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来军队政治工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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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是我军政治工作的科学理论指南,在建国前已基本趋于成熟,有着丰富的内涵和严密的科学体系.建国后,军队政治工作思想又不断发展.本文以《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为史料,从八个方面对建国以来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梳理,以更系统地理解军队政治工作思想,更有力地推动军队政治工作实践的创新和发展.

〔关 键 词 〕 建国以来,,军队政治工作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2010)06-0091-08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是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创立者,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一代宗师,为军队政治工作实践提供了重要理论指南――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纵观军队政治工作思想的发展,党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孕育了她,1929年12月古田会议决议标志着她的形成,1944年4月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宣告她的成熟.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所处的环境、面临的任务发生了变化,在执掌全国政权、领导建立现代国防,捍卫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的伟大实践中,在军队政治工作方面作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重要论述和宏伟实践,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军队政治工作思想.

一、关于政治工作的地位和作用

1.中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对我军政治工作地位的生动比喻和形象概括,这是一贯强调的基本观点.建国后,非常重视新中国第一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的修订工作,指示罗荣桓、陈毅元帅和谭政大将主持修订,并亲自参与审定修改.1954年3月10日,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和副主任傅钟、萧华、甘泗淇提交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报告.事隔月余,1954年4月15日,对报告作出批示:“略有修改,可即印发.”〔1〕虽然修改不多,但其中很重要的一处就是对“生命线”的强调,将总则第四条中“中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战斗力量的保证”一句,恢复为原稿的“中国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2〕,替代了较为笼统的战斗力量保证的说法,可见他对军队政治工作地位的深刻认识.这一提法一直得以延续.此后,又进一步发展了“生命线”的思想,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3〕.追溯历史,他早在1944年修改谭政《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就亲笔写道,“领导的革命的政治工作是革命军队的生命线”,并且强调“无此则不是真正的革命军队”〔4〕.“生命线”这一论断一直在理论界和实践中存有一些争论,但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始终确保我军政治工作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2.政治工作保证全军指战员都具有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

政治工作不是可有可无的.1964年6月16日,在北京十三陵水库召开的政治局常委和各第一书记会议上讲话中,讲到各地要搞民兵、地方部队时,指出:“要把民兵好好整一下.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军事.等政治,要有政治工作,有政委、政治部、教导员、指导员,做人的工作,分清好人坏人.” 〔5〕

政治工作必须在军中建立威信.1949年10月29日,在给华北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政治委员薄一波关于绥远起义部队有关问题的回信电报中,指示:“所列两军及骑师的军事指挥人员亦可照准,唯须与政治委员及政治部主任同时委任,方能使政治工作在军中建立威信等在绥远军队中实行认真的政治工作制度是一件大而艰难的事,必须事先有充分的精神准备等否则难免出乱子.” 〔6〕

政治工作威信依赖其作用的充分发挥.1952年12月20日,为起草的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各同志的电报中,指出要准备一切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争取战争更大胜利,必须“政治工作保证全军指战员都具有粉碎敌人进攻、争取更大胜利的坚强斗志和高昂士气”〔7〕.这是对战时政治工作作用的精辟阐述.

政治具有统领的作用.1958年7月27日,写给军委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和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黄克诚的信中,分析了当时的形势后指出,“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等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8〕,始终坚持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一原则.

二、关于政治工作的摆位和实施

1.不能只重视政治工作

在强调政治工作地位和作用的同时,又批评突出政治忽视其他工作极端做法的错误.1952年7月10日,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高级速成系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明确提出“过去那种只重视政治工作(重视政治工作是对的,今后也还必须重视),而忽视参谋工作的现象,必须加以坚决的改变”〔9〕.这让人回想起在修改抗大分校教育计划时指出,“应当加强军事教育,强化军事生活”,同时又说“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10〕.

遗憾的是,“文化大革命”的开展,林彪“突出政治”的错误理论,歪曲了思想,使军队政治工作受到挫折.即使这样,深信由他等老一辈革命家一手建立的人民军队和培养的部队干部是不会变质的,是听从他的指挥的.在1971年月外地巡视期间,他同各地负责人谈话时说:“军队要统一,军队要整顿.我就不相信你黄永胜能够指挥解放军造反.”同时他告诫道:“你们要过问军事,不能只当文官,还要当武官.等现在是只搞文不搞武,我们军队成了文化军队了.一好带三好,你那一好也许带得对,也许带得不对.还有那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到底效果如何,值得研究.”〔11〕批评一好,就是批评“突出政治”的极端做法.

