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与民营企业捐赠:度量方法与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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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选择公益性捐赠视角,手工搜集了中国资本市场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数据.将政治联系区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两类,在虚拟变量法的基础上拓宽了政治联系的度量方法,进行适当的赋值,并同时采纳“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的政治对其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无论采取“赋值法”还是“虚拟变量法”,民营上市公司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对捐赠金额存在显著的、正向的影响,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其捐赠金额无显著影响；此外,“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的统计显著性虽然一致,但是经济显著性却存在差异,赋值法能够更好地勾勒不同的政治联系层级对捐赠金额的影响,且拟合较优.

关 键 词 ：政治；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公益性捐赠；赋值法；虚拟变量法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60(2010)01-0089-11

一、引言

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经济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民营企业的数量目前已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以上,民营经济的总产值已经占到GDP的50％左右,民营经济的税收占全国税收总额的近一半,民营经济带动的就业已经占到新增就业的75％以上(王健林,2008).随着民营企业经济实力的逐渐增强,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逐渐选择以各种方式回馈社会,履行应尽的社会责任.其中,公益性捐赠、创办基金会及参加各种类型的公益活动等成为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途径和方式―譬如,在2008年四川汶川大地震的捐赠活动中,王老吉、蒙牛、李宁、安踏等民营企业都几乎在第一时间捐助1000万元以上,其中王老吉的赈灾捐款更是高达1亿元.实际上,随着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在公益捐赠的舞台上,民营企业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据2009中国慈善排行榜榜单显示,民营企业数量占42.7％,捐赠总额约为50亿元,占全部捐赠总额的41.3％,远远高于国有及外资企业.可见,民营企业已成为中国公益慈善事业的重要参与者和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

那么,究竟什么因素促使并激励民营企业通过公益性捐赠行为来履行社会责任我们仔细分析了进行公益捐赠的民营上市公司的特征(参见表3、表4),发现约86.63％的民营上市公司进行了公益捐赠.而具有一种或多种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约占68.6％――从概率上讲,具有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进行公益捐赠的比例约为59.43％(86.63％×68.6％)①.那么,究竟民营企业的政治联系是否会影响,以及如何影响其捐赠行为(捐赠金额)呢本文以公益性捐赠为视角,手工搜集了中国资本市场民营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政治联系数据,实证检验了民营企业的政治对其捐赠行为的影响.

本文可能的贡献在于：(1)将“关系”(公司政治联系)引入社会责任研究领域,为民营上市公司的公益性捐赠行为提供了一个更为基础性的解释；(2)细致地考察了我国转轨经济的制度背景,将民营上市公司的政治联系明确区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分析政治联系的不同方式对其公益性捐赠行为的影响；(3)拓宽了政治联系的度量方法,更为合理地衡量了不同级别政治联系的影响力,对不同政治,分别采用虚拟变量法和赋值法予以度量.此外,本文还揭示了赋值法相比虚拟变量法在经济显著性方面的优势(尽管统计显著性类似).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回顾了相关文献中公益性捐赠的研究、政治联系衡量方法及政治的研究；第三部分是理论分析并提出本文的研究假设；第四部分是本文的研究设计；第五部分报告实证研究结果并对其进行分析；最后是本文的结论和进一步研究方向.

二、文献回顾

(一)公益性捐赠的研究

作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CSR)重要方式的公益性捐赠,一直是国内外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对于公司大量存在的公益性捐赠现象,国外学者主要从捐赠动机进行解释,亦考察影响捐赠的因素.

