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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毕业于清华的著名教育学家邱椿在《清华年刊》上发表文章《清华教育政策的进步》,写出母校当时“最令人注意的”变化：“课堂内师生谈话,都用国语了.从前清华学校,最不注重中文,现在居然设立国学研究院了.”
“这真是清华的再生!”邱椿感叹道.
设立国学研究院,清华并非先行者.早在1921年与1923年,北京大学和东南大学已经成立了各自的国学研究所.
清华却是顺应潮流者.彼时,新文化运动刚刚结束,在古老中国第一次全面向西方学习之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成为众多学者反思的焦点：统统否定的做法是否正确?一棍子打死是否过于偏颇?
清华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以现代科学方法重新研讨整理国故”,不单要顺应学术潮流,也要顺应时代潮流.曹云祥在国学研究院开学典礼致辞上说：“可以利用科学方法,并参加中国考据之法,希望研究院中寻出中国之魂.”近代以来,欧美思潮汹涌而来,中国有心之人常思中西融会,古今贯通,“寻出中国之魂”既符合近代中国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要求,又是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
因此,曹云祥需要学贯中西的一流学者来研究院任教.他请26岁就“暴得大名”的胡适来研究院主持院务,可胡只做顾问不做院长,并建议校长要根据中国学界的优秀传统,采用宋、元时代的导师制,兼取外国大学研究生院学位论文的专题研究法来办研究院.曹云祥深以为然,胡的建议后来一一实现.
同时,胡适谦虚地向校长建言：“非一流学者,不配做研究院导师.”
后来,陈寅恪成功入主国学研究院,与梁启超、王国维和号称“汉语言学之父”的赵元任成为了令后世广为流传的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四大导师的出现反映了清华国学研究院“重学问而不重学历”的用人理念.“四大导师”中,只有赵元任一人拥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梁、王、陈三位均无博硕头衔,陈寅恪甚至连学士学位也未拿到.从更深层次来看,此举意义不仅是破格用人,更重要的还在于重视新学问,兼采西学.
为了得到优秀的学生,清华国学研究院制定了严格的考试方法.为防止,试卷采用了科举制的“糊名法”,录取与否全凭成绩；被录取者的名单,连王国维也是张榜前一天才知道.由于王国维、梁启超等人声名显赫,投考者甚众,不免有人请托,如与王国维交往密切的马衡、唐兰就介绍过何士骥.何则因成绩不佳,列于备取,后因有人未到才得以补缺入学.
解放后,叶企孙和人说起国学研究院成功的经验,主要是两点,一是经费充裕,二是慎选师资,宁缺毋滥.
可惜的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好景不长”.开设一年,最初的主持人吴宓先生因不能实现其设想而引退,1927年以后王国维自沉、梁启超因多病继而辞职,研究院失去两大“台柱”,规模也大体处于不断畏缩的状态,盛况大不如前.
1929年,时任校长罗家伦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这次毕业共有三班,大学部有84人毕业,这是第一次；留美预备部有37人毕业,恰巧又是最末一次；而国学研究院的同学,这也是最后的一班.”
实际上,这宣告了成立仅四年的国学研究院的正式结束.梁启超的“我院如继续努力,必成国学重镇无疑”言犹在耳,研究院已成往事.
四年间,清华国学研究院共招收四届,录取74人,实际完成学业68人,如徐中舒、王力、吴其昌、高亨、陆侃如等等,绝大部分成为20世纪中国人文学术的中坚力量.最终成为中国学术史近代教育史上的一个奇迹,难以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