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市长朱永新的新教育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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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永新小的时候,母亲在招待所工作,南来北往的客人一茬一茬,客人们随身携带的书籍,是他的最爱.但客人往往今天来,明天走,借来的书得当天看完,这让他养成了读书飞快的习惯.

若干年后,他以同样的高速发起了“新教育实验”,狂飙突进中他领着一群理想主义者对全国的教师们高喊：“你去读书吧,你去写日记吧,你去聆听窗外的声音吧等”

关于他和“新教育”(他拒绝用“他的新教育”这样的表述),已经说得太多太多.

转型

常被人提起的包括“朱永新成功保险公司”.

2002年,该“公司”在朱永新自办的教育在线网站上发帖“成立”,“参保对象”和“投保金额”均不限,投保条件要求“每日三省自身,写千字文一篇.一天所见、所闻、所读、所思无不可人文”.

“理赔办法”则是,如投保方自感10年后未能跻身成功者之列,“公司”以一赔百,“即现投万元者可成百万富翁(或富婆)”.跟帖者甚众.

魏智渊当时是陕西一个县城的中学语文教师,和很多老师一样,他也在僵化的教育体制中苦闷着,看到了这个帖子后“比较激动”地去留言,参与讨论.

在用“铁皮鼓”的网名发表了几次意见后,某日,论坛的总版主李镇西(朱永新的博士生)突然给他发来一条消息：“你这个名字读起来不大好听啊,呵呵.”

魏试着把“皮”读去声,果然.

他有点激动,被“大人物”注意到了――彼时,李镇西早已是全国知名的特级教师.接着,作为“比较优秀”的网友,他又接到了朱永新的,“问了我的情况,当时已经有希望我过去工作的意思.”

“新教育实验”的最早报道者、记者章敬平这样回顾早期新教育：“一开始都是很聪明的人在做,比如说山东一个女教师一年之内让班里的小学生个个会作诗填词.但这很难推广.”

魏智渊后来去了成都,2006年2月,在朱永新的邀请下,他来到苏州,成为新教育实验的第一个专职人员.

按照朱永新的想法,新教育实验的“浪漫期”在这一年结束了.“它的作用主要是唤醒,告诉人们‘教育可以如此美丽’(这是未来一本书的名字,他补充)等但我们没有真正的技术、专业团队,人们的热情被唤醒后出现迷惘.我们成就了一批人,但更多的普通教师并不知道该怎么做.”

　为官

从1997年以39岁“低龄”任苏州市副市长到现在,朱永新身居庙堂已有10个年头.在此之前,他在苏州大学担任了五年教务处长.

常有人问他,既然对新教育那么有热情,为什么不辞掉这个市长算了.虽然新教育实验走的是NGO路线,他也很少在辖地苏州运用行政权力予以支持,但他每每这般回答：在中国,要做一件事情,如果有更多的行政资源,可以让它做得更好.

为官10年,他最为得意的“作品”不是贝聿铭设计的苏州博物馆,而是“把很多理想变成了现实”.

这包括在全国率先实现免费的义务教育和举办阅读节.有意思的是,作为全国政协常委,这两件事他都是先在全国上呼吁,再在苏州实施.

他说自己到了政府后更加崇尚行动.“很多思想啊,如果不付诸可以实施的行动,就很难真正地改变现状.”

不过就在前几天的会上,还有人说他“太理想主义”.

当时他提出,苏州能否在全国率先实现劳动就业准入要求来苏州工作的人,包括建筑工人,都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

2006年初,他在新教育团队的一个内部会议上提出了不少愿景,包括“建立自己的学派、把视野投向国外”等等.这一内部发言经记者改写成专访发表后,成了挨批的靶子.

华南师大教授黄甫全发表公开信,称教育界的浮躁之风在朱永新的嘴里“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指责他“带头吹牛自我膨胀”,甚至滥用苏州副市长、民进常委、全国政协常委“这三顶帽子”.

