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欧洲史》作者托尼.朱特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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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萨义德之后,朱特成为勇敢反对以色列国家政策的知识分子,但与出生在耶路撒冷的萨义德相比,朱特的犹太人身份让他的异议显得格外醒目

“这个病就像把你的身体扔进了监狱,而且这座‘监狱’每个礼拜都会缩小六英尺.我知道,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会把我碾碎至死,但我不知道那天何时会来.”

8月6日,英国历史学家、“肌萎缩性脊髓侧索硬化症”(ALS)患者托尼朱特(TonyJudt)病逝在那座囚困他将近两年的“监狱”中,享年62岁.

其生平最负盛名的两部学术著作――《责任的重负》和《战后欧洲史》分别在2007年和2010年被译介进入中国.

为战后欧洲下最后的结论

1948年1月2日,托尼朱特出生于英国伦敦一个犹太中产阶级家庭.1969年,朱特获得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学士学位,三年后获得博士学位.期间还在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就读.

在上剑桥之前,这个成长于战后欧洲、整天沉溺于白日梦的幸运儿(朱特自称)曾经码过砖,当过司机,送过杂货,做过厨子.他认为,与在厨房干苦力比起来,代课、批卷子这种看似简单的脑力劳动,其实把人的心思都占去了,他说,在厨房干活能一心二用,自己博士论文的许多资料都是在剑桥一家旅馆厨房里读完的.这个历史学家日后的见解不落窠臼,与其年轻时领略过世间百态有着隐秘的联系.

1976年,28岁的朱特发表了自己的处女座《重建社会党:1921-1926》.三年后出版《社会主义在普罗旺斯,1871-1914:现代法国左翼起源研究》.之后,他离开牛津赴美国纽约大学任教,但其学术视野仍在欧洲.无论是《未完成的昔日:1944-1956年的法国知识分子》,还是《责任的重负》(1998年),他都把批判的重心放在了欧洲――萨特、波伏瓦、埃马纽埃尔莫尼斯,在法国享受众星拱月礼遇的这一群左翼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的对手们――布鲁姆、加缪、雷蒙阿隆,都被朱特以一种类似“残忍”的方式剖析得条缕分明.

不特如此,朱特有着更大的学术雄心,如广州美术学院教授、藏书家李公明所说,“等读到《战后欧洲史》,才发现在《责任的重负》中描绘的那幅思想与时代的图景还仅是作者胸中历史图卷的一个很小的局部.”这部出版于2005年的巨著,“以独特的视角、高超的综合叙述能力以及充满思想性的大跨度追问,描绘了从1945年至2005年的欧洲图景,全面而又简练地再现了欧洲在战争废墟上重建的现实与精神历程,并揭示了欧洲走向联合自强的未来之路.”

该书不仅在西方史学界获得巨大的赞誉,也得到欧洲众多政治家的一致推崇,欧盟领袖认为,朱特对战后欧洲自我认同的思考,为“增进北美对欧洲的理解做出了突出贡献”.关于西欧的忏悔、重建、复兴和一体化,朱特认为,“对欧洲近期历史保持沉默,是构建欧洲之未来的一个必要条件.希特勒死后60年,他的战争及其后果也已经属于历史”,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尝试去揭示一个问题:欧洲如何才能战胜自己的过去,又如何解决自己的问题,走向未来.在那本书里,他留下了一句让世人熟知的话:“到了最后下结论的时候了.”

“人文学界的霍金”

《战后欧洲史》先后斩获汉娜阿伦特奖(2007年)和欧洲图书奖(2008年),但也就是在2008年,托尼朱特患上了非常罕见的ALS.ALS俗称“渐冻人症”,是一种渐进和致命的神经退行性疾病,患者中最著名的人,恐怕莫过于英国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

去年2月,朱特发觉自己已经无法挪动胳膊.到了晚期,他连自主呼吸和吞咽都已丧失,四肢瘫痪,除了头颅之外,几乎没有任何部位能动,只能坐在轮椅上,靠呼吸器维持生命.