2.围绕中心工作开展政治工作

整个军队的方向和任务就是军队政治工作的任务,政治工作没有自己独立的任务.1950年军委颁布指示,自1951年开始,全军教育以提高文化为首要任务.当形势发生变化后,又向全军发出指示:“现为适应目前形势的发展,需要加紧部队的军事训练,特将部队训练教育的时间重新规定如下:甲、各军区一般部队训练时间比重为:军事百分之六十,政治百分之三十,文化百分之十.乙、离职的速成中学:文化百分之八十,军事百分之十,政治百分之三.丙、某些起义部队:须要继续改造者,可规定政治百分之六十,军事百分之三十,文化百分之十.丁、各军事学校:按各学校计划执行.”〔12〕以此来确保中心工作的顺利完成.政治工作要保证执行战斗队、工作队、生产队三大任务,就必须围绕中心工作展开,发挥服务保证作用.在军队面临紧急战备、支持国家生产时,政治工作都紧紧围绕中心而展开,保证了部队的思想统一和中心任务的完成.时至今日,这些思想仍然指导我们在实际中科学处理好军事训练、政治教育、后勤装备建设等各项工作的关系.

三、关于党指挥的原则和军队党的建设

1.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而决不容许指挥党

1954年1月,在电报中,肯定了罗瑞卿、陈伯达对朱德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闭幕词中对于党军关系处增加的内容,“必须使全军了解:我们的武装部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了敌人的.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我们的革命武装部队.我们军委是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工作.我们武装部队的高级干部应当时刻记住同志的指示:‘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而决不容许指挥党.’就是说,我们的武装部队和武装部队的一切干部,要忠诚地服从党的领导,在党的领导之下紧紧地团结起来”〔13〕.这一内容是关于党绝对领导军队思想的重要体现.

1954年10月18日,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把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谈到第二代黄埔军时,他说:“黄埔军也曾受到了人民的拥护等那时候犯过一个错误,就是不要军队,只在军队里派党代表.后来把党代表一驱逐,进行清党,在直接控制下的军队就只有叶挺的一个独立团.南昌起义后,党所领导的军队变成了游击队,这个游击队一直打了二十二年.”〔14〕可见,在军队中建立坚强党组织的极端重要性,党没有自己的军队是错误,党不能牢牢掌握军队是更大的错误.

1958年1月,在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的第三十条写道:“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做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15〕1964年5月25日,他在会见秘鲁和厄瓜多尔两个学习代表团时说:“革命单搞军事不行,如不建立根据地,跟群众没有密切联系,不建立正确的党,没有正确的统战工作,单有军队,单会打仗是不行的.”〔16〕

2.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

党委领导是集体领导,反对个人权力凌驾于集体之上.1953年11月,批示彭德怀副主席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讲话稿时,专门将“按照历来的军事方针,就是发挥党委员会集体领导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改为“按照历来的军事方针,就是根据党委员会集体领导和首长个人负责相结合的原则,采取在党委统一(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17〕.将“至于强调个人领导,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党委集体的权力之上的作法,是错误的”,改为“在有党委制存在的条件下,不适当地过分地强调个人领导,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党委集体的权力之上的作法,那就是不对的”〔18〕.

1954年4月15日,他在审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又将总则第二条的首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党和同志的领导下”,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国的领导下”〔19〕,去掉“同志”几个字,彰显出他对集体领导的重视,而不去突出个人权力,给予我们军队领导干部以制度规范和行为示范.

成立军政委员会是的创举,为各地特别是起义部队坚持党的领导提供了思路与途径.1949年10月31日,在给华中局第一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司令员兼华中军区司令员林彪等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华中须准备成立以我党为中心的统一战线的军政委员会,以为管辖六省军事、政治、财经、文化等项工作的过渡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20〕.1950年7月12日,他为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南局、西南局、西北局及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区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在起义部队中的领导机关应为军政委员会及军政组制度,不应如主力一样为党委制.以便吸收起义将领参加一起工作,利于团结和改造部队”〔21〕.同年,他为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中南、西北和华北各军区政治部的电报中,表示同意西南军区的“比较大的问题,先经党委会讨论决定后,即可通过军政委员会执行”建议,并指出:“各军区所属部队凡有较多起义军官参加的军队,在团以上各级均可组织军政委员会,以利团结和改造.”〔22〕

3.加强军队党的整风与反官僚主义

整风运动是我党促进党风建设的重要形式.1950年6月16日,为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转发中南军区委员会关于部队整党工作的指示,肯定了中南军区的做法,也对其他军区提出要求:“中南军区既能够一面办理复员工作,一面进行整党,则其他军区亦可照此进行,不必等到秋后.”〔23〕可见他的重视和急切.

