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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排潜力的客观性论辩
《决策者概要》(SPM)所传递的信息是客观、可信的吗IPCC全会上各成员国代表在研读文本并对比它所基于的减缓气候变化第四次评估报告的完整内容,提出了一些质疑和建议.其中有的政府意见可能具有政治考虑,但写作组的专家团和各国政府代表团的随团专家在很大程度上会将报告结论的争辩控制在减排潜力的客观性认识层面.
第一,关于温室气体的历史与未来排放.SPM表明,2004年发达国家(包含工业化的经济转轨国家)人口占全球人口总量的20％,温室气体排放以二氧化碳当量计,占全球的46％,如果没有新的气候变化政策的干预,到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增量的2／3将源自发展中国家.一些发展中国家认为,这种表达似乎弱化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强调发展中国家参与减排承诺的必要性.原因在于,如果包括工业革命以来的历史累计排放,则占世界人口20％的发达国家的排放总量占累计量的80％.如果只考虑化石能源燃煤排放的二氧化碳,2004年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与发展中国家相比,差别不算很大,而且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要数倍于发展中国家.应该说,所有数据均是事实,只是表述方式不同,可能导致理解上的差异.
第二,关于中短期减排潜力.原SPM结论认为到2030年,无论是宏观还是部门研究结果均表明,减排的经济成本低于每吨二氧化碳当量20美元,即可使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低于2004年的排放水平.一些国家认为,《京都议定书》的执行情况似乎并不支持这一结论,从而对经济减排成本的界定和2030年的排放情景选择提出质疑.在SPM修改中,对经济减排成本加以了明确界定,非指市场可实现的成本,而是包括社会收益的成本概念,需要政策措施的引入才可能实现.
第三,关于许多结论的可信度表述问题.原SPM关于不确定性的表述,采用一致性和证据信度二维表述.由于在理解中易出现歧义,因而在讨论中将一致性和证据信度的内涵给予了明确界定,从而使读者对结论信度的理解更为准确.而且对一些文字表述也作了相应修改,对未来的分析结果,多用“预计”而不用肯定表述.例如第四段将“显著经济减排潜力”的表达从肯定的“有”改为“可能”,将“足以抵销”改为“可能抵消”.
第四,关于“政策处方”问题.原SPM中有许多关于政策措施的表述可能让读者认为是在开“政策处方”,如协定、技术转让、碳价等,此类表述均作了相应调整,如“协定”改为“国际合作”,隐含“排放大国参与”的表述改为“更广泛的合作努力”.
此外,一些国家对森林、生物多样性、温度与排放的关系、可持续发展措施的障碍、核能减排的前景等提出质疑.尽管其中多有政治内涵,但多数在SPM修改中得到了体现.可见,SPM的政府通过是对科学事实的政治解读,因而表现出一定的政治干预和妥协.
政府批准SPM的政策含义
应该说,政府批准版的SPM更具科学客观性.政府的质疑与问题,多经各国政府专家提出,减缓气候变化写作组共有28位主要作者到场解释说明,而且会议中间还就有关不确定性表述和未来排放情景分析等问题由写作组的专家为IPCC与会的各国政府代表现场作了讲座.各国政府要求修改的建议,也都是在征求写作组专家同意后才得以进行,否则相关政府的意见就会被否决.
但从另一方面看,IPCC与会代表的政治参与也具有一定的影响.例如原SPM中涉及国别或国家集团责任或义务的表述,均得到了修改,而多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的政治术语来表述,如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经济转轨国家等.又如关于核能在温室气体减排中的潜力问题.报告中认为未来核能要占能源总量的16％～18％.有的国家表示,核能有环境安全、核扩散等问题,不宜提倡,需要鼓励可再生能源；而有的国家认为没有必要突出核安全问题.最终的妥协只能是模糊表述,为各国政府自行采取措施提供了较大的解释空间.再如减缓与适应的关系,温度与温室气体排放的关系,原则上不属于温室气体减排经济分析的范畴,但也随着一些政府的要求而得以体现.这就为各国政府根据自身考虑,通过政治干预提供了“科学依据”.
更为重要的是,报告和原SPM关于温室气体减排与低成本稳定较低水平大气温室气体浓度的乐观基调基本保留.尽管加了许多脚注,添了许多说明,对许多略显过度的表述进行了弱化,但政府批准版SPM所体现和传达的信息十分明确：温室气体排放在过去数十年增长很快,在未来仍将增加,而且增加的主要来源为发展中国家的排放.稳定大气温室气体浓度,尽管是在较低水平,也是有可能的.对于所有涉及温室气体排放的行业部门,当前已有许多低碳技术选择,在未来许多新的技术如可再生能源、碳捕获与埋存、热电联产、氢能,均有较大的减排潜力.需要各国共同努力,采取相应减排措施,走向低碳发展之路.
同时,透过字里行间,稍加思考就可以发现,乐观的背后,尚有许多难言之隐.发达国家人均高排放,减排成本高,这些国家不会改变现有生活方式来降低排放.由于人口稳中有降,基础设施完备,尽管增量不多,但总量仍将居高不下.发展中国家减排机遇多,成本低,但人口增加,经济扩张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尽管总量增加很快,但人均排放仍将十分有限.报告中指出的许多技术确实是负成本,例如节能灯、建筑节能等,但有的技术如氢能、碳捕获与埋存,目前尚在初期开发阶段,尚没有实际利用,是否可行,也存在不确定性.发展中国家实施可持续发展措施尚有许多市场和制度障碍,低碳发展挑战更为严峻.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遵守“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尊重科学事实,在曼谷IPCC全会的谈判中,对原SPM中的一些结论和表述提出了质疑,例如不确定性表述、减排潜力与发展中国家参与等,经过与SPM专家组沟通,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中国的政治干预在总体上是科学客观的.外电一些有失偏颇的不实报道,可能更多的是出于一种国际政治考虑.
当然,中国也需要维护自身利益,保障发展空间.因此,中国对于经IPCC全会批准的《决策者概要》的解读,可能更偏重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需求,侧重于发达国家率先垂范,证实迅速大量减排是低成本的,稳定较低的温室气体浓度水平对国民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在国际合作中,需要强调通过发展来实施减排,而不可能简单承诺绝对量的减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