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发挥预防职务犯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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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务犯罪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被称为“灰色瘟疫”,预防职务犯罪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虽然我们在预防职务犯罪中始终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但是当前妨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预防职务犯罪功能消极影响因素依然存在.思想道德修养的下降是导致职务犯罪的内因,如果内部的道德修养存在严重问题,无法遏制负面诱因和进行正确行为导向,个体就会在外因影响下,产生犯罪意识,最终导致职务犯罪.

关 键 词 ：思想政治教育；职务犯罪；影响；研究

中图分类号：D64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17-0391-02

职务犯罪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作为公共权力异化的产物,其长期、广泛存在于人类社会各个层面,并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蔓延,降低公共资源分配效率,危害社会风气,导致社会管理混乱,甚至危及政权稳定,被称为“灰色瘟疫”[1],预防职务犯罪已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体制转轨、结构变革也加剧了社会分化和利益冲突,使得社会意识处于一定的无序状态.近年来,我国职务犯罪案值剧增、层次升高、窝案窜案频发,职务犯罪现象日趋猖獗,预防职务犯罪的形势非常严峻.思想政治教育、权力制约、司法惩治、社会监督等是预防职务犯罪的主要措施.职务犯罪预防是一个多元化、系统化的工程,赖于多种措施协调一致形成系统有序的工作机制,在整个系统中,思想政治教育是整个预防体系的先导,起到构筑自律防线的重要作用.虽然我们在预防职务犯罪中始终重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但是当前妨碍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预防职务犯罪功能消极影响因素依然存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腐朽剥削思想负面影响

职务犯罪行为产生的经济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下的剥削制度,曾指出,“腐败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职务犯罪是与公共权力相伴而生的一种社会现象,其本质是一种权力的异化,背离了权力产生的初衷和运行的规则,丧失了权力的公共属性,异变为行使公共权力者谋取私利的工具[2].这种异化通过权力寻租,对全体社会劳动者的实施剥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剥削行为.因此,只要剥削制度未完全消灭,私有制还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就无法完全杜绝职务犯罪.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权力异化提供了条件,在生产资料私有制下,公共权力是作为剥削阶级实现统治的工具.在生产资料公有制下,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虽然已不再是统治阶级,但由于多种经济共同发展,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私有制仍会在一定社会历史时期、一定社会领域范围内存在.我国的公共权力在本质上是为广大劳动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以消灭剥削为终极目标,当剥削不存在的时候,职务犯罪也就失去了本质的基础.但是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长期、曲折的,在当前阶段下,仍然存在滋生蔓延职务犯罪的土壤,公共权力异化现象也无法在短期内完全消除.

二、社会道德规则失范

道德失范是指社会生活中基本道德规范的缺失与不健全所导致的社会道德调节作用的弱化以及失灵,并由此产生整个社会行为层面的混乱无序.社会体制变革时期,以往的道德规范在新的体制下面临调整,在新的具有调节功能的道德规范确立之前,社会道德价值将处于相对缺失状态.在农业化向工业化乃至信息化发展过程中,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职务犯罪将呈多发状态.

1.新旧体制转换所引起的道德变换的双重走向

一方面,通过对传统社会道德的调整,逐步建立起适应新体制,并服务于这一环境的新道德规范.另一方面,原有社会道德被冲击的背景下,各种道德价值、规范要求不分良荞,在社会中并存,各规其范,从而使社会应有的居于主导地位的道德“失范”.

2.与市场经济相对应的道德尺度的双重效应

市场经济既为个体创造了独立自由发展的机会,使劳动者从人身依赖中解脱出来,也容易使利益泛化,把人与人的关系物化为商品货币关系[3],价值行为的改变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是使计划经济下忽视自我价值的集体主义价值观,被尊重与肯定个体价值,个人利益并与集体主义相联系的价值观所替代,这是道德尺度转换中蕴含的正面效应.二是简单以对金钱物质的追求替代以往价值观念中的信仰,形成极端的以经济利益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评判尺度,从而导致金钱成为衡量一切的唯一标准.这是道德尺度转换中蕴含的负面效应.

3.社会利益格局调整所促成的道德标准的缺失

等价交换和竞争原则为权钱交易和以权谋私的行为提供了借口和心理安慰.这些行为对经济体制改革本身形成消极影响,使道德重建过程中标准的设立出现混乱,社会风气难以端正.