关于捐赠动机的研究主要有竞争优势论和声誉论②.Porter等(2002)提出了竞争优势论,认为公司的竞争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司所生存的环境,所以往往借助于慈善活动改善竞争环境――包括要素环境、需求环境、战略和竞争环境、相关产业环境等,从而形成公司自身的竞争优势.Fombrun等(1990)提出了声誉资本,将声誉视为一种企业投资形成的资产,并以美国292个大型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声誉机制.研究结果发现,社会责任是公众评价公司声誉的三个重要指标之一,从而指出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典型的声誉投资行为.Turban等(1997)在Fombrun等(1990)研究的基础上,结合社会身份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和信号理论(Signaling Theory),提出“捐赠一招聘”机制,即企业捐赠能够提升企业声誉,向社会传递积极信号,从而为企业吸引了大量优秀人才.他们以633个组织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也的确支持了慈善捐赠确实会增大组织对应聘者的吸引力的假设.Brammer等(2005)的研究则表明：公司捐赠越多,越能形成好的声誉,且慈善捐赠能够弥补企业的伤害行为.Cod―frey(2005)在综合大量文献的基础上,解释了“善有善报”(good deeds ealTl chits)――公司的慈善活动能够在社区和利益相关者中产生积极的道德资本(moral capital)；而道德资本能够为公司的关系资产(re.1ationship-based intangible assets)④提供一种类似于保险的保护,即道德资本能减少关系资产损失,从而增进了股东财富.

对公司捐赠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Johnson(1966)通过调查得出,业绩是企业捐赠的最主要决定因素.Useem(1988)的研究表明公司规模会影响其捐赠行为.Werbel等(2002)、Campbell等(1999)研究了CEO对公司公益性捐赠的影响,结果表明CEO个人的思想意识对公司捐赠行为起重要作用.Au.ten等(2002)、Greene等(2001)的研究表明税收因素会对捐赠产生影响.Brammer等(2005)以英国不同行业的大公司为样本的研究表明,企业规模、组织透明度以及行业性质会影响公司的捐赠.

国内学者对中国企业公益性捐赠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其中钟宏武(2007a)对慈善捐赠做了较为深入的分析.钟宏武(2007b)在吸收大量国内外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综合性解释框架,将慈善捐赠作用划分为保值作用和增值作用.保值类捐赠可以给企业带来合法保护或伤害保险作用,防止企业价值的损失.增值类捐赠可以增加企业的关系资产,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巩固企业资源基础或减少资源约束,形成核心能力,增强竞争优势,直接或间接地改善企业绩效.

(二)政治联系的衡量方法与政治的区分 1　政治联系的衡量方法

对公司政治联系的各种衡量总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类：一类是以高管的政治联系衡量公司的政治联系,一类是以公司的其他特征来衡量公司的政治联系.表1较为系统地总结了公司政治联系的各种衡量方法、相关文献和对这些方法的简要描述.

上述两类对政治联系的衡量中,以高管特征为基础的衡量被广泛运用,其中的虚拟变量法已成为衡量公司政治联系的最主要的方法(Boubakfi,et al,2008).在虚拟变量法下,当公司高管②中至少有一位曾经或现在是政府官员(指包括议会、政党等在内的广义政府)时,即认为该公司是具有政治联系的公司.在研究中国公司的政治联系相关问题时,一些学者根据中国的制度背景对公司政治联系的衡量方法做出了一些调整,采用了赋值法予以衡量,如胡旭阳(2006)、王庆文等(2008)和邓建平等(2009).其中,胡旭阳(2006)对民营企业家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赋以0到5的分值,并将这些分值平方后作为政治联系变量取值；邓建平等(2009)采取了相同的评分方式,不过直接以得分衡量政治联系.王庆文等(2008)按照公司高管曾经或现在在行政系统任职的最高行政级别对其政治影响力进行赋值,没有从政经历为0分、副科级以下为1分、副科级为2分、正科级为3分、副处级为4分、处级为5分,依次类推,并将公司每个高管的得分简单加总,作为公司政治影响力指数得分.可见,相对于虚拟变量法,赋值法能够较为深入地考量和刻画政治联系的强度.但是,国内学者采用赋值法衡量政治联系时,只是对高管个人的政治联系级别进行赋值,虽刻画了高管个人的政治联系程度,却未曾充分考虑具有政治联系的高管个人之前或现任单位的级别,仍略显不够全面和细致.

