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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0月8日,也就是武昌起义一周年前夕,流亡海外长达14年的梁启超高调回国,受到英雄凯旋般的欢迎.在欢迎人群中,不仅有与梁启超有政治关联的党、共和党人士,还有曾长期被康有为、梁启超攻击的袁世凯,甚至一直与梁启超有正面冲突的革命党人也像恭候开国元勋一样在天津守候多日.这其中有什么蹊跷?为何一个长时期坚定保皇反对革命的改良主义者会在民国元年被尊为民国元勋呢
保皇背后的功利主义
梁启超在政治上的发迹主要得益于1898年的政治变革,特别是变革的失败.不论“戊戌政变”真相如何,梁启超都是最大受益者,他因“戊戌六君子”惨死而长时间获得了道义上的同情.至于在海外流亡那些年,不论风云变幻,梁启超除了非常短暂的一段时间想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联手反清排满外,基本上都坚定地站在清廷这一边,至少在公开言辞中始终对光绪帝痴心不改,一再向清廷表白自己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拯救光绪帝,就是要将被慈禧皇太后夺取的皇权还给皇上.然而,对于梁启超的这些宣传、谄媚与讨好,清廷始终不认账.光绪帝数次公开发言,痛斥梁启超,以为梁启超的那些说法荒诞不稽,1898年政治转折根本不是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所说的那个样子.
对于清廷的指责,梁启超不理不睬,只是按照自己的思路宣扬保皇.实事求是地说,在流亡的那些年里,梁启超先后主编了好几个刊物,写了许多文章,传布了大量新思想,比如“新民说”,比如君主立宪的政治主张,这对于中国后来的政治进步贡献良多.
在流亡的日子里,梁启超一直认为清廷政治不进步不改革,清廷之所以在1894年之后一次又一次被动挨打,都是因为慈禧皇太后揽权,因为光绪帝没有掌握实际权力.梁启超坚信,皇权中心的偏移是重要原因,而慈禧皇太后政治上的保守和偏听偏信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
其实,从晚清政治史的实际情况看,梁启超的这个说法是很值得怀疑的.光绪帝不仅在1898年拥有权力,即便到了1900年义和团战争时,也是御前会议的主持人之一.如果一定要按照梁启超的说法强调光绪帝在1898年秋天“那场未遂政变”之后就被囚禁在瀛台了,那么我们就很难理解1900年当中国的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中外冲突迫在眉睫之时,依然是光绪帝在御前会议上试图力挽狂澜,阻止强硬派对外寻衅开战.至于光绪帝动辄“钦奉懿旨”,更不能说明他没有实际权力,这只是晚清特殊历史阶段的特殊处理方式而已.
那么,梁启超为什么在流亡的日子里一直要恭维皇上,批判皇太后呢?对此,严复后来有个解读,他以为梁启超和他的老师康有为其实都很有些功利主义,都相信比慈禧皇太后小36岁的光绪帝肯定有机会掌握全部权力,他们只要坚定不移地支持皇上,一旦皇上顺利上位,或者说一旦慈禧皇太后百年之后,他们就是大清新朝的功勋大臣,就是光绪帝最为仰赖的得力干将.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提前想到,比慈禧皇太后小36岁的光绪帝竟然在38岁那年突然病逝.更没有想到的是,光绪帝去世第二天,慈禧皇太后也相继归天.这两件事情太蹊跷了,不仅与梁启超内心深处多年的预判相差太远,而且突然而至的大变故让梁启超根本不知道下一步该如何走.
与清廷分道扬镳
思前想后,又经与康有为等各方面协商,梁启超认为,无论如何应乘此机会要求清廷给自己平反.只有平反,他才能回国,才能以正当身份参与现实政治.这是关键中的关键.
恰时,流亡海外的保皇党人在光绪帝、慈禧皇太后相继去世后,立马觉得平反昭雪的机会来了.梁启超也乘机向朝廷提出要求,希望朝廷能看在他们流亡海外多年鼓吹保皇、反对革命的份上,放他们一马,让他们回归主流,参与现实政治.
