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竞技体育崛起过程中的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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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1-03-07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世界大国竞技体育崛起及其战略价值研究”(08BTY007);上海市教委第五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资助(J51001).

作者简介:舒盛芳(1963-),男,副教授,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体育与国际政治.

日本竞技体育崛起过程中的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

摘 要:国家竞技体育的崛起与它的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根据日本竞技体育崛起的过程,把它大致分为3个时期.在这3个时期,日本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存在明显的特点.最后,根据日本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的特点,得出中国竞技体育发展应考虑不同时期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不同群体间竞技体育认识上的分离与多元,必须要创新“中国模式”的3点启示.

关 键 词:体育社会学;竞技体育;国民社会心态;政治诉求;日本

中图分类号:G8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116(2012)02-0040-05

National social mentality and political needs in the process of rising of

petitive sports in Japan

SHU Sheng-fang1,SHEN Jian-hua2

(1.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Shanghai Sports of University,Shanghai 200438,China;

2.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 200234,China)

Abstract: The rising of petitive sports of a nation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the national social mentality and political needs of the nation. Based on the process of rising of petitive sports in Japan, the authors divided the process roughly into 3 periods. In such 3 periods, Japanese national social mentality and political needs had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Lastly,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Japanese national social mentality and political needs, the author derived the following 3 inspira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etitive sports in China, we should consider national social mentality and political needs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thought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bout petitive sports are separated and diversified, we must create a “Chinese mode”.


Key words: sports sociology;petitive sports;national social mentality;political needs;Japan

社会心态是自发形成的社会意识,是人们长期积淀起来的意识和心灵深处的心理状态稳定性倾向、定势.它是“与特定的社会运行状况或重大的社会变迁过程相联系的,在一定时期内广泛地存在于各类社会群体内的情绪、情感、社会认知、行为意向和价值取向的总和”[1].社会心态又泛指“民心”、“民意”、“人心”等,具有大众性、广泛性的特点.所谓政治诉求,就是人们对政治的诉说并提出的要求,或者在政治方面要陈述的要求.在现实社会中,国民有什么样的社会心态就有可能转化为一定的政治诉求.反过来讲,从一定的政治诉求中也可以看出国民的社会心态.从深层次分析,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与国民的心理需求又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国家发展竞技体育既是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发展需要,同时又是国民心理需求最直接和最客观的反映.

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崛起是长期的过程.我国国际政治学家阎学通[2]从国际政治学角度认为:“‘崛起’应是指一个大国与其他大国的相对综合实力差距快速缩小或拉大等这一过程的全部完成就是崛起的最终实现.”他进一步解释了“崛起”与“发展”的区别,认为“‘崛起’不同于‘发展’,是个相对概念,指的是与他国差距的缩小等比自己进步是‘发展’,不是‘崛起’.”根据日本竞技体育崛起过程的特点,我们把它大致分为3个时期,即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二战”之后到“冷战”结束、“冷战”结束到今天.在这3个时期里,日本在竞技体育崛起过程中其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存在着明显变化.怎样看待日本在不同发展时期出现的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的变化,这对于我们借鉴日本的经验教训,更好地认识中国竞技体育崛起及其战略价值是大有裨益的.

1.历史回顾

1.1 从明治维新到“二战”结束,日本竞技体育崛起过程中的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特点

从明治维新开始,日本就不断为赢得大国地位而苦苦奋斗.在政治上,明治维新之后,日本明治政府废藩置县结束了封建割据状态,建立了集权的统一国家.在军事上,明治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人早就认为“强兵”是“富国之本”.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为了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巩固集权国家,渴望建立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并在军事上实现改革.在发展经济上,为争取民族独立,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明治政府在进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的同时,提出“殖产兴业”政策.所谓“殖产兴业”就是要大力发展资本主义.在“文明开化”方面,提出“脱亚入欧”.

体育方面,由于受“脱亚入欧”指导思想的影响,日本很早就对西方体育项目和奥林匹克运动表现出极大的热情.1912年日本受邀参加了斯德哥尔摩奥运会.“在有了1912年奥运会的第一次经验之后,体育成为国家的事业”[3].以日俄战争为转折点,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即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一个既具军事性、又具封建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它表现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等各个领域”[4]887.到了20世纪20年代,日本已经发展成为与欧美强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大国.这一时期,日本的政治、军事野心进一步膨胀.

