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公子的政治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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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子,公侯之子,我们今天叫“官二代”.民国四公子溥侗、张伯驹、袁克文、张学良,无一不是“官二代”,他们有雅癖,但更有政治情怀.

一提到“公子”,总给我们留下一个手摇纸扇、提笼架鸟的浪荡形象.但在以前,公子哥一定具有很强的文学艺术修养,诗书琴画拿得起放得下,即使不能自己创作,也要有绝佳的眼光.

说到民国四公子,就会说到他们的八卦.八卦也是新闻,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当事人是故意的,即使不是故意,也有某种程度的默许.至于他们的“政治情怀”,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一定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有所担当.

在我看来,够称得上民国四公子的,一是袁克文,袁世凯的儿子.还有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还有一个人们知之甚少——袁克文的好友张伯驹,他后来留在大陆.还有一个是满清后裔溥侗.

溥侗：曾伴天子做陪读

在晚清这一段,溥侗大概是最风光的,他是光绪皇帝的陪读,年龄比皇帝小一岁,因为长在天子身侧,接受的教育也是和皇帝同等的.

光绪是满清12帝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个,但现在却被妖魔化了.戊戌政变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告诉大家慈禧太后欺负光绪,让我们觉得小皇帝就是窝囊废.其实这个故事是假故事,结果更加深了我们的误解.在晚清,这位皇帝其实影响历史很深,而他的同学则给过他莫大的帮助.溥侗的祖上是康熙的直系一支,凭借这一点,他必定能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也正是因此,我们会把他列入本文之中.

溥侗在政治上最显山露水的,有几件事.其中一件是同治皇帝病死后,慈禧选择继承人时的事,根据罗振玉在《拳变余闻》里所述,皇室近支亲贵中最具备资格就是溥伦、溥侗兄弟俩.

死了的同治帝叫载淳,是载字辈的,溥侗是溥字辈的,比载字辈低一辈.如果立溥侗,那么慈禧就当不了皇太后,如果要垂帘听政,那也是溥侗的母亲出来,慈禧就要靠边站.所以慈禧为了揽权,就立了光绪,光绪叫载湄,虽然只比溥侗大一岁,但却和同治是平辈,这样慈禧就可以继续专权了,而溥侗则失去了成为天子的机会.

尽管如此,溥侗这个人,反而是个很狷介的人,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慈禧和光绪仓皇出逃,到了西安以后,生活上还是维持着一个皇家的架子,慈禧准备在生日时铺张大办.溥侗听说后,跑去和提议办大寿的人很不客气地讲：“国家败坏到了这步田地,听说连东陵都让八国联军占了,还办生日做什么!你们一定要办,我就一定会阻止!”结果那年慈禧的生日办得异常凄凉.

另一件事是“九一八”前后,纷传溥仪要到东北复辟.溥侗听说了,特意跑到天津去,劝溥仪不要上当.虽说他后来被汪精卫拉去当“国府委员”,抗战结束后被判为汉奸,但他天天称病不参加会议.所以不少人说他其实是冤枉.

晚清民国尽管离今天不是很远,我们能够讲的,能够真实的东西太少,溥侗的故事不能捕风捉影去讲,大家能知道的就很少.

张伯驹：千金藏宝献国家

张伯驹的情况有点和溥侗相似,张伯驹出生在1898年,父亲张镇芳是袁世凯的姑表兄弟兼姨表兄弟,从小和袁家就有很亲近的关系,而其父张镇芳,无论是袁世凯掌管北洋的时候,还是后来做中华民国总统的时候,都是相当重要的角色.

晚清和民国的政治就是家族政治,当直隶总督的,安排亲戚就很正常.张伯驹他爹很快级别做得很高,成了河南都督,就是省长.他也接触了很多高官和大家,也和这些高官的子弟们建立了很密切的关系.

张镇芳因为和袁世凯有特殊的关系,他在袁世凯几次重要的活动当中都担任着重要的角色.1915年,走向帝制,这时候的主要策划者,我们原来知道一个是广东的梁士诒,一个是湖南的杨度,我们都这么讲的,而真正给袁世凯料理内部事务的就是他的表兄弟张镇芳,其关系之重要由此可见一斑.张伯驹就是在这样一种大家庭的光环下成长,因此他的文化素养和艺术鉴赏力自然不同凡响.

