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主体地位的变迁与政治吸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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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变革社会中的先富群体,对政治的渴求非常强烈.在成为政治人的过程中从基础性政治主体中分离,转向代表性政治主体,从建立私人领域的政治合法性成为公共政治领域的代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在党政部门任职、担任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等制度性安排形式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也通过在权力机关寻找代理人、关系网络以及公益性活动等非制度形式成为间接的代表性政治主体.面对社会政治生态的变化,政治体系必须提高开放程度,增强吸纳能力,将一部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纳入其中,同时,也需要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素质和政治能力,克服在行使权力和参与政治过程中的功利主义以及政治腐化现象,真正做到负载民意.

〔关 键 词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代表性政治主体；政治吸纳；政治能力提升；政治主体

〔中图分类号〕D6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187-（2013）05-0061-07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变革社会中最先富裕起来的重要群体,已经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社会阶层,占有社会可观的社会财富,不仅影响着社会的经济结构,也关乎着社会的改革与发展.人的天生政治性决定了具有一定经济实力或者社会声望之后要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向政治人转变.他们要求介入政治生活,力图获取较高的政治地位,实现由经济明星向公众人物或者政治人物的转化,藉以提高社会地位,这就使得他们从基础性政治主体转变成代表性政治主体.于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代表性政治主体地位的追求就显得愈发强烈.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主体地位的变迁必然要求政治体系不断开放,增强其接纳能力,也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具备公共性政治价值取向,增强自身的政治能力.

一、从基础性政治主体分离转向代表性政治主体 政治主体是一个含义较宽泛的词汇,包含政治生活中的个人、团体、阶级阶层、党派和国家机构等.“政治主体既可以是一个具有政治意识和独立人格的个体,也可以是以共同的政治理想、政治纪律而组成的政治组织、政治团体,还可以是基于共同的根本利益而形成的政治群体.”〔1〕政治主体有广义、中义、狭义三种理解,广义的政治主体可以分为四个层次：（1）基础性政治主体――阶级、民族、人民；（2）代表性政治主体（个体）――政治家或者政治人；（3）政治组织和政治团体；（4）国家机构.（3）、（4）两个层次的政治主体也可称为工具性主体,它们是（1）、（2）两个层次的政治主体借以实现政治目的的组织手段.中义的政治主体又称为政治行为主体,包括阶级、阶层、民族、政党、政治家等.〔2〕狭义的政治主体指在政治过程中处于支配和主导地位的政治行为者,其相对的政治客体是其行为所涉及的被动的政治行为者.〔3〕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转型的社会中经济地位提升很快,要求政治主体地位明显变化,由此,促进政治体系的吸纳与变迁.

(一)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从基础性政治主体中分离

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与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同时递进的.中国在市场化改革的进程中,不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变革经济制度,大力培育非公有制经济,非公有制经济蓬勃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形成和发展主要有三个路径：一是乡镇（社队）企业的发展与演变；二是个体与私营经济的兴起与快速发展；三是公有制企业通过市场化改革而私营化与民营化.通过市场化的培育和演化,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数量迅速增加,参与市场的能力不断增强,参与社会的机会也不断增多.

经济体制改革导致了经济组织运行模式的变化,市场经济将资本和资本拥有者提升到了很高的地位.非公有制企业领导人不再由党组织委任,企业的生产经营不再受国家指令性计划安排,资源的获取不再由国家配置,而是通过市场实现.这样,非公有制企业领导人脱离了由于受到上级党政领导直接管辖而形成的对上级组织的依赖,由政治和行政化权威转变为适应市场需要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化权威.他们拥有资本,运用资本进行生产和经营,成为组织生产、人事安排和利益分配的权力精英,在企业生产经营中拥有绝对权威,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企业主人翁地位.非公有制企业领导人通过把握市场机会、靠自身努力运用资本获取利润,他们以追求个人财富增长、声望提升和个人幸福为目标.他们脱离了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政治母体,即基础性政治主体,虽然仍属于社会主义劳动者,但对其母体有着部分异化,他们在经济地位、价值取向和社会声望等诸多方面有别于基础性政治主体阶级和阶层,在有的方面甚至有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取向方面的差异决定了企业在组织形式、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向等多方面的组织与发展问题,形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思想与行为模式,逐渐形成私人领域的合法性.