三、道德修养滑坡

道德修养是人的道德活动形式之一,是个人自觉地将一定社会的道德要求转变为个人道德品质的内在过程,包括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等[4].不同社会、时代和阶级的道德修养有不同的目标、途径、内容和方法.职务犯罪是在行为主体的思想意识、心理活动影响下发生的,是犯罪主体思想意识的外部表现.根据唯物辩证法原理,内因是事物发展变化的主要原因,外因只能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前文所述的剥削思想影响和社会道德规则失范都可以看成是导致职务犯罪的外因,而思想道德修养的下降则是导致职务犯罪的内因.如果内部的道德修养存在严重问题,无法遏制负面诱因,进行正确行为导向,个体就会在外因影响下,产生犯罪意识,最终导致职务犯罪.因此,在同样的社会环境和体制下,大部分公务人员都能在自己的岗位上清廉守法、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只有少数人经不住各种诱惑走上职务犯罪的道路.无论怎样的外部条件都只能起到一个诱因的作用,如果职务行为人思想觉悟高,道德素养好,一切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则其内部有坚不可摧的防线,对职务犯罪具有相当强的免疫力.反之,如果职务行为人的自身道德修养和思想觉悟出现问题,追求享乐,贪图名利,则在转型期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严峻考验下,职务犯罪行为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1.价值观扭曲

公务人员的价值观扭曲是导致职务犯罪发生的主要原因.价值观是人们对客观世界及行为结果的评价和看法,直接影响和决定一个人的理想、信念、生活目标和追求方向的性质,一方面反映人们的认知和需求状况；另一方面对行为动机强烈的导向作用.社会体制变革转型时期,在不择手段追求经济利益,信奉商品拜物教、金钱拜物教等不良风气影响下,少数公务人员逐渐放松自身道德修养,思想发生偏差,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堕落的价值观念不断升级,爱慕虚荣,追去享受,甚至沾染黄赌毒等不良习气,最终导致走上职务犯罪的道路.

2.心态失衡

由期望值与实际现状的差距而产生对现状的不满或委曲,并进而形成心态失衡问题[5],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经济收入、物质待遇未达到期望值,产生的心理认知不协调.公务人员总体收入不高,部分人在与他人比较后,感受到经济方面的落差,同时认为自身能力和水平不比他们差,因而,形成认知上的不协调,为了从心理上抵消这种不协调,往往利用职权从物质上寻求补偿,最终导致犯罪.

二是职务职级提升未达到期望值,产生的心理不平衡.部分人一味地追求职级的高低,职务的大小,将其作为人生成就的唯一标志,一旦目标未能达成或自我感觉希望渺茫,就产生不平衡心态,转而追求物质需求,导致职务犯罪.

三是自我价值认可未得到期望值,产生的心理失落.部分公务人员渴望自身工作和能力得到领导、同事的充分认可,并给予相应的物质、精神奖励和荣誉.当这一期望值未能满足时,就会产生极大的失落感,心态失去平衡,进而诱发犯罪心理,在一定的环境和条件下,易采用贪污、受贿等方法来弥补失落心态.

3.投机和侥幸心理

职务犯罪人掌控一定职权,并大多对监督、监管制度的漏洞较为了解,对作案机会具有很强的甄别和选择能力,具有重复、连续实施职务犯罪的便利条件.犯罪人往往具有投机心理,利用自认为隐蔽性强、不易被发觉的作案机会从事职务犯罪.职务犯罪人的投机侥幸心理产生和存在源于：一是过去有过违纪、违法行为却未被发现,或是知晓他人有违纪、违法行为而未被发现,产生了职务犯罪的投机侥幸心理；二是具有相当的职权和专业能力,能够了解并利用制度漏洞,同时还利用职务身份编织保护网作屏障,自认为位高权重、身份特殊、行为隐蔽、手段高明,强化了职务犯罪的投机侥幸心理；三片面看待社会不良现象,认为“天下乌鸦一般黑”具有一种“法不责众”的心态,形成犯罪心理保护,固化了职务犯罪的投机侥幸心理.

4.冒险心理

在个人极度膨胀的情况下,有的职务犯罪人虽然知法懂法,但犯罪意志格外坚定,对自己智力、能力充满自信,在外部利益诱惑下,藐视国家法律法规,无视道德准绳,敢于以身试法.他们的冒险心理尤为突出,表现得更加狡猾、奸诈、敢于冒险,具有唯利是图的习性、强烈的双重道德标准等人格特征,造成的危害也更大.外部条件一旦具备,就敢冒着被道德谴责和法律制裁的风险实施职务犯罪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