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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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2年01月21日 地点：北京,各自家中

高全喜,1961年出生江苏徐州.先后毕业于南京师大、吉林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宪法学专家.现任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上海世观院学术顾问.有多部专著和文集出版.

立宪实践于我们,还是非常陌生的事情,但立宪故事,我们听到和看到的并不少.本期对话,正赶上台湾大选,话题很自然从这里说起,谈台湾的立宪时刻,以及台湾经验中的非常政治和日常政治.

大家都知道,中国大陆自开放以来,各方面尤其经济领域,先后学习过很多过来国家的经验,甚至参考其发展模式,南斯拉夫进入过我们的视野,也曾属意过新加坡经验,学日本,学美国,当然也学过台湾.中国开放进程,就是这样一路学过来走过来的.这说明中国人有着宽广的胸襟,不耻下问,急用好学.如果问开放以来中国人最值得称道的品格是什么,我看,正是这种学习精神.市场经验于我们,曾经几乎断了根儿,而今天中国人大踏步走向世界,靠的是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和实践,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学来的.学有什么可耻?学有什么不对?固步自封就好?夜郎自大就好?唯我独尊就好?谢天谢地,幸好那些反对学习别人的人,也恰好是从别人那里学成回来的,或通过学习别人才知道原来这个世界,不止自己,有外部,还有外部的外部.

中国自古便有学习别人的传统.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最终形成,就是不仅学习别人,甚至是化人为己,人己交融的结果.想想看,4000年前的中国在哪儿呢?更近一点,宋元明的疆界在哪儿?清代于我们的意义究竟是什么?现在提起来不用解释的“中国”称谓,是从什么时候流行起来的?

一不留神,话说太远了.回到本次对话的主题.对话者之一的高全喜教授说,2012台湾大选,有着特别的意义,是前些次都无法比拟的.因为它有着作为一个共同体的台湾,从非常政治走向日常政治的转折意义.

刘苏里:我们先从“立宪时刻”这4个字谈起吧.

高全喜: “立宪时刻”,英文是 Constitutional moment,moment指的是一个时间段,“立宪时刻”意味着一个特殊的时间段,即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创制建立的时刻,这个时刻依据的不是杆子,而是宪法,通过创制宪法建立一个国家或政治共同体.

刘苏里: 这个时间段,可以是几个月、几年,甚至更长时段吧.

高全喜:是的,从物理上说,或者从自然时间来看,它可以是几天、几个月、几年,甚至几十年.但是,这个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所说的立宪时刻是一个政治时间,一个有着重大政治与法律意义的时间,在这个时间段里,一个政治共同体经由宪法塑造出来了.例如,此次台湾的大选就属于我们所说的立宪时刻,通过此次大选,一个成熟的宪制共同体建立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也是一种特殊时刻.

刘苏里: 我理解,对一个政治共同体来说,“立宪时刻”具有某种仪式性,通过这一时刻,共同体走向宪政的努力,有了一个未来可预期的结果.将台湾此次大选与“立宪时刻”联系起来,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不妨谈谈你的高见.

高全喜:我认为此次台湾大选,不仅具有象征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实质性宪政意义.其特殊不是自然时间与空间的特殊,而是在政治时间中,它凸显了立宪政治的意义,即超越了一般的日程政治的运作,具有奠定一个立宪政体的意义,所以具有非常政治的含义.这里的非常政治,在我看来,又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对于台湾地区而言,它基本塑造出一个成熟的体制,从以前的混乱的不成熟走向成熟制.另外一个便是对于大陆的立宪意义.

刘苏里:我知道,你多次强调“非常政治”与“日常政治”的根本区别,等会儿谈它们的区别.在你看来,台湾此次大选是从非常政治走向日常政治的界标?

高全喜:是的.通过这次大选,我们可以说,它标志着台湾从蒋经国时始的宪政制,从不成熟走向成熟,一个华人世界的成熟的宪政制成熟地运转起来了,台湾人民可以说是一个现代人民了,人民在那里得到了实践,即新民与建制.

