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念\目标\:面向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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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虽然狄更斯的这句话耳熟能详,但面对全球传媒业发展,依然掷地有声,引人深思,现实就是在这样的矛盾中滚滚向前.被裹挟在经济全球化、媒介技术革命,尤其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革命的浪潮中,未来传媒业发展的极大不确定性,也对新闻传播教育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2009年10月31日、11月1日,“媒介化社会的新闻传播教育:目标、理念及对策――全球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论坛”藉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建院80周年之机隆重召开.80余位来自全球各国以及中国两岸三地的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研究机构负责人以及20余位学者云集复旦大学,共商媒介化社会语境下的新闻传播教育大计.

一、新闻传播教育的融合与提升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给了人们收获的欣喜,同时也带来了不少不可预期的问题:全国各地高校新闻专业遍地开花,就业竞争越来越激烈,新闻专业的学生有相当比例不能进入新闻媒体,即使是名牌新闻院系的学生也并不都能从事与专业对口的工作,新闻院校培养的毕业生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媒体所需,但在质量上却未能满足媒体的需求,一些新闻媒体依然叫苦“人才短缺”,有部分新闻单位领导评价,新闻专业的学生通常上手快,架势像,但略显后劲不足、特色不明显.[1]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不断演进的社会、飞速发展的科技引发了传播内容与形式的深刻变革,推动了媒介领域的巨大革命,引发了媒介融合的大趋势――媒介科技融合、媒介所有权合并、媒介战术性联合、媒介组织结构性融合、新闻采访技能融合和新闻叙事形式融合.[2]

面对这种技术融合、内容融合和终端融合的大传播生态,面对新情况、老问题,新闻传播教育又该如何应时而动呢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应该以“融合”应对“融合”:新闻传播教育应积极推动本土与世界的融合,适应多元文化背景的全球传播新格局.在各具特色的基础上,新闻传播教育机构之间加强交流、对话、学习、合作,培育既具本土特色,又具世界眼光的人才.同时,还要看到现代社会是一个既高度融合又高度分解的社会,媒体走上分众化、精细化的发展道路,这就要求新闻传播教育一方面要坚持并进一步巩固通识教育,奠定学生深厚的文化根基,为今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强专业化和知识化,推进通识教育与专业人才的融合,着力培养创新型、复合型人才.努力实现教与学的充分融合,善于把学生的智慧、思想化为教学发展的动力,保持新闻传播教育的活力和生命力.

香港城市大学英语传播系副主任何舟认为,由于新闻学研究对象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要对新闻学专业课程进行改革,重在阐述新闻与作为相关学科研究对象的有关社会现象之间的联系.在现有条件下首先是跨学科层面的融合,第二是传播学科各专业的融合,第三是建立一体化数码平台,第四是学位课程内部的融合,还有课程内部的融合.何舟提倡学科建设要“走出去”,与社会中的具体项目嫁接,实现学生理论知识与实践的“无缝对接”.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院长张国良认为学科间的藩篱应当拆除,在核心课程各有特色的同时,保持学科间相互交流和学习的状态,有助于学科间的融合和共同发展.

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指出新媒介化时代媒体已经发生了质的转变:首先媒体不再是一个资讯生产的机构,而是一个平台,第二整个媒介生产过程不再是单向道,第三资讯和知识的价差越来越大,资讯并不是知识,第四新传播时代需要创新性的设计理念.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DeanMills)认为,新闻传播教育要给学生提供更多富有实践经验的优秀教材,同时让虚拟网络世界和真实世界的新闻业进行联动,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技术、商业、消费、广告模式,培养学生的企业家精神和自主决策的能力,以便他们能够适应瞬息万变的外部环境,加强学院和媒体公司、技术公司、个体企业家、研发机构的通力合作.

过去和将来将会对美国新闻界产生巨大影响的趋势和情形中,最大的力量来自美国媒介产业的商业模式的崩溃――新的内容传播模式和新的产品生产环境可能是应对这种变化的唯一答案,而排在第二的力量是话语权、传播权的转移,从职业性专业性传播机构转到个体记者和广告公共关系实践者的手上,紧随其后的是现在买方市场的形成――把内容通过各种介质呈现给受众,而不是把受众塞进媒体内容的覆盖区间.美国弗吉尼亚联邦大学大众传播学院主任朱迪•,特克(JudyTurk)认为,未来新闻从业人员的发展方向是个体工作者的职业模式:不为任何一个雇主而为多个客户工作的技巧娴熟的自由职业工作者.这意味着作为新闻和传播学教育的实施者,必须来主导探讨出新的教育模式培养学生的讨论,为新的现实环境、新的职业市场和新的职业途径做准备.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媒介系主任查理•,H•,贝克特(CharlieHBeckett)认为当代社会已经进入“网络化的新闻时代”,尽管文化、经济的模式各不相同,不同国家不同区域的新闻媒体却都发生了相同甚至是普适性的新闻本质的改变――转型到新兴新闻业.从传统新闻业到新兴新闻业的转变不仅意味着内容上的、也是商业模式的同时还是公众领域新闻从业状态的改变.现在,所有公司、组织都开始履行类媒介公司的公众职能,如协会、非政府组织都可以与民众直接沟通,这种平台可以培养一类新型新闻从业人员为民众服务,与此同时,媒介公司内部也在经历着结构的改变,它们不再是单体的公司,而成为网络式的、点与点相联的互动性公司.新兴新闻业有两大特色,一是公众参与,二是连接性.他认为新闻教育不是告诉大家怎样成为一名新闻从业者,而是告诉大家新闻业到底是什么.

