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达纲领批判》的政治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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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马克思的重要论著《哥达纲领批判》写作于1875年4-5月,首次公开发表于1891年.长期以来,对《哥达纲领批判》的研究多从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理论的角度来分析,较多地关注其中有关“过渡时期”、其产主义发展阶段等问题.在当代语境中,以正本清源、返本开新的精神重读这篇经典著作,可以发掘出新的理论生长点,例如,对于财富观的论述,社会主义与商品经济的关系问题,有关公平、正义、、权利和国家的政治哲学研讨等.从当代社会发展的视野出发,我们应当更加关注和发掘该文本中政治哲学思想的现实意义.

一、分配观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提问道：“什么是‘公平的’分配呢?”光靠分配能解决一切吗?（《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02页.以下引文未标明出处的,都引自该书）这一发问直接针对拉萨尔的分配思想.拉萨尔的错误之处在于,没有意识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劳动是一种自由劳动.而是将劳动等同于商品,用商品交换原则去处理分配问题,表面上看追求的是平等,而实质上仍然没有摆脱“资产阶级的框框”.因此,拉萨尔的分配正义的前提预设就是劳动商品化,并没有超越资本主义.也正是由此出发,马克思才激烈反对拉萨尔等人就分配论分配,认为其事实上就掩盖了分配所隐含的社会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分配是在一定生产方式下的分配,如果遗忘了这一点,就分配论分配,事实上就是“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因此,马克思批判了“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第306页）.他强调对分配问题的研究必须深入生产的全过程乃至全部社会生活来加以考察.

从《哥达纲领批判》中有关分配尤其是“按劳分配”问题的讨论,可以看出：一方面,“按劳分配”是后人的概括,马克思并没有直接使用这样的提法；同时,马克思的按劳分配理论是产品经济中的按劳分配,与现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按劳分配有不同特点.这是因为,产品经济中的劳动是直接的社会平均劳动；商品经济中的劳动是社会必要劳动.正因如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同种类的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创造的价值不同,对财富增长和社会发展的贡献不同,这就要求在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具体过程中,不能单纯以劳动时间为尺度进行分配,而应该以劳动者的劳动效益进行分配；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分配原则不动摇,又不搞单一按劳分配,坚持多种分配方式并存.马克思明确提出,“某一个^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多一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这种情况的出现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第305页）唯有这样,才能克服分配过程中的平均主义,更好地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促进生产力的极大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从而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

二、公平正义观

与分配观紧密相关的是公平观、正义观.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对于公平和正义的讨论说明,第一,“公平”和“正义”并不是抽象的价值观念,只有与一定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具体的、历史的“公平”和“正义”.不存在普遍意义上的“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的思想.第二,不能把公平和正义问题仅仅归结为分配领域的公平、正义,实际上分配领域中的正义问题往往是更深层次的生产方式问题的反映和表现.

《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讨论的正义不是宽泛的正义,而是分配正义,是马克思对以往分配正义的批判与超越.虽然马克思并没有使用“分配正义”概念,但是蕴涵了相关思想,“分配正义”概念是由当代美国政治哲学家家罗尔斯提出的.马克思所批判和超越的是拉萨尔等人关于分配正义的观点：其批判的一面在于,没有抽象的、一般的正义,这种抽象的正义在当时的环境下只能落入资产阶级视野的窠臼；超越的一面在于,要解决分配正义,不能就分配论分配,应当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调整生产关系,由此解决分配不公的问题.

马克思还批判了“平等的权利”.深刻指出了“平等”和“权利”的内在悖论.表面上看,权利是在追求平等,但实际上权利恰恰会导致不平等.所谓平等的权利,就是用抽象的同一尺度去束缚和压制具体的劳动者.“权利,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第305页）.问题是,人与人之间恰恰存在着各种自然差异,而平等的权利恰恰把人看成“抽象的人”,取消了劳动者的自然禀赋和社会因素等差异,这反而是一种不平等.所以马克思说,“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第305页）.