(二)独立的企业运行模式形成私人领域的政治合法性

在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的过程中,非公有制经济企业飞速发展,它们中汇合了大批社会精英,在很多领域形成了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导致独立的权力中心的产生和成长.而这些权力中心恰恰是立足于对资本、技术和通讯的私人控制.”〔4〕非公有制企业主的市场化取向决定了企业在组织形式、治理模式和发展方向等问题方面形成了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思想与行为模式,企业主掌控着企业的生产和人、财、物等多方面的权力,从而压缩了他人的权利与活动空间,加速了社会财富的集中和贫富的分化.这些精英控制着的经济实体的形成与逐渐强大,形成了一个个分割的私人经济单位,在私人经济领域中形成其政治合法性.

在权力的运行中,企业主凭借对资本的垄断地位进而形成权力垄断.个人对权力的长期与高度垄断形成行使权力的路径依赖,逐渐形成个人的制度化权力,这就顺理成章地侵占或者剥夺了他人的权利.因为权力的总量基本上是一定的,个人权力的累积必然使他人权力削弱直至最后丧失.这样,企业就变成了企业主的独立王国,置身于公共政治组织和制度的约束与监督之外.企业在个人意志支配下参与市场生产和竞争必然导致个人偏好与特殊利益至上,他人的权利与主张最弱,导致了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在一些方面远离政治与法律过程,“逐渐滋生出了私人领域各种权威的合法性基础,造就出与社会的集体目标和价值追求不同的利益和结构综合体.”〔5〕从而导致企业法律程序与法治的丧失,企业员工的政治与权利失去或者削弱. （三）追求并形成代表性政治主体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私人领域中的政治合法性确立之后,其政治主体性不断外溢.为追求更多的政治资源和政治利益,必然要追求代表性政治主体.经济地位的取得和财富的占有决定了其成为政治人的基本条件,拥有经济资源的人的政治追求与渴望更为强烈.罗伯特达尔认为,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其政治活力也高.“一位富有和空闲的人尽可能以每周六十个小时来从事没有报酬的政治活动,而其机会成本要远远低于一位不得不每天长时间工作以维持生计的人等权力和权力谋求上的差异与客观境况的差异有联系.”〔6〕同样,阿尔蒙德和维巴通过对五国公民的政治参与调查分析后证实,“最积极的公民不成比例地来自富有者,而最不积极的来自贫穷者.”〔7〕 在政治社会中,政治资源的占有比其他资源的占有更为重要,它不仅决定一个人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声望,而且为获取更多的财富、声誉和地位等资源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在中国的政治文化语境中,人们追求的是富贵双全,这被认为是人的成功的标志,也是奠定人的社会地位的标杆.其实,“富”与“贵”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和境界.与“贵”相比,“富”是低层次的.富有只是说明这个人拥有财富,但是人的声望与地位是建立在“贵”字基础上的.不同层次的“贵”决定了其人在不同层面的社会地位的显赫程度,有了“贵”,就不愁财富之类的东西,也就是其财富的取得比兢兢业业去经营来得更为容易和更多,实现了更快的财富累积.罗伯特达尔提出了政治体系中资源累积效应,“假定一个政治体系中的每一个人都根据其在社会最重要的政治资源上占有的相对地位来排列：譬如财富、收入、知识、声誉、对传播的控制,以及对和军队的支配.如果每个人的相对地位相同,从而形成一种完整的相互关联,资源不平等就会完全是累积性的.个人拥有的某一种资源越多,他拥有的其他资源也就越多.”〔8〕达尔由此现象推断出政治体系有导向累积性不平等的强烈趋势.因此,为了实现资源累积,追求“贵”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

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路径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要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主要通过制度性政治安排和非制度性政治渗入等形式实现.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财富累积之后,便热心于政治,积极参与政治生活,通过制度性的与非制度性的政治形式取得较高的政治地位,成为代表性的政治主体.

