活动,由于读者既已与朱熹处于同一世界之中,则对于他的种种议论和活动便不至于感到全然陌生.“史学家诚然不可能重建客观的历史事件,但是历史世界的遗迹残存在传世的史料之中,史学家可以通过已往行之有效和目前尚在发展中的种种研究程序,大致可以勾画出历史世界的图像于依稀仿佛之间”.［1］P6
余书切入角度新颖,对传统资料的巧妙发挥,完全跳出以往著作对宋代理学家的哲学研究,是深入历史语境研究的典范.此书上篇为朱熹的历史世界提供了一个较广阔的背景,下篇则进入了朱熹所活跃的历史世界的核心地,对朱熹的历史世界作整体的动态观察,将理学家的政治观念、政治运作与当时实际的政治环境相结合,深入研究朱熹时代的历史世界,系统而全面的从直接史料中搜寻一切相关的证据,探讨在当时理学知识分子的想法和观念,重建12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文化史与政治史.在题目上表示了对描述朱熹历史世界的兴趣,但实际上他却并没有将视野仅局限于个体,而将眼光放得更为长远,主题是士大夫与政治文化的关系,但实际的重点则集中在理学派士大夫、官僚集团和皇权三者之间的互动,不只是描述了南宋的政治思想,同时延及于北宋,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宋代思想的新的视角,让我们再次认识到回归历史语境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如果文本放在未经考证的语境之下,采取倒放电影的写作手法,其实是知人论世,回归历史语境的又一误区.罗志田先生在《“天朝”是怎样开始“崩溃”―战争的现代诠释》一文中重点议论了这个问题.茅海建先生本来的愿望是想以“当时的道德观念、思维方式与行为规范去理解历史”,即用“当时的观念合情合理地解释当事人的思想和行为”.［3］P9这就是回归历史语境的史学研究方法的实践.从方法论的层面看,茅先生从主观上已注意到文本的时代性及置文本于其时代语境之中的必要,他也对文本做了大量的史实考订和重建工作,但他对语境部分却过于依赖既存的成说,从而造成将经过重建的文本置于几乎未经考订的“语境”之中这样一种部分脱节的畸形结果.罗先生谈到,“作者在这方面的实际努力似乎不能说完全成功.其中一个原因,或者在于有些茅君自认为是战争‘当时的观念’,倒很像是我们当代的观念,而茅君解释时所合的‘情理’,不少也仍是我们‘当代’的情理.其结果,该书的‘解释’部分,很多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当代史.”［3］P10这就提出一个问题,“当时的观念”或语境本身,是否也需要重建呢今日言语境者多存一似乎不言自明的预设,即语境是现成地摆在那里,只需参照即可.实际上,在很多情形下,语境本身首先就需要重建.
而余英时先生的《朱熹的历史世界》就努力在纠正这个问题,文本只有放在经过严格考证了的历史语境之下,才能尽最大努力的做到知人论世,回归真正的历史语境.这是我读余先生此书最大的感触和启发.
同时,余书努力纠正了“倒放电影”的写作方法所带来的一些弊端.避免了无意中会“剪辑”掉一些看上去与结局关系不大的“枝节”,造成带有作者强烈的先入为主的观念,以今情测古意.在我们研究历史的过程中,特别是要评判对与错时,最容易有意无意中以后起的观念和价值尺度去评说和判断昔人.结果常常是一判就“错”,况且其实“对错判断”本不是史学的任务.就如罗先生所指出的“盖昔人本无后来的知识,也无此类观念和动机,又何来在此基础上的对与错呢如果以后起的观念去诠释昔人,有时便会出现朱子指责的‘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的现象,主动去‘捉’昔人之意图”.［3］P13
注释：
［1］：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宋代士大夫政治文化的研究[M].北京：三联书店,2004.8
［2］：孟子万章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6.9
［3］：罗志田.“天朝”是怎样“崩溃”的―战争的现代诠[J].近代史研究[J]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