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政治军事工作与八一起义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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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作了大量的有益的政治军事工作,这对于在国共分裂的关键时刻,举起八一革命的大旗,反抗国民党的反动,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就早期所做政治军事工作与八一起义的关系作一分析.

［关 键 词 ］ 早期政治军事工作 八一起义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与国民党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国重要而特殊的任务,应当是等为强大的群众性的准备基础,中国应当对国民党施加影响,绝对不能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的旗帜.遵照共产国际的这一指示,中国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作了大量的有益的工作,这对于在国共分裂的关健时刻,举起八一革命的大旗,反抗国民党的反动,具有重要的意义.现就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所做工作与八一起义的关系分析如下：

一、注意军事工作,在军队中建立革命的政治工作

1.选派优秀青年党团员入黄埔军校学习,然后分派各地充任骨干.在大革命时期,就组织了军委,并已经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性了.党组织动员了党员、共青团员和党的分子去参加黄埔军校；另一方面,党组织还派去了一些党员干部作为军校的骨干.据周士第回忆：黄埔第一期有茅延桢（党员）、金佛庄（党员）、严凤仪（党员）、曹石泉、徐成章、徐天炳等分任正、副队长、区队长或特别官佐,周恩来同志任政治部主任,当时第一期的学生中,陈赓、赵自选等许多人也是党员.到黄埔第四期时,军校中每个科、每个单位包括管理机关,都有员参加工作.周恩来、张太雷、聂荣臻、叶剑英、恽代英等都是军校中积极的政治干部.［1］

许的优秀分子从黄埔毕业后,即被分派各地充任骨干,其中有许多人后来参加了八一起义.如有的被派去了广州农动讲习所.据周士第回忆：当时在主办的农动讲习所所有军事训练课程,皆由黄埔军校毕业生担任,周恩来主讲军事课,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赵自选为讲习所军事长.有的被派去组建党掌握的军事武装――铁甲车队.恽代英等人调入政治分校任负责工作.

2.建立党掌握的军事力量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

国共合作初期的中国,对组织自己的革命武装开始有所要求,征得孙中山先生同意,两广区委和周恩来同志从黄埔第一期调了徐成章、赵自选、周士第等3人,加上廖乾五、曹汝谦共五人负责组建党领导的革命武装队伍――铁甲车队,铁甲车队的行动完全由我党支配.

东征肃清反动武装后,党又进而组建一支以员为骨干的我党直接领导的革命军队――叶挺独立团,作为国民革命军的核心力量.

叶挺独立团在北伐战争中遵照中国关于作战要勇敢,要有牺牲精神,要能吃苦耐,要起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的指示,勇猛冲锋前进,在战场上连连获胜,名扬全国,荣膺铁军称号,在张发奎的第四军中取得了主动的地位,张发奎遇事不得不三思而后行,有时对作出必要的让步.

叶挺独立团不但在战斗中巩固了自己的地位,而且还得到了扩大.当时,以独立团干部为骨干组成了几支部队,如二十四师、二十五师、第二方面军警卫团,都是党领导的部队,都建有党支部；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在南昌起义中起到了主力部队的作用,警卫团未赶上南昌起义,后参加了秋收起义.

南昌起义的主力,在汤坑流沙受到了挫折,但十一军的两个师,由于党的工作基础强,并没有溃散.二十四师的余部在董朗、颜昌颐同志率领下,到了海陆丰,和当地农动相结合,并开辟了海陆丰根据地.二十五师则跟随朱德在湘南起义后,参加了创建井冈山根据地的伟大斗争.

从以上事实我们可以看到,那时,党对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已以接触到了；但是另一方面军,我们还应看到,中国在国共合作时期,对于建立革命武装问题始终认识不够深刻.事实上,当时的形势很好,有的军中,已有员担任团长,如果象周恩来、建议的那样,在6个军中各建一个像叶挺独立团那样的军队,是完全有可能的.但是,陈独秀极力反对.这说明了当时党员在认识上的局限性,这样就错过了有利的时机,以致在以后的流沙会议上,叶挺有“我们再有得一个团,便什么都不成问题的啦”的感叹.

3.组织宣传队,派党代表下部队,开展政治工作,促进旧军队的改造.

周逸群带领一个宣传队,到贺龙将军的队伍中来工作.二十军的兵士成份复杂,一些军官反动,“其部下封建思想极浓厚,自师长以下莫不视贺氏为神人”,但贺龙很能接纳革命,周逸群到部队的第二天,贺龙就对周逸群说：“我要参加和改造部队”.因此,宣传队开展工作,“利用贺之主张及言论以为宣传之资料,在贺龙部队开办了两千多学生的政治讲习所.”贺龙的工作做通了,整个二十军的工作也就做通了.到八一起义时,贺龙表态“跟走”,［2］二十军也就整个地都参加了起义.