随着军事、经济以及文化的迅猛崛起,日本对体育也高度重视.在国内,日本开始强化法西斯体育,在学校实行体操的军事化,主张“体育为国防”,并把学校完全与国家的征兵制度结合在一起.在亚洲,日本利用远东运动会大做文章,企图强行将满洲国拉入远东运动会而遭到中国的强烈.在国际上,日本政府以增加津贴来支持日本奥林匹克运动队.天皇也支持体育比赛,他为日本参加洛杉矶(1932年)和柏林(1936年)奥运会捐款1万日元[5].1936年日本决定申办1940年奥运会,日本政府拨款87 000美元并派送161名男运动员和17名女运动员到柏林奥运会,他们认为日本奥运健儿们在平等的条件下成功地与世界上最好的选手竞赛,这是不够的.假如日本要想作为一个现代国家能够得到世界的承认,要做法国、伦敦和柏林做过的事情,即举办4年一次的奥运会,这是很必要的[6].1936年日本如愿以偿地取得了1940年奥运会的举办权.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面对孤立的国际形势,又企图利用国际体育比赛粉饰太平,在中国举办“日满华亲善体育锦标赛”,为巩固“大东亚共荣圈”服务.而日本面对国际孤立的形势,“企图在他们管辖的地方举办一些特殊的、作样子的国际体育比赛”[4].

这个时期,日本国民社会心态表现为极力主张“脱亚入欧”,即通过学习西方体育项目、参加奥运会和举办奥运会,全面融入西方体系;在政治诉求上表现为通过参加奥运会和举办奥运会“宣扬一等国的国威”.在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上都表现出单纯的功利主义色彩.

1.2 “二战”后至“冷战”结束,“创造奥运奇迹”和“证明日本存在”目的达到后,国民心态日趋缓和,政治诉求逐渐减弱,由极度功利主义走向多元化发展

“二战”以后,日本在竞技体育崛起过程中的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形成了两个鲜明的时期和两种不同的态度.两个时期分别是:第一个时期从“二战”结束到1968年,1964年为一个转折点;第二个时期为1968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两种态度:一种是对竞技体育在国际赛场上取得优异运动成绩、创造奥运奇迹的极度关注,表现为整个社会对竞技体育的高度热情和态度空前一致;另一种是20世纪60年代后期70年代初开始,整个国民对竞技体育崛起开始转向冷淡,对运动员在国际赛场上的胜负漠不关心.究其原因,一方面与日本在1964年和1968年两届奥运会上金牌排名第3,充分满足了大国身份和愿望有关,另一方面与日本的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有直接关系.日本1968年宣布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之后,无须借用在奥运会上创造竞技体育奇迹来证明自己的存在和大国地位.这是其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发生转变的根本原因.

从“二战”结束到1964年是日本经济全面恢复和重回世界政治舞台的重要发展时期.战后日本最重要和急需要做的就是恢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树立国民重建民族的自信心.战败后,日本被美军占领长达7年之久,直到1951年9月8日《旧金山和约》签订之后,日本才恢复外交权.1955年日本经济大体恢复到战前的水平.1955年迎来了战后“第一次消费革命”,所产生的“技术革新”的洪流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还强有力地改变了国民的生活方式.1955年“神武景气”揭开了家庭电气化的序幕,出现了体育热、短发热和超短裙热.1958年在成功举办了第3届亚运会之后,1959年获得第18届奥运会的承办权.1960年开始“第二次消费革命”.这一时期,日本围绕着奥运会的举办,投放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1964年奥运会日本取得了两方面的成功,一是日本奥林匹克代表队取得了奥运会金牌第3的好成绩;二是日本通过奥运会的成功举办,向世界首次展示了“二战”之后日本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和面貌.毫无疑问,1964年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为日本迎来了国际化的时代,提高了日本的国际威望,展现了战后复兴经济的实力,振奋了民族精神,刺激了经济的高速增长.日本经济从20世纪50年始起飞,经过“神武景气”、“岩户景气”和“奥林匹克景气”的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到1968年明治维新100周年的时候,日本宣布自己的国家成了非社会主义国家中的第2经济大国.1950~1972年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由109亿美元增至2 900亿美元,增长27倍.这伴随着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增长,日本民族那种奋发向上、不甘沉沦的精神通过国际体育比赛和奥运会赛场而得到充分的表露.而在政治方面表露的是,“心急气躁的日本,急于想证明自己不是被打趴下的那种窝囊废”[6].不仅创造了一系列的经济奇迹,也同时制造了各式竞技体育奇迹.如果说,“二战”以前就十分发达的日本体育(不光指竞技运动),曾经象征着日本第一次走向了世界,标志着日本国民与其它列强国民的素质一样具有发达的肉体和坚强的品质,那么,“二战”以后的以竞技运动为代表的日本竞技体育的强盛,“则标志着日本人再度回到了世界,象征着日本死而复生,仍然强大”[7].