梁启超的请求是合理的,清廷其实也可以考虑,只是赦免关涉对1898年政治事件的重新评价.而梁启超所叙说的故事脉络在摄政王看来简直就是胡说八道,根本没有悔罪诚意,因此摄政王在请教了一些政治元老之后,决定维持1898年原案不动摇,不给梁启超等人平反.
摄政王的拒绝使梁启超等人非常失望,多年的流亡生涯还得继续,只是梁启超在此后转变了斗争策略,他虽然没有与孙中山等革命党公开合流结盟,但他对清廷和摄政王的批评越来越多,特别是梁启超那支带有的笔,往往使朝廷和摄政王非常尴尬.“无皇可保”的梁启超渐渐演变成清廷政治的反对者,并毫不犹豫地加入反对清廷和摄政王的大合唱,加入唱衰预备立宪的阵营.
在鼓吹君主立宪加速的同时,梁启超照样毫无顾忌宣称清廷不彻底改革就会被历史抛弃,这些言论巧妙地把握住了敏感的政治边界,再加上当时的中国毕竟很快就要立宪,梁启超的这些言论不仅无法被内务部或各省阻止、压制,各省及内务部当局反而因能够容忍梁启超的极端言论而自豪.因此,梁启超的文章与革命党人的数百种报纸杂志便一起流向内地,在不知不觉中深刻影响了读书人的思想,为1911年的政治大变革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
政治流亡者的华丽转身
进入1911年,清廷预备立宪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指日可待,这让革命者觉得无望了,于是就在这年春天举行了一次大规模武装——“黄花岗起义”.因其死难者中有不少梁启超的同党或门生,梁启超就借着这个机会加大了对清廷的抨击,大有彻底翻脸的意味.
紧接着,清廷又在立宪问题上犯了两个不该犯的错误：皇族内阁和铁路干线收归国有.这两个错误给了梁启超极好的口实,他借机严厉批评清廷在政治上缺少起码的诚意；经济上则是不择手段掠夺民众正当财产,明显具有国进民退的意味.假如清廷能够妥善处理这两个问题,梁启超肯定无法得手,那么,当清廷真的进入君主立宪时代之后,梁启超或许能在立宪体制下重回正途.无奈清廷不愿撤销皇族内阁,不愿调整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终于因此酿成武昌起义,给原本并不一定与清廷彻底决裂、原本准备脚踏两只船的梁启超送来一个不得不做的机会.
梁启超敏感地意识到武昌起义的意义,他没像孙中山那样拖了一段时间才回国,而是迅即制定应对策略,派员潜回国内,策动北洋新军推倒皇族内阁,呼吁立宪党人和各阶层支持立即召开正式国会.这些活动迎合了新军、立宪党人的正当要求,也与革命党人的政治主张没有太大冲突.
根据梁启超的安排,其同党或门徒利用各种关系策动广东及西南各省督抚抢先独立,向清廷和摄政王施压,谋取政治上的控制权和主动权.继而在北方,梁启超又利用与新军将士各种复杂的师生关系,动员新军将领吴禄贞、蓝天蔚、张绍曾及皇族出身的军事将领载涛、良弼等人出手控制禁卫军,策动这些军队进攻北京,用武力推倒皇族内阁,逼退摄政王.
为策动军队哗变,梁启超可谓费尽心机.他既马不停蹄地在海外筹措巨款,为国内各地义军联络费用和军事费用,又不辞辛苦游走南北,尤其是东北,亲临一线与清军中具有立宪思想的将官亲密接触,策动反正,谋划光复.在武昌起义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梁启超活动频繁,影响最大,所以当袁世凯1911年11月16日受命筹组责任内阁取代庆亲王领衔的皇族内阁时,还在海外流亡的梁启超竟然被清廷任命为法部副大臣,由政治流亡者一跃成为大清命官.
正是因为梁启超先前对清廷的批评加剧了政治变革的到来,他对新军的策动也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武昌起义后中国政治局面的演变,所以,当南北和解、清廷退位、民国告成时,梁启超不期然地成了终结大清帝国的英雄,成了构建新政府的元勋,故而当其返回国门之时方才受到各界的热烈欢迎,梁启超也不自觉地完成了一次华丽转身.
（摘自《新闻信息报》2012.4.9）B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