刘苏里:从1987算起,台湾的“立宪时刻”用去将近25年的时间.这段历史充满曲折,台湾人身心受到前所未有的考验.族群操弄差点撕裂台湾社会.期间还伴随着外部力量对它的怀疑甚至嘲笑.好在台湾走过来了.

高全喜:是的,这25年都可谓非常政治的时期,但从今年1月14日那一刻开始,就台湾来说,即步入一个日常政治时期,我们应该为这个转型政治的完成而欢呼.

刘苏里:非常政治时期有哪些特点呢?可以将其称为日常政治的蛹化蝶时期吧.

高全喜:非常政治的特征,是人民的力量在日益成长,旧体制的枷锁在逐渐破溃,政治处于动荡阶段.一些破坏宪法的力量随时随刻以各种形式出现,关键是宪法没有得到信奉,而这次大选,我以为台湾人民走向成熟,并使得其政治领导者一样成熟,宪政的力量与的力量融汇在一起了.

刘苏里:照你说,从此台湾政治将从“非常”转为“日常”,混乱、动荡阶段结束了,搬弄族群冲突,再也没有市场了,是这样么?你知道,台湾的宪法,还明文载着“三义”意识形态式的表述,这一点不改,宪法本身的合法性或许还是个问题.我猜想,大选过后,台湾很可能来一次修宪,将“三义”彻底从宪法中清除掉.台湾当年没有对原有的意识形态做彻底清算,恐怕是转型困难的原因之一.

高全喜: 宪法的权威是人民制宪权下的规则的力量,政治则是人民的各种意愿与需要的汇集与表达.你说的宪法中的旧意识形态内容等,都是事实,但这没有什么,从来就没有完美的宪法,关键是如何改进,是以孙中山那种方式的“法外护法”的革命与武装,还是依照程序修宪或重新制宪,两者是有根本区别的.所以,立宪政治成熟标志是法内护法或修宪.如果是以修宪的方式,就是成熟政治；如果是重新制宪,也是成熟政治.当时的台湾人民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所以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以至于过去的选举出现了各种法外运动,所以今天按照宪法的程序展开政治博弈,就是成熟政治.

刘苏里:对,孙的法外护法,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国家政治遇到问题,不用和平办法解决,而是动用武力.台湾未来修宪,还要观察,如果是国民党主动提出修宪,则国民党在未来政治生态格局中,将继续占据优势,如民进党首开修宪动议,则将是另一个局面.未来的大选中,摈除族群操弄动作（台湾人语）,民进党也真正走向成熟了.

高全喜:回到你刚才的问题,今后台湾肯定还会有族群冲突,也还会有统独对立,有均贫富的诉求冲突等,但这不等于政治不成熟,关键还是要回到宪法,即是否这个宪法得到人民的认信,是人民的宪法.人民的宪法就会使得人民按照宪法的规定从事政治博弈,其中选举,尤其是诸如此次的总统大选,就是博弈的一种重要形式.宪法是博弈的规则,而且宪法也是重新制宪的规则,它有一个修宪乃至制宪的口子,例如台湾现行的中华民国宪法第136条就规定台湾人民有创制与复决之权利,第174条有修宪的具体程序规定.

刘苏里:当博弈规则得到绝大多数,乃至全体人民认同时,宪法至高无上的地位才得以确立,如美国宪法,简直就是美国人政治生活的圣经.到这时,人民可将维宪任务交给法官,放心回家过自己的日子.

高全喜:无论怎么说,从政治哲学的意义上,人民有重新制宪的权利,但对于台湾人民来说,至少在今天,这个问题不是迫切的问题了,可能主要还是修宪的问题,或者是实施与维护宪法的问题.所以,立法委员的选举就特别重要,有了宪法,谁来维护,谁是日常政治的宪法的护法者,人民此时退场了,或者隐形了,法官,宪法法院的法官,就成为这个护宪者.从上述意义说,我认为台湾政治已经大体步入日常政治的轨道.