1950年9月16日,为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党委的电报中,再一次表达了对军队党的整风的重视与关注:“地方党的整风工作,业已普遍进行,并向发来了许多报告,提出了许多好的经验,但军队党的整风工作是否已在进行及如何进行的,除少数有反映外,大多数尚无反映.我们希望各军区党委务于九月底或十月初向我们发来一次报告,概述全区部队第一期整风情况.如何,盼复.”〔24〕在党内开展的整风运动,达到了整顿我军思想作风,确保部队纯洁,提升部队战斗力的目的.1950年10月,总政治部根据指示和部队存在的问题,发出了《关于整风工作的指示》,全军开展了以团以上机关干部和机关为重点,以整顿和提高战斗意志,保持与发扬我军优良传统为中心内容的整风运动.

还多次对军队反官僚主义做出批示,他曾指出,官僚主义的领导方式,是任何革命工作所不应有的,要把官僚主义方式这个极坏的家伙抛到粪缸里去,因为没有一个同志喜欢它.1951年12月11日,他在为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关于在部队实施政治和文化教育等工作报告中批示:“在推行整党并实行政治教育的同时,在一九五二年的头几个月,应按各部门和各军区情况,规定一段时间,在全军,仿照镇压反革命的方式,大张旗鼓,发动群众,展开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严重斗争.”〔25〕

1952年12月,时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报告海军党委将召开党委扩大会议,进行检讨,反官僚主义,重点检查全军工作的思想领导、重大任务的执行情况及有关克服官僚主义的组织形式、工作制度,批示给彭德怀等:“海军党委这种反官僚主义的布置是很必要的.请你们考虑先在军委各部门择期举行党委扩大会,其内容可大体相同于萧劲光所规定的那样.如彭认为有必要,请在军委例会上加以讨论,做出决定.俟军委做有成效时,再推广至各大军区.”〔26〕

四、关于思想政治教育和新闻宣传工作

1.部队中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

思想教育主要的首要的任务,是说服教育干部.1950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粟裕副司令员等给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电报中说:据了解,董、罗兵团内部广大士兵及大部分下层军官,均急于要求整编.在同意对董宋珩罗广文两部实行混编的电报中指出,“请你们注意混编时的政治说服工作,使董、罗及其干部感到满意,以便争取他们进步和安心工作”〔27〕.

只有让思想问题得到解答,才能达到政治教育的目的.1950年8月5日,为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东北局高岗的电报中,要求东北边防军应在月内完成一切作战准备,明确指出:“务使士气旺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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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充分,部队中的思想问题必须予以解答.”〔28〕1950年8月25日,为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等的电报中,也指出“加强党政军民各方面的作战准备,清除干部中的和平思想,军队及地方武装解除其生产任务,集全力于准备作战”〔29〕,对付敌军可能向潮汕及海陆丰登陆袭击.

教育的内容,必须跟上形势.1950年9月3日,在对高岗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等问题报告的复信中指出:“必须以现代战争观点教育部队,切记不可轻敌,等当令其于中旬或下旬送回第一批调查结果,即可以之教育部队.”〔30〕

当然,政治教育要讲方法策略.1971年月,在外地巡视期间,同各地负责人谈话时讲到,“军队历来讲雷厉风行的作风,我赞成.但是,解决思想问题不能雷厉风行,一定要摆事实,讲道理”〔31〕.