(一)制度性政治安排使之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主要路径

制度性政治安排是在政治系统的框架内进行的,属于有序的、理性的政治参与形式.通过安排或者接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入权力机关、政府机构、参政机构、群团组织、基层领导岗位等形式,实现他们的政治参与,满足他们的政治追求,提升他们的政治地位,巩固他们的经济地位,提高他们的社会声望,使之成为代表性的政治主体.

1.作为领导干部选任或者任命到党政部门和司法部门

在各级党政与司法部门以及基层组织中为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安排实质性的领导职务,既实现其代表性政治主体目标,也有利于发挥其能力和特长,为推动本地区、本部门的发展服务.一是通过正常的选举或者任命程序选拔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入党政部门担任一定职务,使其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二是制定规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只要符合条件就能够获得职务任命.例如：某县多少年以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2001年的时候,如果一个民营企业家连续三年纳税600万元的话,他就可以拿到一个副科级的官来当.到2003年为止,这个县一共有10名乡镇企业家担任了像县劳动局局长、副局长,还有县法院院长这样的职务.〔9〕这种情况越往基层越多,很多私营企业主同时是村、乡领导.

2.作为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选任到各级人大和政协机关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通过以下方式选任：（1）职务任命.在各级人大和政协中给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安排一定的职务,参与各级权力机关的法律监督工作,参与各级政治协商,从事监督工作,这是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政治体系根据社会分化的现实,积极接纳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参与政治.在职务安排方面,有人已经在省级人大、政协中担任较高职务,进入了高级干部的序列.（2）一般形式的政治安排.这种安排主要是推选为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这也是政治资源中比较稀缺的,人民代表大会是权力机关,当人大代表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有发言权,有对政府、法院、检察院的监督权.政协委员也被赋予了很多权力,包括政治协商、政策建议、权力与政治监督等.因此,只要当上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就被赋予了一些特定的权力,也具有较强的政治属性.

3.推举部分人士在群团组织中任职

推举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工商联、青联、妇联等群团组织中担任一定职务,参与相关的政治活动.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这些部门具有半性质.（1）参与政治生活.使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有机会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满足其政治参与愿望.同时,通过参与有利于树立自身的形象,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2）政治接近.有更多的机会与党政领导人和政府有关部门接触.能及时了解到有关政策,还有国家、本地区的发展态势、以后的政策走向等方面情况.也有更多机会与领导接触,向领导人反映情况,表达意愿,寻求自身利益的保护,以及扩大影响力等.

4.在非公有制企业建立党组织

组织、影响力和权力紧密相连,没有组织就会失去相应的影响力或者权力,在政治生活中也不会有自己的代表和意志的体现.“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自由的前提.”〔10〕（1）入党是个人政治生活中的大事,也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形式.党组织在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起着政治领导作用,也有助于吸纳企业主加入党组织.很多非公有制企业主在经济壮大之后,不忘党的好政策,致力于追求政治进步,于是,把入党作为自己的政治追求,作为成为政治人的一项重要条件.为了增强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归属感,将那些对党有正确的认识、入党动机较纯又主动申请入党的先进分子吸收到党的组织中来,既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又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充分体现党的两个先锋队作用.（2）担任党组织的领导职务.非公有制企业中的老总有的从原来的国有企业转制而来,有的来源于农村的精英,有的是乡镇企业的领导,经过所有制改革继任的.这些人当中有很多本身就是党员,可以在企业党组织中赋予领导职务,促进党的建设与企业共同发展.（3）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充分发挥党组织联系企业管理人员和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通过党组织联系党员、干部和群众,既实现了他们参与政治的愿望,又做他们思想政治工作,对他们进行引导和教育. （二）通过非制度性参与形式成为间接的代表性政治主体

制度化政治参与是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重要方式,在转型社会中,制度化的路径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旺盛的参与热情相比,相对狭窄,加之受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的影响,于是,一部分人就越出制度性参与的渠道之外,寻找非制度性参与路径.通过非制度性政治参与,成为间接的代表性政治主体.