2　政治联系的方式

国外文献中高管的政治联系包括现在或曾经是“议员、部长或其他政府高级官员,与高层政治家或政党有密切联系”(Boubakri,et a1,2008；Faceio,2006),而国内文献的高管政治联系包括“现在或曾经在政府、地方政府或军队任职”(Fan,et al,2007；吴文峰等,2008)、“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具有曾(现)在政府工作背景”(邓建平等,2009；胡旭阳,2006).可见,现有文献对于高管的政治联系一般不区分,认为高管担任“议员、部长”和“与政府有密切联系”是同等的、“具有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资格”和“具有曾(现)在政府工作背景”是同等的.考虑中国资本市场的现状与我国转轨经济的特殊制度背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政治联系与政府官员实质上是不同的,并不能简单地与真正的政府官员“划等号”,对民营企业而言尤其如此.因为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构成需要考虑各利益团体的代表性,譬如3000名左右的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和2238名左右的全国政协委员中,133名人大代表、100名全国政协委员系来自民营经济领域的代表人士(罗党论等,2009)；这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实际上往往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民营企业家.本文认为,应对政府官员类的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的政治联系进行明确区分.

三、理论分析与假设发展

本文的研究范围为民营上市公司.民营经济在诞生、成长和崛起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一直与国有经济存在着竞争和互补的关系.民营企业由于历史、经济和制度等方面的原因,往往先天居于劣势地位.为了能够和强大的竞争对手“共舞”,民营企业与其高管不断地寻求与国有企业一样的“特权”和“优惠”.而在我国这样一个转轨经济体制内,寻求建立、维系和提升政治关系,无疑是民营企业最为直接的途径.因为,政治联系可以带来更为优惠的税率,金额更大、期限更长、利率更为优惠的银行贷款(吴文峰等,2008；王庆文等,2008；邓建平等,2009；胡旭阳,2006；余明桂等,2008；吴文峰等,2009).为此,高管个人拥有的政治联系及其方式,往往形成高管个人的重要特征,从而对民营企业的公益性捐赠产生一定的影响.

如前文所述,企业捐赠有可能是为了形成竞争优势,也有可能是为了形成声誉.值得注意的是,企业的捐赠决策权在于企业的高管,所以如前所述,公司高管的思想意识会影响企业的捐赠行为(Campbell,et al,1999；Werbel,et al,2002).我国民营企业在成长过程中,始终面临融资渠道不通畅、市场秩序不规范等不利条件,民营企业为了自身的生存、获利和发展,往往积极寻求和建立政治联系(一种有价值的“租”),谋求公平待遇,甚至是“特权”.所以民营企业高管存在的、“后天”的政治联系特征,与高管自身的思想意识联系在一起,共同影响了企业的捐赠行为.本文将政治联系细分为代表委员类和政府官员类两类,分别从“关系”和“政府干预”的角度分析这两种政治联系的区别和相同点.

(一)“关系”角度

民营企业高管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身份一般是现任的.对于现任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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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民营企业高管鲜有同时兼任某地政府的具体官员职务,因此民营企业内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高管,一般都是“曾任”而非“现任”.民营企业具有的政府官员类的政治联系,其来源主要有两种：一是政府官员“下海经商”、自主创业(吴文峰等,2008)；另一种是民营企业主动邀请已退休的政府官员担任高管,希望这些曾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官员能够“发挥余热”；当然,也不排除有时民营企业处于一种被动接受的状态,成为政府官员退休后的“疏散地”.尽管如此,曾任政府官员的高管,其“关系网络”在其从政时已经建立并维持,所以他们能够利用从政时的关系网,为民营企业争取稀缺资源.因此,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企业和高管,往往并不像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企业那样具有强烈的动机和激励去塑造良好的公司形象或提高公司的竞争优势.相反,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这一“关系”可能成为捐赠行为的一种替代机制①.虽然按照Porter等(2002)等的观点,公司通过捐赠等方式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形成竞争优势或提高公司形象,最终实现公司“增值”；但企业业已具有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是一种有价值的“租”,能够为企业获得稀缺的资源,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弱了企业进行公益性捐赠的动机.因此,公司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会削弱其进行公益性捐赠的动机,从而降低公司的公益性捐赠金额.