大家世族的公子哥总是有家国情怀,乐善好施,不能把金钱看得很重,不像今天有些高干子弟,见到穷人一分钱都不出.张伯驹最值得我们称道的是他穷自己、穷全家,为国家收藏了不得了的艺术品.我们今天故宫里面藏品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来自张伯驹个人的收藏.

我能够知道名字的,中国最早的书画,最早的绘画,都是唐朝,甚至比唐朝还早的纸本能传到今天,已经不得了了.晚清民国一卖都是几百两黄金,张伯驹用家里面传下来的钱把它收购回来,最后捐给了国家.

捐给国家,当然也和50年代的整个政治气氛有关.故宫就是清朝的皇宫.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之后,还不叫故宫,叫清官.1912至1924年,清代的废帝溥仪在里面,当时有很多作品从清宫流往民间,主要是溥仪的弟弟溥杰从里面带走很多.溥仪想出去留学,怎么办呢?从里边拿走一幅画将来可以换钱,当自己的学费.溥杰是溥仪的亲弟弟,溥仪就把画送给他,让他带出宫来,变换成钱.溥仪就通过这种方式从宫里陆陆续续拿走了很多珍贵书画.

在1924年之后,冯玉祥一下子把清帝赶出紫禁城,这些作品都流散到民间.很重要的作品就跑到了外国,特别是日本.日本的文人确实对中国古典的文明非常喜爱.在中国历史上,在日本的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中日就是一家的感觉,日本人觉得我就是中国一部分,并没有像我们今天讲的两个国家,因此就收藏这个作品,把故宫流出来的很有名的作品,日本的有力量的文化人收购起来.

张伯驹觉得不能把这些故宫里面流出来的东西都流出中国,他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认为这些文物不能流出中国,就想办法收购这些艺术品,收了之后一直珍藏.经过了20年代、30年代的动乱,经过了整个中日战争,再经过了后来的解放战争,一直到1949年之后,几乎都无偿捐给国家了.现在都在故宫里.国家给他发了一个证明.那个时候人的感觉和我们今天的感觉不一样,我们今天捐给国家得作价,那一代人就没有这么想.

袁克文：兄自曹丕我曹植

袁克文是四公子中经历最值得玩味的一个.他的父亲是袁世凯,近代最著名也最复杂的政治人物之一.他是袁家老二,老大就是袁克定.袁克定是袁世凯的原配生的,袁克文是袁世凯在朝鲜当商务督办的时候,在朝鲜收的贵族姨太太生的. 很多人认为袁世凯是白手起家,其实不对.袁家三代受朝廷重用.尽管在清代官没有袁世凯做得那么大,但也在官僚体制中占一席之地.

我是平民出身,但是我对他们这种官宦家庭出生的,真是高看一眼.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就是见多识广,我们后来读书才知道很多东西,人家都不需要读书,从小就见到,感觉就和我们不一样——平民出身和贵族出身差别大概就在这里.

我们现在看到的材料当中都讲到袁克文非常聪慧,这和他的家教有关.袁世凯的地位很高,给袁家子女请了最好的老师.我们现在高干当中没有听说给自己的子女请最好的老师,我们最好的学者也没有服务于高干子弟,但袁世凯确实请的是最好的学者.女老师中最有名的就是吕碧城,她是晚清到民国最重要的女学者之一,女侠客秋瑾是她的朋友,她和人艺的老院长英若诚的爹、晚清《大公报》的创办者英敛之也相谊很深,和严复也交情匪浅.南开大学的创办者严修也是袁家的老师.严修这个人的作用今天被大大低估了,1897年11月,严修上折子改革科举制度,他在中国教育界就相当于民初的蔡元培一样.

袁克文在这种成长过程中很讨人喜欢.小时候被人喜欢或不喜欢,可能对一个人的后来非常重要.袁克定就有点不讨人喜欢.因为他心事重,总想着政治.袁克定在整个的成长过程当中介入政治太多.

大概从1908年开始,袁克定成为袁世凯的私人代表.这一年,袁世凯被清廷削职赶回河南安阳养病.在过去观念中,袁世凯一回去后就被管制,一无所有了.其实全非如此.袁世凯只是养病,他和朝廷之间,和南北方的政治家、教育界、文化界、军界,都保持着密切往来.袁家有电报,当时靠电报联系.