刘苏里: 大陆的观察者,多说不到点子上,我还听到过很夜郎自大式的评论,不提也罢.此时倒有必要回顾民国建立、制宪、革命、再制宪,直到走到政治成熟的历史,这也是你去年《立宪时刻》处理的一部分主题.对照今天台湾的进展,我想你一定有新的看法,或补充的部分.

高全喜:我认为,台湾今后面临的各种问题是会很多的,尤其是内部的族群问题和经济问题,外部的大陆问题与美国问题,困难多多,甚至是非常严峻.但是,我觉得台湾立宪政治的成熟,不在于能够消除这些问题,或超越、弭平这些问题,而在于台湾人民及其领导者,能够通过宪法赋予的力量面对这些问题,并在守护住自己的政治共同体的宪制结构中,寻找或制定出有益于人民的应对方案.所谓成熟,就是对台湾人民的负责.因为这个宪政体制是人民创制出来的,以这个为标准,台湾人民可以选择执政党以及领导者,甚至可以选择修宪乃至重新制宪,台湾人民的意志与利益是体现在宪法中的,所以宪法有力量.

刘苏里:人民出场,人民立宪,执政者在这个框架下护宪、修宪,目标只有一个：对人民负责.在这个意义上,宪法也是人民对执政者立下的维宪为民的契约书.这大概也是一条普世路径.

高全喜:我说台湾政治的成熟,就是指这个.所以,必须与宪法或宪政结合起来,宪法中的,是法内护法,而不是法外护法.是一种宪法赋予的权利,是宪法框架内的人民权利实践.选举便是这个实践的最大最重要的舞台,但人民从事选举之后,大多重归个人的社会生活了,这时候用美国宪法学家阿克曼的话说,人民不再是“私人公民”（private citizenship）,而主要是“私人公民”（private citizenship）了,从事经济事务、赚钱、闲暇等.国家授权给行政领导者以及法官来执行法律与维护法律,所以人民就退场了,但并没有死亡,而是暂时沉睡.一旦需要的时候,例如再次选举,或者、,乃至反抗的时候,人民就又出现了,其最突出的形式是重新选举政府,甚至重新制宪.这些,对于台湾,还只是一个良好政治的开启,即人民可以在日常政治的范围内,按照宪法的正常运作,解决他们的问题.所以,这是一个成熟政治的标志.人民通过选举,选择出一个执政党与领导者；人民可以监督,甚至依据宪法审查他们.

刘苏里:你谈的原理会让人产生联想.我想说的是台湾大选于大陆的意义.

高全喜:我们现在开始说这个问题.我前面说过,台湾选举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标志着台湾步入一个日常政治.第二个呢,是与大陆有关的问题.我认为,台湾选举的第二个意义非常重大,即台湾的宪政对于未来中国的塑造性意义.这个中国是隐含的第三共和国,“一个隐匿的宪法”下的中国,这个隐匿的中国,如何因为这次台湾大选所标志性的政治成熟,而开始破土现身.

刘苏里:完全赞同!大陆“观察家”最错误的认识误区,就是认为马胜是坚持“92共识”的结果,他们永远看不到人民的意志.

高全喜:这个宪法,根本不是什么议论纷纷的“92共识”或“一中各表”.下面我们要好好说说这个我所谓的“隐匿的宪法”.

刘苏里:“隐匿的宪法”这个概念,在一本关于林肯的书中提到过.

高全喜:是的,林肯在南北战争时就使用了这个概念.下面我分几个层次来谈.首先,我要指出单纯论的谬误.如果没有一个宪法,即承载着人民的自由、意志与尊严的宪法,只是诉求,那么这个当然与地域、种族、利益、偏好等特殊性的东西相关了,所以才会出现各种中国论的特殊论.必须与宪法制度,与创制宪法的人民的意志、尊严、自由血肉相关.