(二)“政府干预”角度

Fan等(2007)和Boubakri等(2008)指出,公司政治联系可能是民营化进程中政府对公司持续干预 的一种手段.而政府干预可能从多个方面“干扰”公司经营决策,使企业承担更多的社会功能,比如最大化员工利益、促进地区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更广泛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等.因此,民营企业“后天”的政治联系特征使其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政府干预”,从而履行更多的社会责任,而“捐赠摊派”就是有政治联系民营企业受到“政府干预”的一种具体体现.钟宏武(2007b)的研究表明,捐赠摊派对国有企业的经营带来较大的影响.虽然理论上讲民营企业受捐赠摊派的影响相对较低,“政府干预”的程度亦相对较弱,但是一旦民营企业具有了某种方式、某种层级的政治联系,那么就有可能像国有企业一样,对各级政府的“号召捐赠”必须做出“反应”.因此,从“政府干预”的角度分析,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和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均可能会“反应性”地提高公益性捐赠.

综合上述可以推知,对于民营企业具有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关系”和“政府干预”视角的分析均会刺激和“激励”民营企业提高其公益性捐赠金额；而对于民营企业具有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从“关系”角度分析会降低民营企业的公益性捐赠金额,而从“政府干预”角度分析会增加民营企业的公益性捐赠,两者相互“抵消”.为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1：限定其他条件,民营上市公司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会提高公益性捐赠金额.

假设2：限定其他条件,民营上市公司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公益性捐赠金额无显著影响.

四、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

本文研究的初始样本是2004-2006年沪深两市的民营上市公司.考虑到现存的一些民营企业的“出身”,那么完全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在上市之初为国有企业,但在“抓大放小”、“国退民进”的改革进程中,通过股权转让、管理层收购(MBO)等控制权转移的方式,改变了其最终控制人的性质,逐渐被归类为民营企业.本文对具有上述特征的民营公司予以剔除,以更好地考察民营上市公司的“纯”政治联系.本文依据CAR“中国民营上市公司数据库”中提供的“民营化方式”指标进行上述判断和选择.本文对初始样本按照如下原则进行了剔除：(1)金融保险类上市公司；(2)ST、* ST等特殊处理的上市公司；(3)数据缺失的上市公司.最终,得到172个观测值(公司年),构成本文的研究样本.其中,2004年、2005年和2006年的观测值分别为51、54、67个.

值得说明的是,选择2004-2006年的区间,主要是基于如下的考虑：第一,本文使用的高管工作经历主要从上市公司年报中获取,但证监会《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号<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在2004年修订版才要求上市公司在年报中披露高管的主要工作经历,之前年度的高管工作经历在年报中没有强制披露.第二,考虑了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稳定性.在本文的样本期间,我国企业所得税法没有发生重大变化,这就为本文研究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税收背景――2007年3月16号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而税收会影响企业的捐赠行为(参见前文的文献综述).

(二)模型与变量定义

为了建立民营上市公司政治联系和公益性捐赠之间的分析框架,检验两者之间的经验关系,本文构建了如下的模型(1)来进行实证研究.

DONA等于β0+β1PC+β2ROALAG+β3LNTA+β4LEV+β5LNST+β6INDREG+β7YEAR+ε(1)

其中,β0为截距,β1～β7,为回归系数,ε为残差.

模型(1)的因变量是公司公益性捐赠(DONA),解释变量是公司政治联系(PC).根据前文的分析,本文将政治联系区分为政府官员类(GOVMAX或GOVDUM)和代表委员类(DBWYMAX或DBWYDUM)两类.在模型(1)中加入LNTA、LEV、ROALAG,以控制公司特征因素的影响；加入INST、INDREG和YEAR以控制地区、行业和年度的影响.模型(1)中各变量的定义及说明如表2所示.