这个过程中,替袁世凯对外联系的最主要就是袁克定.他说的话大家都觉得可能就是袁公的话.袁世凯很称道的杨度、梁启超,也不是说随时都能见到袁世凯,真正和他们打交道的是袁克定.

1911年武昌起义,袁世凯复出；1913年,袁世凯成为正式大总统.但不幸的是,就在这一年,袁克定骑马在老家安阳摔倒了,昏迷了两天,当地的医生也没给他把腿接好,成了瘸子,这就使他的政治前途一下子暗淡了.

袁世凯在此之前对袁克定非常欣赏.儿子的腿断了,当爹的一时的确不会厌恶,但慢慢地,他会想到老大将来发挥起来有点难,所以就去培养老二.袁克文恰好才十几岁,所以地位慢慢提升,结果导致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兄弟之争.这在中国历史上不是第一次出现,李世民和他哥哥李建成,再有就是曹丕和曹植.尤其是曹操的两个儿子和袁世凯的两个儿子性格特别相象.都是老二具有过人的才华.

更麻烦的是,老大老觉得老二想颠覆自己的法定继承人地位,长子继承制,中国从三千年前的周礼就已经规定了,家里老大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袁克定摔伤后发现他的地位在动摇,老二的地位在提升,这就导致兄弟俩之间有了很重的心结,这对后来的历史解读非常重要.

1915年就是个关键点.正是这一年,中国由共和走向帝制.民国到1915年只是个三岁孩童,却惹下了一堆麻烦.1914年,一战爆发,日本出兵山东,强迫袁世凯签订2l条,索取山东权益.而此时中国政府还面对另外一个更复杂的问题,就是蒙古独立.

这件事情非常复杂.1911年,武昌起义结束后,严复给《泰晤士报》写文章,其中有一个很详细的分析,说如果中国从君主制走向共和,新疆、西藏、蒙古就要解体.他的分析是这些地方对满洲皇族有一种认同,贵族联姻把纽带越拴越牢.如果帝制推翻,皇室没了,他们就找不到认同感.

武昌起义,民国成立,蒙古果然要脱离中国,这是中国最迫切解决的问题.袁世凯1915年走向帝制有各种复杂的原因,首先毕竟国内有丰厚的帝制土壤,当然也有私心,但山东、蒙古问题则是燃眉之急.袁世凯1915年走向帝制的主要原因,还是要拢住蒙古,并解决山东问题.

当皇帝就要有皇太子,就要有皇后,妃子等等.1915年的中国很搞笑.这一年的下半年,皇宫（即中南海）里到处是裁缝在做龙袍.太子角逐战也到达白热化.袁克定怀疑他的大弟弟袁克文要抢他的位子.恰在此时,大家都推戴袁克文,但越推他其实就是越害他.袁克文于是开始求退身之策.

这个时候北洋一起走过的老哥们,像段祺瑞、徐世昌、冯国璋都不认为1915年的中国应该走向帝制.但毕竟大家都是兄弟一场,让这些人去反袁世凯是做不到的,于是这几个老哥们都请了病假.此时的袁克定已经垄断了袁世凯所有的消息渠道,而且用蒙古问题和山东问题不断忽悠他爹——我们只有解决了帝制,才能维护堂堂中华的领土统一.

袁克定有件事情手段相当恶劣——他在特殊环境下利用政治手段,专门印了一份鼓吹帝制的报纸给袁世凯看.我们讲很多领导人英明神武,但他就是家贼难防.现在来讲就是坑爹,真是把他爹往坑里面埋.袁世凯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被迷迷糊糊推向帝制了.老哥们不再提意见,他也看不到真报纸,因此,袁世凯始终没弄清事实真相.

直到1916年,袁世凯才如梦初醒.他有个非常疼爱的女儿,回家时带着包瓜子,用报纸包的.这张报纸被袁世凯看到了,上面登着日本政府中国走向帝制,英国政府也,袁世凯一看就蒙了.这时候起到重要作用的角色是袁克文,袁克文也给袁世凯上了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

乍著吴棉强自胜,古台荒槛一凭陵.

波飞太液心无往,云起魔崖梦欲腾.

偶向远林闻怨笛,独临灵室转明灯.

绝怜高处多风雨,莫到琼楼最上层.