从1964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国民对竞技体育的胜负的关心程度逐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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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日本经济富裕之后,出现了一种典型“经济影响文化”的现象,从而使国民心态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战后日本的方针政策是优先发展经济,但是随之也出现很多问题,例如,农村消失、城市人口密集、环境恶化、不充分的福利政策,结果被迫修订先前的单一发展经济的政策.人们更多地朝着通过参与获取快乐的自我实现、自我表达、社会交流的方向发展.体育价值也随着社会价值取向的变化而变化.在20世纪70年代,同欧洲和美国大约在同一个时期,全民健身替代“旧”的竞技体育在日本被推动[9]92.与这种趋势相一致,在社区体育基础上,由政府发起的新的体育活动和在住宅区的自愿团队快速出现[9]163.社区体育与早期的强调教育、竞争价值和男子汉气概不同,它更强调时尚,并与经济挂钩,因此,竞技体育衰退在所难免.

日本国民对竞技体育的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还显著表现在:第一,对“门谷事件”的反思和批判,这是国民对竞技体育崛起的心态转变的集中体现.1968年1月9本著名的马拉松选手门谷,由于巨大的社会压力和本身的伤病影响写下了“我再也跑不动了”的遗言,然后身亡,即“门谷事件”.影山健、中村敏雄、川口智久等不少体育学者借这一事件,开始反思奥运会,批判竞技体育中的异化现象.这表明,国民对竞技体育的“象征”价值和态度开始发生转变.第二,国民的心态趋于多元化,对竞技体育的价值认识发生变化.在1988年汉城奥运会召开之前,日本的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对金牌数表示忧虑.1988年3月底竹下登首相的私人咨询机关“体育振兴恳谈会”向竹下登递交了一份报告书,这份报告的出台成了日本各阶层人士的热门话题.日本各大报刊也设置专栏将各种看法公开发表.这些见解大致可分为“赞成”、“反对”两大派.反对者的意见有:体育仅属于少数运动员,报告夸大了金牌的作用;金牌可壮国威的思想陈旧,发展中国家重视金牌尚可理解,日本这样的经济大国毫无必要走这条路;国库的钱来自每个国民的税收,将这笔钱过多花在少数运动员身上是不应该的;日本人体力无法与欧美人种相比,成立了体育省也改变不了在奥运会上落后的局面.第三,民众缺少竞技体育热情.新加坡《联合早报》分析中、日、韩三强在汉城奥运会上的表现,认为日本失利的主要原因是日本缺少“体育热”.多年来赫赫有名的亚洲体坛霸主日本近几年经济和国民生活水准都有较大的提高,但艰苦锻炼,以体育扬国威的热情减少.一些日本体育界和新闻界人士认为,“日本国民现在对体育不甚关心等经济界对体育也不予积极支持.”[9]1985年日本《健康与体力》杂志1月号介绍了文部省体育局局长古村澄一举行的一次新春座谈会,谈到了民众对竞技体育的冷漠.以往历届奥运会结束后,如“东洋魔女”拿了奥运会冠军后,日本国内就兴起了妈妈排球热,日本足球队夺得奥运会铜牌后国内的少年足球运动很快就普及开了.“可是这次奥运会则大不一样,山下选手带伤夺得奥运会金牌的场面虽然那么激动人心,国内并没有因此而掀起什么柔道热”[10].第四,民众的消极心态似乎也感染了运动员,致使运动员的吃苦耐劳精神下降.日本体协在国会上总结1986年汉城亚运会时指出:“失败的原因是运动员体力不足和精神状态欠佳等另外精神面貌上的问题也很严重,在现在的年轻人当中‘为国争光’的概念很淡漠.”[11]日本奥委会在检讨北京亚运会失败的原因时,“深感日本运动员最大的缺点是缺乏中国运动员那样的顽强奋斗精神和信心等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那种苦干精神普遍缺乏.”