朱德等被派往部队开展政治工作.朱德在《从南昌起义到上井冈山》一文中回忆：“当时大批的员派到军队中去做政治工作,有的部队从连到军都有员担任党代表”.当时朱德从国外回来,就被派往四川杨森部任党代表,后因杨森本质反动,不好开展工作,从杨森部脱离出来,又被党派往南昌,利用与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的关系,在南昌开展工作,并由朱培德推荐担任了军官教育团团长兼南昌局局长.八一起义期间,党分派朱德做一些参谋和配合工作,如组织群众欢迎铁军,为部队寻找驻地,并在起义的当晚遵照前委的部署,牵制敌团长,从而削弱了敌军的指挥力量,使起义得以顺利进行.

郭沫若应邀做了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兼党代表；廖乾五则任第四军政治部主任.

二、争取国民党左派势力

1.争取张发奎.

张发奎一直是我党争取的对象.八一起义前夕,我党希望“依张回粤徐图发展”,八一起义后的革命委员会名单中,张发奎之名仍列于其上.张发奎自己也一直处于彷徨徘徊之中.在张发奎的第四军中国党员最多,战斗力很强；所属的二十军也是出了名的“红”；张发奎怕一分共,控制不了军队,削弱了自己的实力.后来,在汪精卫的极力鼓动下,张发奎同意分共,但其对的政治干部依然很客气,“对政工人员一律以礼遣散”.如：郭沫若告诉他要去南昌参加八一起义时,他也不阻拦,反而催促郭沫若早点走,并告诉他当天的口令,还通过郭沫若向南昌的起义军转达不愿与起义军发生正面冲突的几点意见,希望能“井水不犯河水”.张发奎后来虽未参加起义,但确实未与起义军发生正面冲突（当然他这样做也是想保全他自己的部队）,这大大地减少了起义军的敌对势力.

2.争取姜济寰、彭泽民等德高望重的国民党政府左派人士,以扩大党的影响.

姜济寰1927年任江西省建设厅长兼民政厅长、国民党江西省党部执行委员兼农民部长,并在朱培德离开期间兼江西省政府主席,是一个德高望重的国民党左派人士.姜济寰的儿子姜治芳,1925年―1926年曾在广州政治讲习班学习,后加入共青团,1927年6月,他持介绍信回南昌,江西党组织要他千万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要找党,并说“大少爷”的牌子就可以做很多工作.

后江西党组织派丘倜等同志找姜治芳,要他在其父姜济寰面前保南昌局长朱德和两个县长（后都有参加了八一起义）,“不要调他们的职,更不要撤他们的职”.［3］姜治芳果然利用自己的“少爷”身份,通过其父保护了党的同志,并且,他的行动也时常地对姜济寰的思想有所触动,这对其后来参加八一起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1927年7月28日,来南昌参加八一起义的林伯渠,徐特立等也先后去拜访姜济寰,徐还从大旅社迁入姜家居住,以就近争取姜老先后参加起义军.

林伯渠在同姜老先生的谈话中,曾说过：“泳洪（即姜济寰）先生在国民党是很有地位的人,参加我们的队伍工作,也同样会有地位的.”

后来朱培德也曾派其秘书来劝姜老先生离开南昌,告诉他在这一两天就要搞武装,但是姜老先生不为其所动,最后还是坚定地跟走,并随八一起义部队南下了.姜济寰参加八一起义,正如徐特立所说的那样,对于当时湖南的教育界影响很大；因为姜老先生和徐特立一样都曾在长沙学校教过书,有很多学生.其他如彭泽民、张曙时等也先后由吴玉章接应到南昌来参加起义.据吴玉章回忆：七月中旬,“到九江后,立即成立了一个国民党办事处,以接应我们的同志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到南昌去继续参加革命工作,果然,彭泽民、张曙时等国民党左派人士也来到了”.［4］

三、重视农动,培养农运干部

中国先后创办过农动讲习所和北江农军学校等,通过这种方式,培养了一批有马列主义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的领导农动的优秀干部.南昌起义时就有一部分武汉农动讲习所农政训练班的学员赶到南昌参加了起义.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北江农军也几经波折,历尽艰险,到达武汉.后又粉碎反革命势力妄图把北江农军改编为十三军的一个团的阴谋.在与取得联系后,北江农军不惜牺牲自己从几千里带到武汉的弹,交由陈嘉佑派人缴库,然后摆脱了陈的纠缠,以东征讨蒋名义,开赴九江,转乘火车到南昌,参加了南昌起义,农军分别被编入贺龙部第三师第六团、政治保卫处特务队和粮秣管理处运输队,成为南昌起义的一支生力军.其他经过培训的农运干部回到家乡后,都积极地投入到当地的农动中去,为后来的革命武装斗争打下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总结,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做了大量有益工作,无论是在政治方面、军事方面、农动方面,还是在争取进步的左派人士方面,工作都是有成效的.这对于八一起义的顺利进行,有巨大的影响,对于八一起义之后军队的建设也有深远的影响.铁军勇敢作战,不怕牺牲的精神,一直成为我军的光荣传统；而团结进步的左派势力,重视农动也成为我们党一贯坚持的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