2.加强战时宣传是制胜的重要因素

战时宣传既要客观分析形势任务,更要挫伤敌军意志,为我军官兵鼓劲.1951年5月2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解方整理的在听取他和陈赓关于朝鲜战场情况汇报后所作志愿军作战方针指示中指出:“应加强政治工作,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巨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但同时应指出胜利条件,强调克服困难,战胜困难.”〔32〕

1952年9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五军政治部的报告写道:阵地宣传、喊话已发展到对话和播音,共播音十次,播放材料二十四篇.在报告上写给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的批语中强调:“阵地播音极为重要.是否已普遍筹备了播音设备及播音人员”〔33〕

1953年1月10日,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的报告指出对敌军宣传工作要加强:在火线宣传方面,供给部队以较充分的现代化宣传工具,是对敌宣传的重要问题.播音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成为对敌宣传、对我部队进行政治工作的有力武器.在报告上批评:“敌军工作必须加强.大中型播音机应多制.”〔34〕这些为我军当下研究与开展“三战”特别是舆论战提供了原则、方法、途径.

3.军事新闻宣传要运用策略

军事新闻宣传要把握分寸.1950年9月29日,写给副部长、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中说:“请查过去宣传中有无规定在一九五○年打台湾的事,有人说他看过今年元旦文件内说今年要打台湾的话,未知确否以后请注意,只说要打台湾、西藏,不说任何时间.”〔35〕其实,我们从若干战例中可以发现,交战敌我双方掌握对手战争行动企图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捕捉新闻宣传中的信息.

军事新闻宣传要实事求是.1950年10月6日,为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当时奉派越南,以代表身份协助越共和越南人民部组织抗击法国侵略军的边界战役)的电报中指出:“发表战报要说老实话,歼敌一个人,缴敌一支,即说一个人一支,不要说两个人两支,养成朴实作风.”〔36〕当然,这里的说实话报实情是有所指的,并不是一概地要老实说,而是要区分对象与范围的.

军事新闻宣传要从效果出发,注意时机和立场观点.1950年10月27日,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暂时不宜发表作战新闻,待战役告一段落再发表为宜.”〔37〕1950年11月17日,他又给副部长、人民政府新闻总署署长胡乔木的信中明确指示:“一切有关朝鲜主力战场的新闻,都应将朝鲜人民军与中国人民志愿部队联在一起说,不应只提人民军而不提中国人民志愿部队,如‘新华社十五日讯’那样,这样的电讯发到前线和全国都没有好处.” 〔38〕

五、关于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

建国以来,对坚持和深化政治工作方针原则作了许多重要论述.1949年10月20日,他在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中,回顾总结过去革命时说:“军队里面主要靠三大,并实行兵教兵、兵教官、官教兵,这‘三教’使部队很快就能打仗,淮海战役时甚至是即俘、即教、即补、即战.政治工作也有一套.现陈粟部队百分之八十是俘虏成分,其他部队也不少,他们都坚决作战,全靠我们的革命精神,同他们互亲互爱.”〔39〕

1.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

官兵关系是大事,政治工作要把改善官兵关系作为重要内容.1949年10月24日,在同绥远负责人谈话时说:“干部要参加生产指挥和劳动.劳动可以改造思想,改造人.战士看到干部也挖地,官兵关系就可以改善,这就是政治工作.”〔40〕可见,他十分重视官兵关系.1949年12月5日,他又在《军委关于一九五○年军队参加生产建设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军队在参加生产之后,不仅战胜了困难,减少了政府的开支,改善了军队的生活,并且经过劳动锻炼,还提高了军队的政治质量,改善了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41〕 以整风的形式改善官兵关系.1950年6月15日,在审阅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准备向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作的军事报告稿时,专门加上了一段:“全军必须维持良好的纪律,改善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全军应在今年复员工作做好之后,从今年冬季开始,来一次从上至下的整风运动,克服一切不良现象.”〔42〕

1950年9月9日,为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的转发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第四十八军开展连队运动计划,指示“希望你们亦发动所属在有领导有秩序的条件下,开展一次连队的运动,提高连队官兵觉悟程度,改善连队官兵关系,达到连队爱兵尊干加强战斗力之目的”〔43〕.1952年,他批示同意把士兵代表会议定为经常制度,确定会议“做两个工作:通过领导者的检讨报告和通过财经报告”〔44〕.