刘苏里:说到底,人性中的这些成份,是宪政的出发点,当然,也是落脚点.

高全喜:这是基本的人性.像台湾这次大选,是宪法下的选举,那么,就使得台湾的,生机勃勃,成为典范.所以,观察团应该看到这个选举下的台湾宪制与人民的人性本质.在上述问题澄清后,我们再来看台湾与中国语境中的隐匿的宪法.

刘苏里:现实历史不论如何演变,政治擂台无论城头如何变幻大王旗,唯一不变的是历史中的人心、人性,它们所向往的,总要通过各种方式表达出来.人民的意志,终将战胜所有自以为是的宣示.

高全喜:我为什么说有一个隐匿的宪法呢?而且不是台湾的,也不是当今中国现行的,这里就要从两个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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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苏里: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人民出场的根本条件以及可接受的结果.否则,人民无目的或目的不明确的出场,很可能带来的是灾难.

高全喜:这个历史中国,我相信在台湾人民心中是有深刻记忆并获得认信的.

刘苏里:我也相信.非常时期的政治,或就是为根本解决这一任务而具有意义.换句话说,人民出场的根本任务―真实而目的明确的出场,是赋予某个权威以维宪为民的合法性.

高全喜:政权与隐匿的宪法以及这个隐匿宪法之中的权威是两回事.但是,问题在于,一部宪法,一部真正的宪法是需要实实在在的权威的,即要有一个实践宪法的政权机构,但历史中国在这个方面是严重缺憾的.这是一种危机,名实不符,有政权,但不符合（隐匿的获得人民认信的）宪法诉求,于是,如何使得名实相符,就是中国的非常政治的任务与使命了.这就进入第二个方面,即人民如何行动起来,把隐匿的宪法实践出来,使得名实相符.实际上,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个活的中国,那就是人民的中国.所以,中国的宪法,存在于人民之中,但是这个真正的人民,我们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真实出场,而是曾经出场,例如在1912年,1947年,甚至1949年,但那时的曾经出场,或多或少地具有历史局限性,即尚未达到一个政治国族的成熟.这里就关涉政治成熟.我一直强调这个概念,何为政治成熟呢?我认为,具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个体公民的自觉,一方面是制宪建国的形塑.

刘苏里:（笑）说到“政治成熟”,这些年,我们之间谈论的也不少.现实是,因其重要,更显其难―它要求几乎每一个公民政治成熟,何其难也!

高全喜:是难.它要求每一个个体公民都自觉地投入到建国的创制活动中.注意,这里是每一个人的伦理性的自觉,一种公民权利的自觉.权利是一种努力的获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天赋人权只是一种道德的预设,但真正为每个人所实实在在地享有,必须投入身心的奋斗,为权利而斗争,而且是自觉地斗争,这里就具有了伦理性的含义,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公民责任.公民的伦理性权利的斗争,就指向制宪建国,这里就出现了订约问题,一种共同构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契约以及相应的程序、以及仪式就出现了.这就是立宪时刻的到来.

刘苏里: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几次失败的人民出场?包括订约、立宪和建国实践,这些被你称为的“立宪时刻”?

高全喜:立宪时刻,说到底就是个体公民制宪建国的一种政治订约的过程.历史中国之所以没有达到所谓的“我们中国人民”（像美国宪法中开篇的“我们人民”,即美国人民）的政治成熟?关键点,就在于我们中国的民众,注意,是民众,还不是人民,虽然经历了各种颠簸流离和苦难曲折,乃至牺牲,但每一个个体并没有对于自己的政治权利以及公民责任具有发自内心的自觉,个体公民的自由精神和做人的尊严,还没有焕发出来,而是屡屡委身于所谓组织,所谓团体.个体公民要真正的唤醒,做自己的权利的主体,我们看到,台湾的这次大选就是一次公民教育的活动,是锻造公民自觉的最有效的活动.