这首诗的意思是很隐讳地告诉父亲不要动帝王之念,但可悲的是,其父理解能力有限,很不愿意去琢磨这里面的深意.毕竟,我们做家长的,孩子写得再好,你也不会觉得很好,大概你都不会去深究其中暗示了什么.

1916年的帝制发生了不一样的改变,即使袁世凯在这个时候悬崖勒马,也已勒不住了,因为已经产生了一批靠帝制捞好处的人.社科院近史所藏的档案中有一大堆都是推举袁世凯当中华帝国皇帝的推戴书.你不能讲这些东西都是虚情假意.一些知识分子对国家有很深的感情,相信只有帝制才能让中国好.这种情势下根本刹不住车了. 1916年,袁世凯死了,帝制没有了.袁克文在1915年帝制不可阻止的时候,离开了中南海.因为袁克文在这个过程当中提过意见反对帝制,使他哥哥很恼火.袁克文没法在中南海呆了,他就去了上海.

到了上海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事——袁克文加入了青帮.后来人简单地把青帮看成黑社会,但这个看法实际上不对.孙中山被洪门奉为洪棍,就是黑社会的头头,和青帮大佬杜月笙拜把子,也是黑社会头头.所有近代革命者大概都和黑社会有关.

青帮、洪门,和今天很多慈善组织类似.它们的起源都不是黑社会.而是一种下层社会的互助组织.它保护着清朝中期以来最重要的运输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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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过去对中国社会治理不理解,以为像今天一样靠、.中国的直到1901年才出现,之前只能靠组织.在农村,有乡绅,至于另外一拨就是青帮、洪门.

青帮当然有内部的组织,就像我们现在的慈善机构的内部组织一样,有董事长,理事长等等.青帮也有老头子、帮头,一辈辈往下传.这是一个道理.这时候袁克文被推举为青帮的首领,就是做一个非政府组织.在这个非政府组织中,我也可以帮助这个国家,应该这样来理解.

袁克文的后半生,从上海到天津,主要是青帮的首领.他有一个同母的妹妹,也是青帮的首领,在上海开山门收弟子.他们兄妹俩都在上海、天津,而且做得很大.天津、华北的地面,哪儿出了问题,袁克文都可以一言而定.

在后半生,袁克文一直想着1915年的事情,此时他的这种行为有点像五四时期的苏曼殊,完全自虐,不是多日不食,就是敞开大嚼,恨不得自己早死.

因为有一个重要的阴影在他脑子里转不开,那就是他爹袁世凯在1916年的死亡.今天很温情地想一想,袁世凯死得很悲壮.他死之前,很多老朋友都开导过他：这事和你有关,但你不是主要责任,因为别人骗了你.但袁世凯到最后非常明白,他说：说到底,责任在自己.他没有推托,认为千错万错都在自己,不管谁建议,毕竟决策是你,你是总统,袁世凯这一点讲得很悲壮.他的这种悲壮,恰恰给他的儿子戴上了一个精神上的枷锁.

袁克文的后半生始终有两个问题：一是我要是不写那首诗会怎么样?二是我要向哥哥阻止帝制会怎么样?这两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因此他的后半生基本上在这样一种折磨中.一方面他要通过给社会做事来从情感上、道德上补偿自己.另一方面他内心煎熬无法解脱,袁世凯的死是无可奈何的事,但不能因为我写了首诗就逃脱了道德上的责任.袁克文的后半生很受折磨,42岁就死掉了.我想主要是因为这个事情.

袁克文的政治情怀,不能确定是一种现代政治的情怀.他的政治情怀是一种担当,为这个国家,为这个民族,他敢说话,而且比较正确.应该这么来理解,他是四公子当中很重要的人物.

张学良：论功数过费思量

张学良是民国四公子中分歧最大的.现在好多人都认为四公子当中不该有张学良.为什么不应该呢?因为西安事变.关于这个人,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视角探讨.

多年来,张学良完全被标签化了,我们只讲张学良和赵四小姐浪漫的爱情故事,只知道张学良在1936年的西安事变中推动了二次国共合作,我们不知道张学良真正对这个国家民族的贡献在哪里.

他作为一个公子哥是五毒俱全,年轻的时候没有他不干的事.但是这个人也不得了,当他发誓戒毒之后就戒了,发誓信天主就成了一个很虔诚的教徒.