1.在权力机关和部门中寻找代理人与保护伞

与政府及司法机关官员牵扯上关系,使企业地位提升或者成为企业的保护伞.（1）攀缘政府与司法机关官员.利用开会、领导视察等有利机会积极主动地接触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领导人,借权贵的政治威望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其主要方式是利用开会和领导视察的机会,主动请求与领导照相.一回到企业,就把与领导合影的照片放大放到自己的办公室或者显眼的地方,以显示其与领导的关系,藉以提高自己的地位.也有通过请政府或者司法机关的领导题字、作批示等方式来寻求企业保护伞,藉以提高企业知名度与地位.（2）在政府或者司法机关的官员中寻找代理人,实现权力与实业联姻.在官员与企业的界线不清、关系不明晰的情况下,官员很容易和企业结成联盟,成为利益攸关者.这种利益共同体一旦结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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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过关系网络从政府的决策和信息中受益

为实现维护现实利益,获取更大利益,企业主利用关系网络的形式参与到政府、司法机关和官员中去,形成间接的代表性政治主体.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生活在社会中,必须进行生产与社会交往,从事这些活动通常在一些组织或关系中进行.随着社会的发展,各种社会关系日趋复杂,也显得越来越重要,尤其是在中国社会,各种关系早已把整个社会编织起来了.费孝通先生运用“差序格局”这一理论来探讨中国社会关系的特点,解释以个人为中心的社会关系网络,由此揭示关系网络的重要性与普遍性,并指出中国的关系网络具有开放性.通过关系网络能有效地减少交易成本,为企业发展获取较多的资源和机会,从而提高企业主的政治与社会声望.（1）通过关系网络的作用影响政府和官员的决策.通过与政府和司法机关官员的非制度性关系,或者通过朋友、血亲、老乡、战友、同学、私交等关系网络与渠道,将自己的主张、观点和利益诉求传递到官员那里,影响官员的决策,进而影响政府的决策,甚至司法的裁决.（2）信息获取.信息也是促进企业发展的现实和潜在生产力.通过关系网络,能从政府部门、官员那里及时获取决策与政策信息,包括产业布局与发展、结构调整、城市规划等多方面信息,从而使企业及时调整产业发展方向,加强某个地段或行业的投资,这就增大了获取社会资源的机会,使企业在分割社会资源中占有优势地位.（3）关系到位好办事.在关系网络框架下,政府和司法部门的官员与企业主彼此熟悉,企业发展遇到的很多问题容易得到解决,为企业发展创造较好的外部环境.同时,到位的各种关系也提高了企业主的社会声望.

3.公益性活动推出代表性政治主体

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思想与政治境界较高,他们在富裕之后,不忘对社会的责任,着眼于他人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力图回报社会.（1）资助社会公益事业.资助社会公益事业是回报社会的最佳途径之一,也很容易为社会所记住,成为社会名流,于是,很多人选择了社会公益事业.他们拿出一部分资金支持教育事业,包括支持家乡和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通过在家乡或者贫困地区兴办学校,改善办学条件,帮助贫困失学儿童完成学业等形式进行资助,还有通过捐助“希望工程”等方式进行公益性资助.〔11〕（2）支持社会慈善事业.通过向地震等灾区捐钱捐物,帮助赈灾救灾,重建家园等形式从事慈善事业.例如,2008年汶川大地震之后,一家民营企业率先向灾区捐赠1个亿,获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社会给予企业很高的评价和极大的回报.也有通过向贫困地区捐赠、无偿传授技术、培训技术人员等形式,让贫困地区脱贫致富.还有向残疾人机构从事捐助等公益活动,达到扩大企业影响,提高社会声望以及成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目的.

三、政治体系的吸纳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主体能力的提升 那些在变革的社会中富裕起来的人总想通过提高自身的政治地位来改变自身的主体地位,同时,为巩固其经济地位以及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创造条件.于是,他们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热情,积极从事政治活动,以此获得较高的政治地位.这就给政治体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政治体系增强吸纳能力,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接纳为代表性政治主体,以满足他们对政治的渴求和对参与的需求.同时,在政治吸纳与参与中,也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自身素质提高和政治能力的提升.