本文界定政治联系时的高管范围是公司年报所披露的、除独立董事之外的全部高管(包括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管).虽然虚拟变量法已成为衡量公司政治联系的最主要方法(Boubakfi,et al,2008),但是它把不同层次的政治联系都赋值为1,显然没有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度背景、政治联系的方式,未必能够深入考量和刻画政治联系的强度,从而略显粗糙.因为,不同层次政治身份的影响应当是不同的.为此,本文明确区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进一步考虑政治联系的影响力和政治联系的层级,对于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根据高管自身的行政级别和高管曾任职单位的级别进行了调整.具体见表2.

(三)数据来源

本文从CAR数据库中获取样本公司的高管简历,然后根据高管简历和上文阐述的变量度量方法,对各高管的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进行赋值和计算,并对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进行赋值.本文界定的高管范围是公司披露的、除独立董事之外的全部高管(包括董事、监事和其他高管).之所以将独立董事排除在外的原因是：证监会2001年发布的《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规定“独立董事必须具有独立性等独立董事不应从该上市公司及其主要股东或有利害关系的机构和人员取得额外的、未予披露的其他利益”.由此可见,独立董事制度的存在,旨在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而并非为企业争取更多的资源；为此,即便独立董事具有政治联系,亦不应对公司有所影响,否则将违背独立性的基本宗旨.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公益性捐赠数据来自锐思(RESSET)数据库.因为本文研究的是民营企业的政治和公益性捐赠,采纳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更为合理,所以本文直接以樊纲等(2007)计算的我国各地区2004年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指数作为替代变量.管制行业的划分以证监会行业代码B、、c6、D、F、G为依据(夏立军等,2007).其他变量均取自CAR数据库并通过必要的计算得到.为了克服极端值的影响,对连续变量(DONA、LNTA、ROALAC、LEV)前后各1％进行了Winsorize处理.

五、实证研究结果及其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3是对研究样本中公益性捐赠情况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研究样本中86.63％的民营公司存在公益性捐赠,说明民营公司公益性捐赠的普遍性.

表4是对研究样本中政治观测值的描述性统计.在研究样本中,存在政治联系的观测值有118个[68.6％等于(17+41+60)／172],不存在任何形式政治联系的观测值有54个(31.4％).也就 是样本中2／3以上的观测值存在某种形式的政治联系.样本中具有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观测值有101个(58.72％),具有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观测值有77个(44.77％),至少具有一种政治联系的民营上市公司占68.6％,而同时具备两种方式政治联系的观测值有60个.

表5描述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最小值、最大值和四分位数.样本公司公益性捐赠自然对数(DONA)的均值为10.3329,标准差为4.4379,说明不同公司公益性捐赠存在较大差异.对于衡量政治联系的赋值法,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GOVMAX)的最大值为72(即9×8),均值为14.7384,标准差为18.6104.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DBWYMAX)的最大值为5,均值为1.814,标准差为2.1166.可见,公司高管曾经或现在担任的政府职务在级别上是不同的,这些职务在级别上具有较大差异.

表6是对本文样本中具有政治联系公司与无政治联系公司公益性捐赠的对比.从两类公司公益性捐赠的均值对比可以看出,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公司的公益性捐赠显著地较大；从两类公司公益性捐赠的中位数对比可以看出,有政治联系公司的公益性捐赠显著地大于无政治联系公司的公益性捐赠.这初步说明政治联系对公司的公益性捐赠有很大的影响.

(二)回归结果及其分析

通过对模型(1)的White异方差检验,所有回归方程都不存在异方差；而且模型的自相关(DW统计量约等于2)和多重共线性(各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小于3)并不严重.此外,考虑到政治联系与公司公益性捐赠可能存在的相互影响,我们使用Hauan内生性检验进行内生性判断,检验结果表明模型中政治联系不具有显著的内生性,因此直接采用OLS回归,检验政治对公益性捐赠的影响.如前所述,本文将政治联系区分为政府官员类和代表委员类两种方式,对政治同时采用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衡量.回归结果见表7.