朱永新说,黄可能是“把我们未来想做的和我们已经做的混淆了”.内部会议固然有“鼓士气”的成分,但他到现在也仍然认为那些都是应该为之努力的目标.

在新教育“一号义工"、台湾新鸿嘉公司董事长营伟华看来,朱永新反而是“太过谦和”.营帮助转型的团队引入了企业管理模式,自称要求“很多、很重”,但,“朱老师经常会很认真地说,‘哦,对不起,这件事是我们做得不好.”’

用营伟华的话讲,朱是个“完全没有阶级的人”――“对谁讲话都一样”.

“铁皮鼓”经常会“毫不顾忌地批评”朱永新.有一回,在场的另外一个朋友惊讶地提醒他,你怎么这么“放肆”铁皮鼓当时一愣,也想,是啊,“但似乎从来都是如此,已经习惯了”.

朱永新自称做官让他学会了自我控制.“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游戏规则,比如一会儿我就得坐‘囚车’去昆山,”他笑.“囚车”说法引自他的好友、作曲家王立平――“其实就是坐牢.你的办公室就是牢房,你的小汽车就是囚车,你的秘书就是你的狱卒,你的任期就是你的刑期等”

“当然,有权力时可以去改变规则.”当初他这个副市长要分管卫生,“我说我不懂”,就向全国请一些专家成立小组帮助苏州制定规划,他再把决定权交给专家.对话

1958年生人,1977年考上大学.朱永新的前20年,或许是一个最不适合读书的20年.

1975年高中,按照他的说法,在那个苏北的小镇上,“毕业意味着失业”.做了一年的苦工后,1976年,他通过关系走进了大丰县棉麻公司的大门.经过几个月的培训,回到老家当起了棉花检验员.

在那里,他初次品尝到了“权力”的滋味.“收购棉花的时候,俨然是一个土皇帝,等级、品质,就是我们一句话.”

但是,“天然的良心发现”又让他“手下特别留情”,还经常为了农民与县城轧花厂的技术员争吵.

日后,他在一本书中写道,我觉得和自己对话是一个人成长最最重要的法宝,而“和自己对话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

听起来有一点玄.

他把“自我对话”又具象为阅读和写日记――这便不难理解他的“新教育”为何高举“读写”旗帜了.

像是为了把失去的日子补回来,他的阅读量极大.大学时每周都要读十几本书――手里那高高的一摞书常常吓坏图书管理员.

即便到了现在,仍是“一日不读书,如同一日不吃饭”.

“比如,读梁漱溟时就会用我现在的自我与理想的自我不断地沟通,我应该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我等”读了好书,还会在博客上与网友交流,那里已经成了他的日记本.

打开这个本子,你会发现这简直是“每日行程汇报”,中国大约没有第二位同级别官员像他这样,把头一天几点起床,几点开会,几点会友,几点上火车都一一呈现――以分为单位.

边缘

5月28日,国务委员陈至立在新华社内参上批示,要教育部关注、调研、总结新教育实验,为中国素质教育开拓更广阔的路子,“但教育部似乎还没有动作”,这让朱永新有点失望.

此外,他和新教育团队数月前还碰到了点“误会”,某个领域的研究项目因某些原因没能继续.其实他们也才刚刚开始这方面的探索――三年前有媒体曾经提出,新教育实验的六大行动渗透的仍是传统意义上的道德修为,忽略了“现代”的一面.

但“麻烦”也未必都麻烦,“我觉得,人类的普世价值在最伟大的著作中都有,”甚至在童书中,“《夏洛的网》啊,《一百条裙子》啊等”

“应该说我们这些人,对国家都是一片忠诚的.”“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教育,最后必然体现为公民的自觉.”他说.

记者曾问来自台湾的营伟华,大陆的新教育实验是不是可以从台湾借鉴一些东西她想了想,回答,其实很多东西最后都会是不约而同走到一起的.

挂了不久,接到营女士的短信：“刚看电视新闻播出,台北县政府规定辖内小学生,每学期师生共读十本优秀课外书并上台讲演一次等”

“这与新教育实验何其相似啊！”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