看看当年的报纸会发现,张学良和很多影星都有往来.《北洋画报》封面女郎赵四小姐跟张学良时才16岁,但赵四小姐对张学良真的是红袖佳人慕英雄,无论是张学良身陷囹圄,还是在家软禁,她都陪着他,一直走到100岁.这个时候你再讲什么叫爱情,这才是爱情,没有因为没买房子就离婚,终身相守、矢志不渝,这是半个多世纪的爱情.

张学良很喜欢大讲情史,晚年更好满口云烟.他说自己一生阅女无数,暗示有很多高官太太喜欢他,宋美龄跟他也好过,甚至有的主动投怀送抱.但我看来,这不过是落寞英雄心理上的自我安慰.单看他对于凤至,对赵四小姐,我们可以说他风流而不,对爱情的忠贞很值得我们称道.他故意炫耀的东西和真实是有差距的.

他在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有效生命”并不长,如果我们讲他最重要的、在中国政治当中发挥功能的时间段,是从1928年他爹被炸死之后,一直到1936年,加起来只有8年时间.张学良活到一百多岁；但是他政治上的“有效生命”只有这8年.很多人认为有几个罪,张学良是不能被原谅的,最不能原谅的是放弃东北.

但其实这个事情很复杂.东北的问题,要从近代说起.近代以来,中国和亚洲都面对西方压力.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一心冲向世界,而冲向世界,就要“借道”中国.日本“国民之父”福泽渝吉在《脱亚论》中讲得很明白,要与西洋诸国同进退,同时对邻国中国要除去同情,用西方人对他们的手段来对付他们.日本人长时间根本没有把中国放在眼里,它认为它的竞争对手是欧美,希望作为东亚盟主和欧美一争高下.东北亚,特别是东三省,就成为近代一个争夺最激烈的地方.

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后,朝鲜被迫脱离中国独立,东北这块土地就暴露在外.1900年,俄国以中国内乱为名,出兵占领东三省,一下子堵住了日本往大陆发展的路.日本当然不干了.1904年,日本发动了日俄战争,东三省就成为日俄争夺中心.这种争夺直到20年代还在持续,只不过一个主角换成了苏俄.

1928年,领导的北伐结束之后,中原大地都被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就在此时,张学良的父亲,号称东北王的张作霖被杀身死.张作霖究竟是被谁干掉的?其实我们并不知道,一直来讲是日本人,也有说法是苏联人.为什么呢?因为张作霖在北京去苏联大使馆,把馆里的“贵客”,中国的创始人李大钊给抓走杀掉了.

张作霖死了之后,张学良就成为东北王,继承了他爹的衣钵,修大学,建银行,发展经济,引进外资,他把东北治理得相当不错.

在1928年这个时候历史走到了十字路口.中国能否重建完整的国家,能否回到动荡之前的统一状态,可以说全在张学良～念之间.1928年12月29日,就在北伐成功之后的一个星期,张学良就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东北绝对不会成为中华民国的最后障碍,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中国重建统一.

1930年中国发生了一件大事情,决定了1931年的事情.这年春天,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挑战领袖的地位,两边打得一塌糊涂,两边都请张学良调处.

张学良口头上讲两家都是兄弟,大家不要打了.但实际上,他跑到葫芦岛,在那儿静观其变.八月份、九月份的时候,张学良有一个重要的判断,为了中国的未来,只能支持的中华民国政府,不能支持阎、冯.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通电拥蒋,趁蒋、阎两军胶着之时,率12万东北军进军中原,联蒋反阎.阎锡山猝遇夹攻,一触即溃,双方平衡迅即倾斜.取得绝对胜利.

但张学良直到1931年上半年都没有把东北军迅速撤回去,所以整个东北是空虚的.东北一空虚,日本的机会就来了.关东军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这个时候下令不要冲突,不要打.我们一直没办法解读的一个“九一八”,一个“七七”为什么中国要拱手相让.我们很多历史学家、政治家就搞不明白.

其实道理简单得很.当时张学良讲,如果像我们后来很多主战家一样下令打,打败了也得打,那就很简单,就落到日本的圈套里面去.打败了,近代战争的规则很简单,打败了就签协议,签协议就赔款割地.“九一八”之后,南京政府和张学良都期待着国联出面调停,使中日之间不能达成直接的交涉,像马关条约那样割让.因此张学良下令不打,他就阻止了这场战争的有效性,没有战争,就没有输赢.

（摘自《看历史》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