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视角下我国转型期的政治腐败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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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3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1)09-0024-02

摘 要 :政治腐败问题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对于我国转型期政治腐败问题的分析,应当建立在理论基础的把握上,和转型期的社会背景的理解上.

关 键 词 :社会转型 政治腐败 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度的转型时期,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卓越进步,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负面问题,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政治腐败问题.而腐败问题关系到政治的稳定,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因此,对于政治腐败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明确的是社会转型是承上启下的过度阶段,在该阶段中,社会各方面都凸显出旧面貌与新面貌并存的状态,因而,转型期的社会问题往往充满复杂性、多面性.基于此,本文在分析上关注于对转型这一时代背景的把握,从社会学的理论视角探讨我国政治腐败产生的原因.

1.文化根源的追溯

文化一旦形成,其影响是深远的.在中国人的生存法则里,向来都有“在家靠父母,出来靠朋友”的观念,“父母”和“朋友”在其中显然成为了一种用以生存的工具性关系.这体现出的就是关系型思维,即个人与某一社会群体结成关系从而与社会整体发生关系,而不是单个人去面对社会.①这种观念之所以长期植根于中国人的意识中,是因为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个人与群体的高度一致性.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把“仁” 作为儒家道德的最高境界,“仁”的实现有赖于“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推之可言,就是他人与社会构成了个人自我实现不可或缺的支持网络,也就是一种借力式的生存方式.由此,也不难理解“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腐败现象的出现了,因为当许多人都认同、接受以关系为基础的借力式个体生存方式时,裙带关系便不再被视为一种失范状态,腐败行为也就被默许了.

其次,我们还可以从臣民型政治文化观念的方面对政治腐败的文化根源进行探索.在封建社会,“忠”是臣和民对君王必需的品德,其实质体现的是对统治权威的无条件服从.在现代社会,我国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废除了君主统治,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转型期人民的政治参与意识和增权思想也有所提高,但是这种无条件服从权威的思想却没有得到彻底根除.这在一些群众面对政治腐败的麻木上体现出来:不是关乎于己的就坐视不理、避而不谈,是关乎于己的则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因此,我们必须充分地认识到,承认政治腐败的存在并有蔓延的趋势,是根治政治腐败的首要前提,而敢于用行动抵制政治腐败则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下好了这步棋,我们的社会主义政治优越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2.经济领域的动机形成

80年代中期,寻租理论开始被我国学术界用于分析腐败问题的成因.寻租就是利用公共权力以获取租金的活动.在寻租概念里,租金即为公共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或管制所形成的超额收益.依照寻租理论,在社会转型期,权利租金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经济体制长期并存,政府干预管制市场竞争的结果.寻租活动的高涨引发了设租行为的普遍化,导致了腐败的盛行.②目前,市场干预机制尚未健全,我国的经济运行在很大程度上需要政府通过运用大量本应由市场自行调节配置的资源来进行干预和推进.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公职人员就可以将手中的权利之便作为获取租金的筹码,而市场竞争的主体也有了通过非正常渠道获取资源的动机和途径.

除此之外,在经济制度改革中,分配问题所带来的不公平感也是国家公职人员做出腐败行为的一个动机.这一点可以通过亚当斯的社会公平理论得到合理的解释.亚当斯认为,人们往往通过Ip/Op与Io/Oo的大小来计算自己的得失.(Ip―自己获得报酬,Op―自己付出贡献,Io―他人获得报酬,Oo―他人付出贡献).当 Ip/Op< Io/Oo 时,人们心理就会失去平衡,产生消极性的,甚至是妒忌的心态,这就是相对剥夺感.改革开放以来,公职人员的收入水平明显慢于社会经济增长的速度,从横向的比较来看,呈下降趋势.有数据显示:1978年,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平均工资在14个大行业中排名第8位,到1997年滑落到第11位.③而公职人员是社会的“权力精英”,他们的权利和地位使他们可以做出超越普通人的重要决定,而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为精英阶层,也在于他们付出了较大的努力.因而,他们以比他们工资水平高的群体为参考时,如外企职员等,他们就会产生极大的不公平感.这种心理失衡,会促使他们去另寻现行分配体系之外的新的收入来源,腐败问题也就由此而生了.

3.内外在约束的缺乏

传统社会的权威是建立在世袭和个人魅力基础之上的,在这种权威之下,行为主体的选择是习俗型的.在传统社会里,圣贤、君主或有感召力的领袖人物所提供的基本准则以及社会公认的道德习俗是社会控制的主要来源,人们依次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因而,社会有序化程度高.④而在社会转型期,我国原有的传统权威被打破,但新的以理性和法律为基础的现代社会权威却没有在短时间内建立起来,这就造成了暂时的“权威真空”.转型期的“权威真空”与现有的监督体制不完善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分析监督体制的重要性上,必须提到的一个角度就是经济人理论.经济人理论把人看作是理性的经济人,在理性的驱使下,每个经济人都追求利益的最大化.依次,人们是否作出腐败行为取决于腐败的成本与腐败的收益之间比较.当腐败所要付出的成本远大于腐败所能获得的收益时,腐败行为的数量就会所有降低.而由于目前我国缺乏一套完善的腐败监督机制,对于的立法也相对滞后,因而,公职人员腐败的行为不容易被暴露出来,即使被发现,也由于法律上的漏洞而惩治不严.由此可见,现阶段公职人员在的腐败成本相对较低,这就为腐败行为的产生创造了有机可乘的空间,也给一些原本就不够坚定的同志灌输了铤而走险的想法.


另外,主体自身的约束弱化也是需要注意的一个方面.价值失范是转型社会的特点之一.失范按照杜尔克姆的解释,就是“一种无规范状况,或者是社会准则的缺乏和含混不清”.⑤而价值失范就是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失去了原有的范式.我国转型期的价值失范,与改革后外部环境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对外开放以来,人们由单向思维转变为多向思维,由封闭思维转变为散发思维.思想得到了解放,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在“权威真空”之下,铺天盖地的西方思想文化通过大众传媒和其他途径强烈冲击人们的感官神经和精神世界,其中不乏诸如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的不良思想的传播.这些不良文化的入侵,使得人们的价值判断标准开始趋向紊乱化,原先的共同社会道德基础随之瓦解,于是出现了道德的真空.道德真空是可怕的,它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人们良知的泯灭和行为的失范.“权威真空”造成外在对个体约束的弱化,而价值失范又降低了个体本身的约束力.内外在约束的弱化,使得束缚腐败的最后一根缰绳被冲断,这就无疑给腐败提供了落脚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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