[12]日本国民一向以勤奋、节俭而闻名于世,做事情精益求精,富于竞争性和“集团意识”.这正是日本经济之所以高速发展的奥秘所在.而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出现一个流行用语――“新人类”.“新人类”做事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我行我素、强调个性、玩世不恭,对事业无所求、对政治不关心、对旧习惯看不惯,生活方式上追求享乐.“新人类”出生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的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在和平安宁的社会环境中长大成人.他们在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上都与经历了战争磨难及战败初期贫困生活的老一代日本人大不相同.由于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本人的价值观也逐渐改变.素有“拼命三郎”之称的日本“上班族”也不再那么拼命了,他们开始感到“健康、家庭及人际关系”才是幸福的三大要素.第五,民众的社会心态也反映在企业里,日本企业对竞技体育发展的态度也发生了改变.20世纪80年代末期起,除了专业棒球,大企业职业篮球队,聘请了美国、台湾、南朝鲜的运动员和教练人员之外,又有手球、美式足球、乒乓球女垒和排球、相扑等项目聘请了外国人.“1989~1991年间巴西一流足球选手共外流276人,流到日本就有57人.中国运动员近年来进入日本的也不少,仅乒乓球选手就有近百人,排球的汪嘉伟、篮球的王立彬等人均在日本”[12].第六,政府对竞技体育的重视程度下降,投入减少.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政府对业体协的补贴连年减少.“1979年财政年度,政府为业体协补贴了14.35亿日元,占业体协当年总预算的37.33%,而1980财政年度占36.78%,尔后的1981年度占36.08%,1982年占34.77%,1983年占34.22%,1984年占32.15%,1985年占28.52%,1986财政年度仅占26.74%,比1979年财政年度减少了10.59%”[13].但日本GDP在此期间却是不断增长.第七,管理竞技体育的部门――业体协对竞技体育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如从前.日本的竞技体育具有半官半民的特点.据保加利亚体联理事会“计划和效果处”处长杜什克夫1987年夏赴日考察后说:“日本业体协已把主要精力放在45岁以上居民的体育活动上.”[13]由此可见,尽管在这期间,日本业体协为遭受到的连续体育比赛的“惨败”而不断反省,日本奥委会内部也在发出不同的声音,直至最后脱离业体协,但是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以及整个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日本奥委会单方面的努力已经难以挽回国民心态与政治诉求对竞技体育日渐衰退的趋势.

1.3 “冷战”结束至今,竞技体育中的“振兴国家、实现民族复兴”再受关注,大国意识和大国政治开始回升,但国民社会心态与的政治诉求之间形成“剪刀差”

20世纪80年代,日本在取得了经济大国地位之后必然要求在政治上谋求与自身经济实力相当的国际地位.中曾根提出的“战后政治总决算”和“政治大国化”等主张,是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代表了上层垄断资本的阶级利益,也反映了下层民众不断滋生的‘大国意识’,顺应了日本社会发展的潮流”[4]1147.1989年初,由石原慎太郎、盛田昭夫合著的《日本可以说“不”》一书出版,一年内重印10次.“书中充满了日本统治阶层中的‘鹰派’观点.美国政界要员认为此书‘成为日本傲慢的象征’等无疑该书是日本某些人‘大国意识’的自然流露”[5]1180.