(一)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纳入政治体系

面对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对改变自身政治主体地位的渴求,政治体系必然改革与创新,提高其适应社会发展的能力,增强其政治活力.在亨廷顿看来,吸收新的社会阶层和团体进入政治体制,意味着该政治体制权力的扩大.政治体制中的权力和经济制度中的财富一样,能够扩张,也能够收缩.〔12〕在规范的政治体系中,权力的分配既取决于占支配地位的政治主体取向与控制力的强弱,又取决于政治体系的开放程度及其容纳能力,更取决于新生的社会阶层和群体所凝聚的政治力量对政治权力的渴求程度以及对政治体系的影响程度.

1.政治体系的吸纳力的增强有助于增进政治体系的活力

通过政治吸纳,让更多的非公有制经济精英进入权力机关,能展现政治体系的活力.（1）促使政治体系实现精英循环.在帕雷托看来,社会的业绩原理打破了阶级阶层的稳定性,社会阶层不再是靠世袭获得财产、荣誉、地位等,而更多地转向个人的能力和业绩,于是决定社会阶层的标志性因素（经济收入、社会声望和权力等）在不断的变化,那么,一个人的阶层或者政治归属也是变动的.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13〕（2）增强政治体系活力.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以适当的形式纳入政治体系中,有的掌握地方事务的部分权力,有的以人大代表的身份分享讨论、制定或者执行政策的权力,由于他们中的大多数没有保住官帽的后顾之忧,又有较强的经济实力为后盾,就敢于提出自己的政治观点和主张,这有助于改变政治体系中的单向度输出局面,有利于推进政治生活化,相应地增强了政治体系的活力. 2.政治体系吸纳力的增强促进政治发展

政治现代化主要标志着政治制度化与政治参与的扩大,由此有效地促进了政治的发展.政治发展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从少数参与到扩大参与再到大众参与的过程,也是从无序参与到较低的制度化参与再到制度化参与的过程.广泛的政治参与既是政治的体现,也是政治现代化的体现.政治参与的程度与各政治主体自身的因素密切相关,影响政治参与的最重要因素是社会经济地位.达尔指出,现代政治社会中处在一个政治体系中的个人或者政治主体,对政治生活关心并不完全相等.有些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其他人则深深地卷入了政治.在大多数政治体系中,对政治事务极感兴趣,关心并理解政治,活跃于公共事务中的人在成年人中所占的比例不大.〔14〕经济地位高的人或者政治主体,其政治参与活力也高,经济实力弱小的政治主体,政治参与活力较低.在现代西方议会政治或政治体系中,支撑和维系政治运转的政治阶层或者政治主体在一定程度上说是富人的俱乐部,这是政治发展的较为普遍现象.因此,在变革的社会中,随着各政治主体经济与社会地位的变迁,政治体系也应随之发生改变.

(二)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政治主体素质与能力提升

政治虽然代表着一定阶级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但是,在现代政治生活中,只要进入政治体系中,必然有较多的公共性成分.因此,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无论是作为政府或者司法机关的官员行使权力,还是作为人大代表制定政策或者政协委员参与政治讨论都要负载民意,为民行政,为民代言.这就需要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提高自身素质和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政治能力.

1.促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政治能力的提升

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参与政治需要政治能力的提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在从事政治活动与行使政治权力之前没有多少从政的经历,这就需要加强学习,增进政治知识和政治理论,增强政治意识,促进政治知识化,提高政治实践能力与应变能力.现代政治的知识化是现代社会条件下政治发展的产物,政治意识的增强是政治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1）政治知识的增进是成为政治人的必要条件.没有政治知识的人就是政治文盲.在列宁看来,“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可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15〕 没有知识就没有政治,没有政治知识更不可能很好地参与和主导政治.（2）具备良好的政治意识.政治意识的增强不仅改变了人们的政治观念,也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政治行为,使得政治朝着、平等、法制的方向发展,政治权威不断更新观念,改变治理方式与政治运行模式.（3）通过政治社会化不断增强政治意识与提升政治能力.通过不断的政治社会化,在政治社会的实践中学习、认知、思考与探索,促进政治知识的增长和政治意识的增强,从而引导人们提出正确的或者新的政治观点、政治主张和政治见解.（4）在政治参与和行政中提升政治能力.无论是政治协商、政治讨论或者论争,还是作为领导者处理政治事务都需要一定的政治能力,也需要在这些政治活动中不断学习和探索.通过政治生活的具体实践,促进政治主体探索政治发展规律,把握政治生活的脉搏,政治生活中遇到的难题,引领政治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的政治主体要想成为合格的政治人或者政治家,就需要从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提升政治能力.

