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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歌曲或者红歌的最初面貌,就是鼓动受压迫者抗争的歌曲,这样来说,真正的红歌,就在香港.
如果看过诸如蒙敏生先生的摄影集《香港的另一面：一位摄影师眼中的六七十年代》,就会知道香港有过一个真正唱红歌的年代,那是香港传统左派最兴旺的六十年代.这是香港最复杂的历史话题,香港老左曾经为低下阶层发声抗争、对抗殖民统治,一度颇得民心,但随着他们对“”的盲目追随,最后甚至发动六七（也称六七起义,两个角度的叙述）滥放炸弹伤及无辜市民时,老左的民心顿失,被殖民政府镇压下来,老左的理想主义也受到香港传统的实用主义否定,从此退出了历史的主舞台.香港左派自此大致分裂为二,一是固守亲中、配合总路线的一批,他们冒着被称为的嘲讽,“忍辱负重”到回归后终于重返政治舞台；另一批则与国际新左派思维结合,扎根基层社会运动,坚持对权贵的不合作态度,至今仍是民间的活跃力量.
在香港的老镜头中,我们常常可以看见老左们红光满面引吭高歌的镜头,照片无声,但我们知道他们唱的不外乎《洪湖水浪打浪》、《东方红》、《公社是朵向阳花》等等,这些歌本来和香港一点关系都没有,维多利亚港不是洪湖,洋行也不是公社,可是因为这些歌本来脱胎于旋律优美的传统民歌,所以与老左血液里的草根美学呼应起来了,使得这些歌在六十年代的香港广泛传唱,连不知道共产主义的老百姓,或者刚刚开始反思殖民教育的中学生也朗朗上口.另一方面来说,这些富含中原旋律的歌曲,也成为了当年向往祖国的有志青年所能得到最感性的情感滋养―他们曾经发起争取中文成为法定语言运动,又发起“认祖关社”运动（认识祖国,关心社会）,也可以视作这么一种纯精神层面的乡愁的延续.革命的冲动最初往往来自美感,要不是那些传统红歌有那么优美的旋律,估计也不能感染那么多单纯的理想主义青年.
现在看来那是多么超现实的一景,身陷资本主义丛林里的无产阶级,只能通过《北京的金山上》的旋律来想象西藏、通过《花儿为什么这样红》的旋律来想象新疆,并且歌颂一个与己无关的救世主―虽然红歌也唱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但当超现实延续,就变成了另一种美学.八十年代,朋克音乐来袭,香港的年轻左派无政府主义者们,用另一种方式改编革命歌曲,反击资本主义的同时也反思传统左派的僵化和盲从.比如著名的黑鸟乐队,他们改编了《国际歌》,使它更符合《国际歌》原版的精神了：“把官僚极权彻底粉碎,我们要起来起来,不要说我们没有力量,我们要做自己的主人”.
与此同时,内地也流行起类似的摇滚改编传统革命歌曲,他们称之为“红色摇滚”,1992年结集出版的《红色摇滚》,这张侯牧仁和“现代人乐队”的神奇之作现在已经成为另类经典,当年以黑胶唱片和磁带流传到香港也成为很多摇滚青年的稀罕货.现在看来《红色摇滚》不算很摇滚,却以摇滚为幌子向一代摇滚青年传达了一种朴素的“革命情怀”,里面能听出理想主义的没落,也能听出九十年代初的反讽,甚至不合时宜者的绝望.
1994年,香港的摇滚中青年才正面被摇滚版的《国际歌》震撼,那就是著名的魔岩三杰与唐朝乐队的红演唱会,作为压轴出现的这支曲目足以令台下不少张学友装扮的白领窒息.老五的吉他一路摧枯拉朽地狂奔,丁武凄厉的长啸逆流而上,真正应了“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那“悲”的本义.这个版本的《国际歌》,直到今天香港的街头运动现场,仍然有愤怒中年叔叔手提录音机边走边播放边唱.
除了《国际歌》,在香港社会运动现场被重新唱起的还有《啊朋友再见》的意大利文和中文版,但更多的是自己创作的斗争歌―我们记得,革命歌曲或者红歌的最初面貌,就是鼓动受压迫者抗争的歌曲,这样来说,真正的红歌,就在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