从日本国内的政治倾向看,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政界出现了总体保守化的政治趋势.日本在发展战略上采用遏制中国,发挥亚洲地区的主导权和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外交策略.2004年9月21日,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说,表明日本致力于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想法.2004年10月,日本第9次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2005年是联合国成立60周年,日本政府认为这是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千载难逢的机遇”.由于日本对“二战”缺乏彻底反思、回避历史问题、淡化甚至美化侵略、在领土等问题上不断挑起与邻国的争端,因此,尽管日本已经成为“经济上的巨人”,但仍然是“政治上的矮人”,对外缺乏影响力.

形成鲜明反差的是,当日本竞技体育成绩出现走下坡路的时候,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不但在经济上取得了快速发展,而且在竞技体育上也取得了辉煌成就,这种现象引起了日本体育界的高度重视.由于在国民和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政府既感到了压力,也感到有了动力,在这种情况下,文部省于2000年9月13日颁布了《体育振兴基本计划》,这是一部围绕在奥运会上实牌倍增目标而制定的综合发展对策,同时也是日本政府通过奥林匹克运动实现国家战略发展需要的一项重大举措[14-15].2004年雅典奥运会日本一举夺得16枚金牌,金牌数排名第5,重新进入第2集团的行列,2008年北京奥运会取得9枚金牌,排列第8,虽有所回落,但仍处于第2集团.近年来日本政府高度重视体育发展,与众多国家一样,“把振兴体育看成是振兴国家、实现民族复兴的一部分.2000年悉尼奥运会后,日本政府加大了对竞技体育投入力度,特别是高度重视体育科研,日本国立体育科学中心就是完全由政府投资,于2001年10月建成投入使用的”[16].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日本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上新的发展走向.

2.对中国的启示

第一,中国竞技体育的发展必须要考虑不同时期国民的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要考虑国民的心理需求.一个国家发展竞技体育有没有价值,或者说有多大价值,国民的心理需求是重要的衡量指标.完全不考虑国民的心理感受和心理需求,在背离国民社会心理需求的条件下发展竞技体育,将是十分不利的,也是有害的.第二,日本在成功举办1964年奥运会,并且在该届奥运会上创造“奇迹”之后,重新创造“奇迹”的愿望降低.这种“愿望降低效应”在20世纪60年代末日本经济大国地位确立之后进一步得到加强.日本明显存在“愿望降低效应”和经济发展水平影响国民社会心态,进而影响政治诉求的情况.今天,中国在取得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辉煌之后,尤其是在2010年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之后,也出现了“愿望降低效应”和“经济影响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的情况,同时,也出现了普通国民与之间,以及体育专家、体育官员内部之间在竞技体育认识上的分离与多元.怎样正确地认识中国竞技体育的战略价值,保证国民与在竞技体育发展认识上的一致,防止出现日本的分离现象,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因此,引导社会舆论,为竞技体育的发展营造好的氛围就显得十分必要.另外,竞技体育作为一项社会发展的事业,需要有一种长远规划,当前既不能根据国民的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而过于急功近利,也不能在原有发展的基础上停滞不前,丧失原有的发展基础和优势.因为一个国家竞技体育的发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一朝放弃,其造成的损失在若干年内难以挽回,对此,我们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第三,日本与中国有相近的地方,在奥运会上创造的“奇迹”都是出现在国家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即日本在1964年奥运会上创造“奇迹”是在1968年日本成为第2大经济体之前,中国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创造“奇迹”是在2010年成为第2大经济体之前,并且若干年后中国有望成为世界第1大经济体.然而,中国是有着13亿人口和960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的大国,日本小岛寡民与中国不可同日而语.因此,中国竞技体育的崛起不可能完全照走日本的路径,必须要创新“中国模式”.

综上所述,日本竞技体育在一个多世纪的崛起过程中形成了3个明显的阶段,其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化.虽然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的形成具有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因素,但终归不能脱离一个国家的社会现实.怎样认识日本竞技体育崛起过程中国民社会心态和政治诉求出现的这种变化,并且透过这种变化来看待中国竞技体育的未来发展,这是我们当前需要做的一项重要工作.我们既不能盲目照搬日本的发展模式,沿袭它的发展路径,但也不能完全忽视日本竞技体育在崛起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现象.因此,如何从中国实际出发,创新“中国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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