刘苏里:对,首先是精神的解放,即精神独立,对人有尊严活着的确定无疑的追求.对中国人来说,这点最难.

高全喜:选举是现代政治的课堂,是公民成熟的最好的训练场.我们看到,几乎每一个台湾人都投入其中,珍惜自己手中的选票,那是自己的权利的寄托.

刘苏里:台湾此次大选率近75%,说明人民对自己权利的珍视.从另一侧面,这一数字,也证明此次大选的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的转折意义.

高全喜:对于台湾这个政治体来说,我认为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地域的政治成熟,步入日常政治,新民与建制（当然是台湾的政治共同体）业已完成,以后是如何达到优良政体的问题,是应对内外危机与一个政体的腐化问题等.

刘苏里:余下的有个与大陆关系问题,这关乎台湾的中国人的生存.

高全喜:台湾人民不是外在于中国的,我说的是那个“我们中国人民”,隐匿的宪法就在这个人民之中,台湾人民也是这个人民的一个部分,从来没有隔离.如果这样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一个隐匿的宪法与一个沉睡的人民,开始出场,台湾是这个人民的一部分,血肉相连,他们不但苏醒,而且生机勃勃,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每一个个体公民都自觉到自己的权利,并为此奋斗.

刘苏里:但愿如此.

高全喜:我这些天一直有一种感觉,一个大变革的时代就要来了.对于一个宪法学家,这个大变革意味着什么呢?

刘苏里:愿闻其详.

高全喜:就是立宪时刻,坐看人民把历史中国的隐匿的宪法,把我们中国人民的宪法,形塑出来.

刘苏里:全喜,最后,结合大陆现实,谈谈立宪时刻的条件.

高全喜:我认为,你说的条件大致有三个内容.第一,形成一个人民真实从事的政治场域.例如,这次乌坎村事件,尤其是近期对于村民自治机制的合法承认,就是一个例证.这是人民一步步争取出来的一个小小的起点,虽不能说是业已成功,但今后可能不断涌现.我认为这是一种不可遏制的趋势.第二个条件,就是在人民觉醒的过程中,激发出一个政治家群体.

刘苏里:第三个条件呢?

高全喜:第三个就是要有立宪意识,以及要通过立宪来实践这个中国的古今之变,或中国的社会大变革.何为立宪呢?这里是人民、政治家之间的契约.说到此,我觉得我们有必要思考一下这里的结构.

刘苏里:这才是问题的核心,难也难在这块儿.

高全喜:这样说,人民的诉求,激发出一种机制,即开启一个与人民订约的立宪时刻,如何代表人民?政治家们如何信守诺言?政治家们如何相信那些人民的代表?即便订约,如何保证遵守?谁来行使监督权?什么力量或权威使得信约能够遵守?

刘苏里：今天不讨论这个话题,留待今后.

高全喜：好,不讨论.总之,第三个条件是要上升到宪法层次,这里就有一个人民与政治家的订约程序.上述三个条件,是立宪时刻的关键点.我们看中国大陆,上述三点也不是一点端倪都没有,而是从21世纪开始局部地展露出一些迹象.其一,中国民众的诉求风起云涌.其二,当今的朝野,政治家们与准政治家们,也蠢蠢欲动,不排除有野心家,但没有关系,政治就是野心家们的事业,是政治雄心,关键是有一个宪法之轭约束这个野心.其三,人民的诉求涌现代表者,政治家也会寻找对手,也就是说,一种立宪订约的契机还是可能出现的,关键是构建何种程序化的订约场地?是人民起义的广场,还是费城的制宪会议?希望在不远的将来能打造出来这个中国版的隐匿的费城制宪会议.

刘苏里:但愿如此啊.99度差1度也不行.

高全喜:差一度都不行,这是天意.这种努力还是需要的.我们中国人民的立宪时刻,就是上述三个条件在活的运动中的天意般的构成.目前,我认为,一切都还只是端倪,是序曲,真正的好戏还在后头.

刘苏里:好,谢谢全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