表7的回归结果显示,无论是采取赋值法还是虚拟变量法,回归结果完全一致.在赋值法和虚拟变量法下,模型整体显著(F的显著性水平均为0.000),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DBQYMAX和DBWYDUM)的系数均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在控制了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捐赠影响的情况下,代表委员类政治对民营上市公司的公益性捐赠存在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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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赋值法与虚拟变量法下,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和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公益性捐赠的影响在统计显著性上是一样的,但是,这两类政治联系的经济显著性是有所不同的.在虚拟变量法下,DBWYDUM的系数为1.4577,说明限定其他条件,存在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公司的捐赠相比于无此类政治联系公司的捐赠多约329.61％；在赋值法下,DBWYMAX的系数为0.3867,说明限定其他条件,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每增加一个级别,捐赠就会增加约47.21％.因此,如前所述,赋值法能够深入刻画和考察不同层级政治联系对公益性捐赠的影响,而虚拟变量法则只能说明政治联系对公益性捐赠“有无”影响.此外,赋值法下模型的Adj R2较虚拟变量法下有所提高,说明赋值法下对公益性捐赠的拟合较优.

表7还表明,ROALAG、12qTA和INST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对于民营上市公司来说,公司业绩越好,公益性捐赠越多；公司规模越大,公益性捐赠越多；非国有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公益性捐赠越多.INREG的回归系数显著为负,说明管制行业公司与公益性捐赠显著负相关.

上述区分政治的回归结果表明,在研究政治联系与公司公益性捐赠时,明确区分政治联系的方式很有必要.从公司角度,对于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民营公司既迫切地希望建立,又需要持续性地维持这种关系资源,所以会激励民营公司持续表现自身、提高自身形象,公益性捐赠是达到这一目的的重要途径.而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是历史的、无法更改的,民营公司没有必要通过捐赠行为去获取并维持这种联系,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政府官员因为其体制内的因素更加容易为公司获得一些便利,此时通过捐赠来为公司获得某些利益的做法就显得没有必要,从而公司不愿意过多地捐赠.

(三)稳健性检验

本文进行了如下的稳健性检验：

1　以存在公益性捐赠(DONA大于0)的公司为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回归结果与本文一致：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系数在两种方法下均不显著(赋值法下P等于0.403；虚拟变量法下P等于0.129),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系数在两种方法下均显著为正(赋值法下P等于0.001；虚拟变量法下P等于0.042).

2　以公益性捐赠1／4分位以下和3／4分位以上的公司为样本重新进行回归,结果不变：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系数在两种方法下均不显著(赋值法下P等于0.666；虚拟变量法下P等于0.403),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系数在两种方法下均显著为正(赋值法下P等于0.025；虚拟变量法下P等于0.043).

3　将公益性捐赠占总资产①的比例作为公司公益性捐赠的替代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仍同时采用赋值法与虚拟变量法衡量政治联系,结果与本文一致：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的系数在两种方法下均不显著(赋值法下P等于0.522；虚拟变量法下P等于0.339),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的系数在两种方法下均显著为正(赋值法下P等于0.001；虚拟变量法下P等于0.002).

4　以公益性捐赠占总资产的比例作为公司公益性捐赠的替代变量,进行如上(1)和(2)的检验,回归结果与本文的结论一致.

以上附加检验结果表明,区分政治非常重要,也说明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六、小结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公益性捐赠是中国企业的一种普遍行为,尤其是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本文利用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4-2006年的经验数据,将民营上市公司政治联系的方式区分为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和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研究了不同政治对民营企业公益性捐赠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司的代表委员类政治联系会提高公司公益性捐赠,而政府官员类政治联系对公司公益性捐赠没有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揭示,在研究政治联系与公司公益性捐赠关系时,应当区分不同的政治分别研究.

本文将“关系”(公司政治联系)引入社会责任和公益性捐赠研究领域,为民营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提供了一个解释,这也为社会责任研究提供了一个比较新颖的视角.那么公益性捐赠作为目前民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主要方式,是否会对民营企业的业绩产生影响呢对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研究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