马克思关于公平、正义的重要论述对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平正义观有着重要启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平只能是相对的、具体的公平,不能离开生产力发展水平对公平提出不符合实际的要求,不能搞“绝对平均主义”.绝对平均主义是一种在小生产基础上产生的绝对平均的思想,结果既损失了效率也影响了公平.只讲公平而忽视效率,就会导致共同贫困.

同时,对公平、正义不能作狭隘的理解,它不仅仅表现为利益分配的公平,而且更主要表现为社会成员在追求生存、发展、幸福方面应享有平等的权利义务、公平的社会参与、均等的发展机会,即整个社会规则和机制的公平,实现机会和权利平等.

三、国家观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拉萨尔的中心是国家问题.论述了共产主义制度下国家职能和形态的变化,指出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第一,关于国家和社会发展阶段的关系.马克思提出了“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理论,体现了他在社会发展理念方面的现实思考.他指出,共产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其发展过程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通常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最高阶段,即其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

马克思指出,在未来社会,将会出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无产阶级革命”是过渡时期的产物,是过渡性的国家,是暂时的政治形式,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过渡才能真正实现人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并不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二者存在差异,准确地说,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是扬弃了无产阶级革命之后才能出现的.应准确理解《哥达纲领批判》中的“过渡时期”概念,这里的“过渡时期”是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到实现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的阶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从资本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制度是无产阶级.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结束并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以后,国家正在消亡,但还没有完全消亡.这种正在消亡而又没有完全消亡的国家,已经失去政治职能,不具有阶级压迫工具的性质,只保留简单管理职能.马克思把这样的国家称之为“未来其产主义社会的国家制度”. 第二,关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从马克思对“自由国家”和“现代国家”的批判可以看出,资产阶级社会才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基础.这基本上延续了马克思早年的思路,即国家消亡论.马克思说,“不同的文明国度中的不同的国家,不管它们的形式如何纷繁,却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只是这种社会的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罢了.所以,它们具有某些根本的共同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谈‘现代国家制度’,而未来就不同了,到那时‘现代国家制度’现在的根基即资产阶级社会已经消亡了”（第313-314页）.与此相反,德国工人党却颠倒了这一点,“德国工人党一一至少是当它接受了这个纲领的时候——表明：它对社会主义思想领会得多么肤浅；它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社会也是一样）当作现存国家的（对未来社会来说是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作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第313页）.在此基础上,马克思指出：“自由就在于把国家由一个高踞社会之上的机关变成一个完全服从这个社会的机关；而且就在今天,各种国家形式比较自由或比较不自由,也取决于这些国家形式把‘国家的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第313页）

社会与国家及其相互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研究中的一个基本问题.在本书中,马克思进一步强调了他对这一问题的基本观点：在国家压制社会,从而使社会本身的发展受到威胁的时候,要让社会创立自足的、不依靠国家的机关,实现社会的有机发展.如果国家包办了本该属于社会的问题,那么社会的活力就必然会受到损伤.正确对待和处理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边界,既不能合二为一,使社会失去进一步发展的张力；又不能完全割裂二者,防止出现“强国家与弱社会”的不正常现象.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列斐伏尔所说的那样：“能否把无产阶级定义为国家对于社会的服从呢?这对于马克思来说,是肯定的.”（列斐伏尔：《论国家》,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第131页）

第三,关于无产阶级和的关系.在对国家观的探讨中,还应当对“无产阶级”和“”之间的关系作出辨析.长期以来,有一种观点把无产阶级等同于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从马克思的论述来看,这种观点是没有根据的.无产阶级中的“”并不同于专制,更非极权统治.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所说的无产阶级号政指的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314页）马克思认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的过渡才能真正实现人民.通过无产阶级的形式,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实现,这正体现了人权的本质,同时通过无产阶级这种过渡形态,国家走向消亡,人类才能实现更高的自由.

在消灭阶级的同时,无产阶级也会随之消失,通过无产阶级的形态,才能实现全社会的、最高的理想.马克思正是从反对专制主义、集权主义走向新型无产阶级.因而,是无产阶级这一政治形式的内在要求.与社会主义紧密相连.列宁指出：“没有,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也指出：“没有就没有社会主义,也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当代中国的政治建设中,马克思观为我们提供了源头活水,具有重要的现实、实践意义.

（责任编辑 史小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