从去年年底开始,朱特开始在英美主要报刊口述发表评论、个人回忆性散文和思想访谈,所有人都知道,他已时日无多.在今年1月14日出版的《纽约书评》上,他平静地自述:“我不能抓痒,不能扶正眼镜,不能剔牙,不能做人们每天反复为之的任何事.”他唯一能做的只有沉思,每及长夜漫漫,他委顿于床,苦苦煎熬,“如一具现代木乃伊,独处于我肉身的监牢,仅有思绪伴我熬完长夜.”

他的病患回忆引起《纽约书评》主编罗伯特希尔弗斯的兴趣,后者持续邀约,后来文章结集成《乡土式微》由企鹅出版社出版,才让世人得知这个历史学家晚年的最后时光.“我被疾病囚禁,时不时就有越狱获得自由的冲动,所以要说给别人听.”

他住在纽约华盛顿广场公园附近一套公寓里,公寓外墙是格林尼治典型的褐红色砖.每位拜访者进门前先得洗一下手.朱特左耳上戴一个微型麦克风,以期让来访者听到自己虚弱的声音,但更多时候,他只能躺着一动不动.

“有一段时间,我希望自己死了算了.”他说,“我也想过安乐死.”幸好,他想起卡夫卡的《变形记》,通过想象让思绪游离身体,像霍金一样对孤独和病痛应战.他回复记者的邮件说,“我关心的不是益缩短的寿命,而是我们当代世界面临的尖锐问题和挑战.”

2009年,朱特因他的“智慧、洞察力和非凡的勇气”被授予乔治奥威尔奖.

反以色列的犹太知识分子

托尼朱特的父母有着相当奇特的信仰,他们是反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朱特本人在年少时期虔诚地信奉过犹太复国主义,16岁时就因在巴黎参加一次大规模的犹太复国主义集会被捕,但是不久,他的“信仰”就开始了戏剧性的转变,此后,在他大半生的学术生涯中,朱特都与以色列政府唱着反调.

早在1967年“六日战争”期间,随以色列国防军驻扎在戈兰高地的翻译托尼朱特就观察到,很多以色列士兵都是持反阿拉伯观点的右翼暴徒,“他们就是拿着的哑巴白痴.”1983年,他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宣称以色列是一个“好战、狭隘、宗教狂热的民族国家”.

2003年,西方人文巨匠爱德华萨义德去世,托尼朱特意识到,这位反以色列国家政策的大知识分子的离去,将会给国家留下一个空白,而自己要继续好友萨义德的未竟事业.他认为,巴以问题要走出死循环,需要建立一个单一国家,让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分享平等的公民权,这一观点引发强烈的争论.

《纽约客》杂志认为,在萨义德之后,朱特成为勇敢反对以色列国家政策的知识分子,但与出生在耶路撒冷的萨义德相比,朱特的犹太人身份让他的异议显得格外醒目.对此,他说,“在纽约大学外,我被看作是宣传左翼言论的疯子,在大学里,又被看作是个崇尚白人男性自由主义精英的老顽固.”“我喜欢这些看法,我和两者都沾边,这让我感到舒坦.”

在学院之外,朱特始终是备受瞩目的政论作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虽然他对此身份不以为然.他说,年轻的时候,自己满足于成为学院内收入颇丰的学术精英,“我很喜欢教书,坐在扶手椅上,品着红酒和抽着,当然还有看书.”但到了晚年,他对历史产生了些许的虚无和悲观,他说,“历史就是糟糕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堆起来.”“当然历史还向你展示,知识、法律、文明的巨大进步,但它不会告诉你历史背后的意义.”

谈到具体的社会问题,他在去世前呼吁说,“我们需要回归对平等而不是自由的信仰,因为自由太容易被转换成其他什么东西.平等获取信息,平等获取知识,平等接受教育,平等获取权力和政治.”

托尼朱特生前最后的一次公开露面是在去年10月,他为700多名听众做了两个小时有关社会的演讲.那时候他已经坐在轮椅上,裹着毯子,戴着呼吸器.“我知道我看上去已经毫无希望了,”他吃力地说,同事们以为他会谈谈与ALS作斗争的经历,“我想了想,我对它没什么可多说的.”

事后,他认为那次演讲“棒极了”,还签了一份出版合同,打算将其演讲付梓,并说,“我的精神能量更为强大了.”将近一年之后,他辞别人世,从此仅活在历史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