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良好的官兵关系.1957年3月20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指出:“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等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45〕


2.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做好群众工作

军民关系影响着战争胜负.1950年12月26日,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联合司令部副政治委员朴一禹的电报中,指出第三次战役结束后全军主力均应后撤休整:“改善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严格实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做好居民群众工作(包括帮助受难人民解决一部分物质困难),并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动员(不消灭朝鲜境内的敌人不回国),为春季作战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46〕

和平时期也要重视军民关系.1957年3月20日,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全党都要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等平时的政治工作跟战时的政治工作是不是有些不同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等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47〕

深入群众之中密切军民关系.1963年12月14日,给林彪的信中,指出要在军队中宣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件:“军队一动起来,还可抽出一些干部帮助地方,向工厂、农村作宣讲工作.这样又可以使军民联合起来,人民了解和拥护军队,军队了解和帮助人民,更是一大好事.”〔48〕

军队要做群众工作.1964年9月4日,在湖北武汉会见老挝爱国战线党文工团的谈话中,指出:“要做群众工作就要和群众一样.等军队要作战,也要做群众工作.等犯错误,看犯什么错误,政治路线上犯错误,损失就大.等我们用说服的方法,就是通过整风运动把他们团结起来,一个也没有丢掉,最后取得了今天的胜利.”〔49〕

3.敌军工作必须加强

1949年10月24日,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中说:“我们对起义人员的方针是又团结又改造.等要按照他们的具体情况和能够接受的程度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不能强迫灌输.”〔50〕

1953年1月,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副主任傅钟和萧华的报告说:自去年六月以来,志愿军的敌军工作已进一步展开.一般干部对敌军工作的重要性有了深入认识,以往开展敌军工作较少的情况已经扭转过来,在战场上通过喊话而争取投降的敌军越来越多.指示:“敌军工作必须加强.”〔51〕

1962年9月7日,会见拉丁美洲国家的青年和学生代表等时,谈话中说“军队的士兵百分之八十以上是能够改造成为解放军的.俘虏过来以后,对他们做一两个礼拜的思想工作,他们就跟着我们一起拿起来了”〔52〕.武化和文化不结合,武装斗争也不能成功.

六、关于保持和发扬光荣传统

1.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革命传统是我军的一笔重要精神财富.1951年8月11日,为革命老根据地人民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53〕1953年8月26日,以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的训词中要求:“保持和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特别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和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这在你们的学院,是和全军一样,必须充分领会和一刻也不可忘记的.”〔54〕还多次为英模题词,肯定和褒奖英模们做出的贡献,全军也广泛开展了立功运动,出现了一大批典型模范,成为军队政治工作的活教材.

2.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

1956年11月15日,在中国第八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我是历来主张军队要艰苦奋斗,要成为模范的.”〔55〕他进一步说:“一九四九年在这个地方开会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将军主张军队要增加薪水,有许多同志赞成,我就反对.他举的例子是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他说这不行.我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当然,还有别的.现有部队的伙食改善了,已经比专吃酸菜有所不同了.但根本的是我们要提倡艰苦奋斗,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56〕后来,他对这支亲手缔造的军队深情地说:“解放军是一个好军队,我是很喜欢这个军队的.”〔57〕

3.抗大作风――奋斗二字改朴素

1960年5 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政治部主任谭政的报告说:对抗大时有关作风的三句话,目前的提法不尽一致.1938年抗大同学会成立时的题词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1939年抗大三周年时文章中的提法是:“坚定正确的政治工作,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这两个提法用词不同,究竟以哪个为好,指出:“以一九三九年的三句为好,奋斗二字改朴素为宜.”〔58〕奋斗与朴素两字之差,我们从词意区别即可见,奋斗的精神固然重要,朴素的作风切不能丢,似与当年所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还门板”与“上门板”,这一提法就固定下来,激励着一代又一代军人.

七、关于政治干部能力素质和官兵的文化水平

1.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

1964年5月25日,在会见秘鲁和厄瓜多尔两个学习代表团时说:“只有会做政治工作的人才会打仗,不懂政治的人就不会打仗.”〔59〕1964年6月24日,在会见越南人民参谋长文进勇率领的越南友好代表团时,文进勇介绍派去南越的以干部为主,也派去一些军队.赞成道:“这样好.革命军人应该样样都会干,不单要会搞军事工作,也要学会搞政治工作、经济工作、文化工作,要会做群众工作.”〔60〕由此可以看出,政治工作需要大家一道来做.强调做政治工作是一个军队干部的基本能力,也是其重要素质,对于政治干部来说要求就更高了.