2.克服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的功利性与腐败现象

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由于来源于不同的社会层面,其家庭背景、所受的教育、职业、社会经历等多方面都有较大的差异,对他人、社会的认知、情感等也有一定的差别.有些人具有较强的社会责任感、集体意识,有着较高的道德操守与精神境界.也有很多人持利己主义价值观,有的崇尚功利主义,强调社会中的自我利益,把个人利益看成是最高的价值准则,忽视他人、社会利益,为了私利,其行为不怕违背道德、法律以及公共的准则,他们参与政治的功利性较浓.

在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的过程中,出现了以下严重扭曲政治参与的现象.（1）较为浓厚的权力资本化色彩.在社会转型期,由于监督制度的供给滞后,让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进入政治领域,扩大了权力资本化的路径,资本与政治的结合有利于一些拥有经济权力的人运用政治权力为自己谋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一些人闪亮登场于社会经济和政治舞台,或者直接利用行政权力,或者以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身份,或者以某董事长、某总经理的头衔,广布关系网络或者进行政治施压,为自己牟取利益的最大化.有的在身份变迁之后,其经营的项目也随之多元化,搞多种项目投资、发展多种产业、进行多种名目的开发、触及社会公共领域等,直接从政治权力中获益.（2）政经合谋的腐败形式较为突出.一些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把拉拢官员,搞政经合谋作为进入政治领域的主要取向.“出于理想信念、价值取向、道德观念、物质享受等多方面的畸变,一些官员或者与对其拉拢腐蚀的私营企业主一拍即合,或者主动寻求与私营企业主‘联姻’,由此形成了官员与私营企业相互利用、相互勾结.”〔16〕 有的官员以一定的资本入股企业,有的官员在企业股份中以“干股”的形式出现,坐享其利,形成结.这种政治资源与经济资源的“有机”结合产生了极好的个人效益,给双方带来了丰厚的收益.这种权力投资入股的方式使一些企业老板和官员都乐此不疲,以至于一位企业老板形象比喻官员从中受益是“比抢银行都来得快,并且不承担任何风险”.（3）负载民意成份较少.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源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其价值取向差异很大.对于少数个人修养较差、法制观念淡漠、利欲熏心的非公有制经济人士来说,他们拼命地钻到各级政府、各级人大和政协里面去,是为了获取个人最大利益.然而,他们却不具备担任政府官员、人大代表或者政协委员的各方面素质,缺乏政治、社会责任感,将行政职务、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政治名分作为一份份随意馈赠的“礼品”,从不负载民意、履行职责,而是利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身份去干违法乱纪的事,主要是牟取私利,从而逃避查处.〔17〕这些虽然实现了个人或者集团利益,但与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参与政治的公共目标相悖. 要克服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代表性政治主体的功利思想,必须做到以下几点：一是要加强道德修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作为官员从政要具备基本的官德,作为政治参与的主体参与政治要提升基本的道德准则,努力克服政治道德层面的腐败,也不能有政治诈骗之嫌.二是减少政治腐化.权力与资本通过政治参与的形式联姻实际上就是官商合谋的严重腐败形式,应加强制度建设,加强监督,做到政治透明,通过制度约束努力政经合谋腐败的难题.三是树立政治参与的公共利益代表性思想.随着现代政治的发展,政治参与的公共性与公益性越来越突出,这就要求参与者在参与政治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局限于自我群体和集团的利益,因此,要尽量减少以获取个人利益为目标的政治介入,切实做到政治参与者负载民意,为民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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