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费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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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费孝通先生(1910―2005)诞辰九十九周年,也是《江村经济》发表七十周年,请允许我用这篇文字纪念这位伟大的中国问题专家.

1939年,二十九岁的费孝通出版了英文版的《江村经济》一书,日后它被奉为中国人类学的奠基之作.费孝通还是世界上第一个指出乡村也能发展工业经济的经济学家.其实没有“江村”这么一个村庄,它的原型叫开弦弓村,在距离上海一百公里的江苏省吴县.

这本书的诱因是一个让人心碎的青春悲剧.1935年秋天,燕京大学社会系学生费孝通与新婚妻子王同惠前往广西大瑶山做瑶寨实地调查,在翻山越岭中,费孝通误入瑶族猎户为捕捉野兽而设的陷阱,王同惠为了救他独身离去寻援,不慎坠渊身亡.第二年开春,为了疗伤和平抚丧妻之痛,费孝通来到他姐姐费达生居住的开弦弓村,在这里,他拄着双拐,带着一颗破碎的年轻的心,开始了一次细致的乡村调查.

1938年春,费孝通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这就是第二年出版的《江村经济》――这本书一直到1986年才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它被看成是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代表作,是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从“异域”转向“本土”.从“原始文化”转向“经济生活”的崭新尝试.不过,它的经济学意义却一直未被发现.因为从20世纪的40年代到70年代,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尝试在农村培植自己的工业基础,因为这是反大工业的,是可笑的.

费孝通一直以来被看成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当过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和中国社会学学会会长,而他的观点在经济学界受到关注是从批判开始的.1957年,他重返二十多年未归的开弦弓村做调研.在那里,他又从田野里拾回了三十年前长出来的那个疑惑：“农民为什么还是那么穷”他在《重返江村》一文中大胆地设问：“现在土地制度变了,每个农户都拥有了土地,怎么还是缺粮食呢”他走村串户,盘账计算,得出的结论是：“问题出在副业上.”

他的关于副业的观点理所当然地受到了猛烈的批判,他被指责“在副业上大做攻击的文章”、“反对社会主义工业化”.在随后开展的反右运动中,他被划为著名的大,在其后的二十年中,凄惨度日,自称“连一张书桌都没有”.

1978年,费孝通始得平反.谁也没有料到的是,他在1935年所期望的“农村企业”竟成了日后中国经济改革的突破口,1981年,费孝通第三次访问开弦弓村,他看到家庭工业开始复苏,家庭副业的收入占到了个人平均总收入的一半,而在吴县一带,乡镇工业遍地开花,甚至跟城里的大工厂争原料、争能源和争市场.1983年底,费孝通写出《小城镇再探索》一文,认为“农民充分利用原有的农村生活设施,进镇从事工商业活动,在当前不失为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正是在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苏南模式”.他写道,“从西方工业革命发展的历史经验上看去,苏南的乡镇工业是不伦不类、难以理解的东西,而从中国农村的家庭经济结构上看去,乡镇工业却是顺乎自然的事情等与西方工业革命的历史相对照,草根工业无疑是中国农民的一个了不起的创举”.

1986年,已经是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费孝通在一篇新闻报道中看到,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出现了一种有别于苏南模式的民间工业,他当即以七十六岁的高龄亲赴温州考察,陪同者描述：“费孝通一行在乡镇政府的接待室里听介绍,四周窗子的玻璃是残缺不全的,冷风丝丝吹进,他虽然穿着呢大衣,可清鼻涕仍不由自主地淌下来,双脚也冻得难受,有点坐不住.”不过,在温州看到的景象还是让这个睿智的老人很兴奋.当时在国内,对温州私人经济的批判和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而开明的费孝通则认为,“用割的办法是不能奏效的,割了还会长出来”.他撰写了长篇调研报告《温州行》予以传播,后来又提出了“温州模式”的概念,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后来成为中国民营经济最引人瞩目的两大成长模式,两者都出自费孝通之观察,斯人贡献,以此为大.1990年之前,每逢宏观调控,乡镇企业都成遭受整顿的对象,费孝通一直是最坚定的捍卫者.

费孝通长寿,逝于2005年,晚年名满天下.他年轻时英俊清瘦,入中年后则胖硕开朗,能写一手好律诗,做起学术文章来却是妇孺能懂,举重若轻.他常反复说的一句话是：“农民和农村的问题解决了,中国的问题就解决了.”

遥想1936年的那个开春,当青年费孝通拄着拐杖,好奇地走进开弦弓村的那一天起,他就是一个小心翼翼的改良主义者,在他看来,“社会是多么灵巧的一个组织,哪里经得起硬手硬脚的尝试如果一般人民的知识不足以维持一种新制度时,这种制度迟早会蜕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