2.注意研究情况,了解别人的心理,懂得新的工作方法

要在实践中学会做政治工作方法.1949年10月24日,在同绥远负责人的谈话时就要求:“关于政治工作人员,师以下暂时不派.对派去的同志要进行教育,要他们注意研究情况,了解别人的心理,懂得新的工作方法,使这些干部去后不致发生问题.要使他们知道,如果搞不好是会被别人赶出来的,即使不被赶出来,你站不住,也是要出来的.我们在接收石家庄的工厂时就有教训.我们派去的干部不能在业务上给予帮助,又不作具体调查研究,只是大讲了三天反帝反国民党的大道理,讲完了又没有新的,人家就不愿意听,不赞成你.他们后来重新当学生,和工人一起学习、劳动,调查研究,开展对敌斗争,业务上成为内行,才成了工人的贴心人,谈话别人也爱听了.”〔61〕

政治工作干部自己首先要当明白人,才能面对政治工作对象,做好政治工作.1949年11月11日,在为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起草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关于向董其武部调派政工干部的指示中指出:“所有这些政治工作干部必须调集一起有计划地给以去绥远军队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方法的训练,并完全研究明白,然后派去,否则不要派去,务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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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为要.”〔62〕这流露出他对政治工作人员能力素质不高的担心,也体现了他要求政治工作干部要懂业务、会调查研究、与群众打成一片等素质要求.对于今天的政工干部而言,这些要求和方法依然十分必要.

3.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

建国后随着我军的不断发展,对官兵的文化素质要求更高.1950年8月1日,以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军委关于在军队中实施文化教育的指示,他在分析了当时国内形势和军队的任务后,从军队的实际出发指出:“鉴于人民解放军的指挥员、战斗员一般的文化水平太低的情况,为了要完成伟大的新任务,就必须提高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的文化科学与技术水平,并从军队中培养大批的从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63〕并对教育时间、教育方法等作出了具体部署,要求“部队文化教育工作,应在各级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64〕.

1950年9月16日,在关于粤桂等地军事部署及剿匪等项工作的指示中也指出:“主力各军明年的剿匪工作、军事训练、文化训练和生产任务须作必要的调整,不使互相冲突.等文化教育须用大力推行,等战斗意志不降低.”〔65〕

要带着问题学习,学以致用.1960年12月,在转发《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草案)》的指示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军队中有文化条件的干部必须研究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研究方法,必须是为了我们的工作需要而去作研究,即为了解决中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的需要而去请教马、恩、列、斯,而不是为研究而研究,不是读死书,而是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神实质.读同志的著作的方法也应当是这样.”〔66〕

1964年6月,在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大比武“尖子”分队和民兵汇报表演时,谈话指出“练武还要练文,注意学文化”〔67〕.

八、关于领导班子使用配备和知识分子政策

1949年12月4日,写给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信中说:“配备人员时注意尽可能提拔原四方面军干部,此点务须注意.”〔68〕1953年11月10日,写给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彭德怀的信中说:“对于我们配备干部不满意,不但是那个写信的同志一个人的意见,我估计有相当一些人有意见.我认为我们配备的干部一般是正确的,对此不满的人是不多的,但我们对于二、四方面军的同志应当提拔的可能有些未提拔,他们可能认为一方面军的人提拔得太多,而二、四太少和照顾不周,值得注意.等把在这个问题上的缺点加以改变.”〔69〕

非常重视在军队中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51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南军区政治部指示说,为着进一步加强部队中工农与知识分子的团结,加强我军现代化这一组织基础,并动员全军知识分子为实现部队文化教育任务而奋斗,要求在全党全军特别是全体干部中,广泛地切实地进行一次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教育.早在1939年,在起草决定时,就深刻指出对于知识分子重要性认识不够的做法,说“许多军队中的干部,还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还存着恐惧知识分子甚至排斥知识分子的心理”〔70〕,明确要求“全党同志必须认识,对于知识分子的正确的政策,是革命胜利的重要条件之一”〔71〕.直至今天,这些思想都得到了较好的贯彻和延续.还多次对干部评级、军衔评定、军队整体复员等作出重要批语,为军队干部工作提供重要指导和遵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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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123.

〔4〕姜思毅主编.军队政治工作学〔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103.

〔5〕〔11〕〔16〕〔31〕〔48〕〔49〕〔52〕〔58〕〔59〕〔60〕〔66〕〔67〕建国以来军事文稿:下卷〔M〕.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文献出版社,2010.230,377,224,377,208,262-263,146,83,224,237,11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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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0〕〔71〕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4册〔C〕.北京:解放军出版社,2004.465,719,720.

(责任编辑:徐慧兰 胡学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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