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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亚当·斯密的那只“看不见的手”虽然经常被视为分析经济问题的重要工具,但是它还在政治领域中发挥重要作用.亚当·斯密在批判社会契约论的基础上,利用这只“看不见的手”揭示了他对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理解,指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而然的历史过程,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形成的“自然自由的制度”是最好的社会制度.
关 键 词 ：看不见的手；社会契约论；自然自由的制度
中图分类号：F0－0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2)09-0063-05
亚当·斯密首先是作为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其次是伦理学家而为我们所熟知的.然而,事实上亚当·斯密却首先是个伦理学家,其次才是经济学家.与之相关,无论人们赋予亚当·斯密那只“看不见的手”怎样的理解,它却总体上只被当作经济分析的工具.其实,殊不知在政治领域中也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发挥作用.为此,本文以亚当·斯密对社会契约论的批判为着眼点,探讨“看不见的手”在政治发展中的作用,以期能够通过这种探讨对当代中国政治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和思考.
一、社会契约论批判
亚当·斯密所生活的时代,英国乃至欧洲大陆关于国家和政府的起源问题都是通过社会契约论来论证的,认为理性的人在互相同意的基础上达成建立政府的契约,而人们服从政府是因为当初订立契约的时候已经许诺了这种服从.
在斯密看来,政府的成立不是基于理性人订立契约的行为.人们对政府的服从也不是出于订约时的同意和许诺.斯密认为社会契约论错误的原因有五个方面.
其一,根据社会契约论的看法,只有经过契约同意才会有政府的产生和存在.但是其实原始契约只是大不列颠所特有的.世界上还有很多“人们从来没有想到过政府的地方,政府也存在着”.
其二,退一步讲,当开始的时候把政府的某些权力委托给某些人的时候,这些委托者对政府的服从即使是基于契约,但是他们的后代跟契约却没有关系,并不知道这个契约,因此不能拿这个契约来约束他们.
其三,如果契约理论成立,那么当一个国家的人们离开这个国家,其实就等于宣告不再是这个国家的人民了,这时就已经摆脱了对这个国家应尽的义务.但是,“每一个国家都可提出某些人民是它的公民的要求,而且处罚上述那样做的人.如果人民居住在一个国家里就意味着他们同意前述的契约,那么上述那样的做法便是最不公正的行为.”所以说,契约理论是不成立的.
其四,如果存在着原始契约,那么对于外国人来讲,来到异国后,如果喜爱这个国家甚于母国和其他国家,这就是最明白地同意契约的表示了.但是,一个国家却总是怀疑外国人的忠诚,特别像英格兰,根据它的法律即使一个外国人已经根据国会通过的法令加入了英国国籍,也没有一个外国人在英格兰政府中任职.
其五,如果存在原始契约,那么国家就不需要再要求就职人员再订立一个契约宣誓效忠了.而不忠和违约比起来,是严重得多而且要受更严厉惩罚的罪；“背约和不忠是建立在不同的基础上,绝不能把不忠这重大罪行纳入背约这比较轻微罪行的范畴内,因此契约不是服从政府的重要因素”.
接下来的问题是,既然斯密认为契约不是服从政府的因素,那么服从政府的原因是什么呢在斯密看来,“一个民政政府,必先取得人民的服从”,而使人们服从政府、参加文明社会的有两个主要因素,斯密指出,“契约不是服从政府的重要因素,等权能原则和实利原则才是服从政府的重要因素.”
我们首先分析一下权能原则.所谓权能,就是能够使一个人或一些人拥有权力管理他人的能力.在斯密看来.有四种这样的权能：卓越的体力和智力、高龄、财产、门第.在一个小社会或小团体中,有卓越的体力和智力的人总是能够很容易地成为首领.不过,这个权能判断起来并不是非常容易；在一般人看来,高龄的人总是与拥有智慧是等同的,所以这样的人也容易获得权力,而且这种权能的判断是明显的；拥有雄厚的财富,和前面两种权能比起来,更能提供权力.“这并不是由于穷人对于富人的倚靠,因为一般地说,穷人是独立的、能自食其力的.可是,穷人虽不想从富人那边得到利益,但他们却有尊敬富人的强烈倾向.这个原则是《伦理概念理论》一书里阐明得很详尽.在那本书里,作者指出,它是由于我们对我们的长辈比对我们的同辈或晚辈有更大的同情心而产生的：我们羡慕他们的优越地位,对他们的这个地位表示同情,而且力图增进他们的地位.”而门第上的优越,是以先代财产上的优越为前提的.在斯密看来,“门第与财产,分明是使一个人高于另一个人一等的两大要素.它们又是个人显贵的两大来源.因此也是人类中自然而然地有发号施令者又有听任命令者的主要原因.”而一旦某个人或一些人拥有了其中的一种或几种兼而有之,那么他就获得了管理他人的权力.
使人们服从行政司法长官的第二个原则是实利原则.实利原则意指,虽然人们具有利己的本性,但是大家有一种共同的利益感,感觉到服从政府对维护社会正义和安宁是至关重要的.“通过政府,连最贫苦的人受到最有钱有势的人的侵害时,也能得到赔偿.虽然在个别情况下可能有些枉法行为,正像实际上无疑存在的那样,但为了避免更大的祸害.我们往往还是甘心忍受.使人们去服从政府的,正是这种公共利益感,而不是私人利益感.有的时候,我的利益可能在于不服从政府,而且希望政府垮台,但我觉得别人的意见和我不同,不会帮助我来推翻政府,所以为着全体利益,我还是服从它的决定.”
斯密指出,在所有的国家,这两个原则都在一定程度上起着作用.而在君主国家里权能原则占主要地位,国家里实利原则占主要地位.英国的政体是君主和的混合政体,所以二者都起一定的作用.斯密认为,在这两个原则中,人们信奉哪一个原则主要是由他们的天然气质决定的：“在一个狂放不羁爱管闲事的人.实利原则往往在他脑海中占主要地位,而一个气质温和淳厚的人往往喜欢柔顺地服从长官.”总之,在斯密看来,人们服从政府的原因不在于存在一个原始契约,而在于权能原则和实利原则.
当然,斯密也论及反抗权问题.在斯密看来,反抗的合法性是必然成立的,不管政府是根据什么原则建立的.斯密假定政府是根据契约原则建立,那么如果掌管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人或机构大大滥用权力时,那么根据契约论的理论,反抗当然是合法的,因为原始契约已经遭到破坏.不过,斯密并不认为政府的建立是根据原始契约.但不管怎样,在斯密看来,反抗都是合法的权利,因为任何权力都不是完全没有限制的.“荒谬的行动可能使一个人和一个议会失去势力,而轻率的举动会使威严扫地.”而且反抗权在专制君主国家会比在其他国家更常被人行使,这是因为专制君主这一个人总是会比一系列人更容易采用轻率的措施,从而招致反抗.不过斯密对公民反抗权的行使还是有所保留的.他说：“必须承认,反抗在某些情况下是合法的,但要说什么是专制君主可以做、什么是专制君主不可以做,那就非常困难.”而且“没有一个政府是十全十美的,忍受一些不便总比企图反抗政府好些.”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斯密与社会契约论者特别是极端的契约论者不同,他明显地表现出保守主义的倾向,他主张行使反抗权要慎重,因为反抗权的行使通常都会伴随着革命,随之社会就可能陷入无政府状态,况且革命通常总是会对公民造成比其所反抗的伤害更大的伤害.而且他认为从长远来看,拥有秩序能最好地服务于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