与会者普遍认为,21世纪是一个新的百科全书时代,要构架出新的百科全书式的组织,汇集多种不同的知识,建立一种跨学科的百科全书研究网络.面对技术革新,尤其是通信技术的发展,要与技术专家积极合作,应对技术革新的挑战.大学情报学环学环长石田英敬指出,现有大学与社会存在一定的脱节,而在媒介化社会下,大学与社会的融合成为一种需要.对于大学以及知识与社会关系的重新定义,与各类机构合作,新闻和媒体研究是社会的一个接点或者说是“契合点”.另外,在全球化视野中,亚洲新世纪已经到来,要用国际化的视野积极进行教育交流.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提出要正确和充分地认识新闻传播教育在新闻传播人才培养方面起的作用和地位:社会转型中的无序和乱相恰恰是新闻传播教育不够所致,面对新闻学专业的学生后劲不足的问题,要为学生搭建一个继续发展的坚实的技术平台,提高学生继续学习的能力和更新知识的愿望,在新媒介技术融合的态势下,新闻专业教育也应该有一个知识融合和技能融合方面的培养机制.

中国传媒大学电视与新闻学院院长高晓虹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处理中国复杂的国内问题,应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局势,与西方更好地互动沟通,减少他们的误解与偏见,向世界发出中国的声音,将中国的价值理念推向世界,要求国际传播教育做到三贴近: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国际传播人才迫切需要掌握国际传播语汇,需要具有国际报道的能力和舆论引导的能力.

二、新闻传播教育的传承与创新

本次院长论坛举行正值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建系80周年庆典之际.成立于1929年的复旦大学新闻系,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新闻教育机构,在中国新闻教育界素有“记者摇篮”的美誉.80年来,累计有数以万计的毕业生投身中国新闻传播事业,他们坚持真理、崇尚客观,以真实的记录、理性的表达探求事实真相,推动了国家和社会的进步,践行了陈望道等先辈提出的“好学力行”传统.

在对当下新闻传播教育的利弊得失进行探讨的过程中,与会者普遍认为,秉承新闻学传统是每个新闻院校应当贴上并引以为自豪的标签.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宋超认为,创新不应该是简单地否定、推倒重来,而应该是尊重历史、积极扬弃的创新,创新应该是站在历史与现实两个基础上的创新,创新是从原有的经验中不断突破和拓展的创新.创新的动力来源于实践,历史的和实践的营养合流,创新才有可能实现.新闻传播教育的可持续性发展就是要寻找一种“代际平等”,续接传统,立足现在,着眼未来.

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院长迪恩•,米尔斯(DeanMills)从经济气候和受众的媒介使用偏好两个方面对美国传统媒体的生存现状作了简略勾勒,并表达了深深的忧虑,他认为对于新闻学和新闻传播教育来说,这是一个“灾难性的最为糟糕的时刻”.虽然美国国内各界人士对传统媒体的生存普遍持悲观态度,米尔斯认为新闻业不会死,只要新闻业的学生有经验和技术,就能在新媒体时代游刃有余地生存下去.目前传统媒体遭遇的困境对于新闻业教育来说也意味着改革的契机,学界应该抓牢机会,开发出更加创新性的课程,施行更优化的培养方案,输送优秀毕业生的同时也致力于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

来自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的雨果•,蒂伯(HugodeBurgh)主任提出:新媒体时代,既然“人人都可以是记者”,那么专业的记者和采编机构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性他试图从反面给出一个答案:数字化时代不仅需要新闻教育,而且需要一种与传统新闻学教育截然不同的,能够将研究和传播技术同知识与对于公共世界的认知结合起来的新型新闻教育,这将为许多职业提供坚实的基础.他认为新闻学比其它学科更适合作为一种基础教育,因为21世纪是一个参与的世纪,通过互联网参与公共事务需要使用技术和具备交流的技巧,同时新闻学教育不仅可以开发学生的智能,还可以提高其实践的能力,如新闻故事分析与组织的职业技巧、信息调查研究评估的延伸技能、分析与思考的能力以及学术专业素养.面对未来,蒂伯充满信心,他认为新闻学是属于是21世纪的学问,新闻学教育任重道远.

汕头大学长江新闻与传播学院代理院长彼特•,赫尔弗德(PeterHerford)通过不断提问来质疑传统新闻教学与实践中的所谓的“常识”.他激发与会的学者和同学们一起来思考,在新闻实践中,如何让没有经历的人去体会他不曾拥有的经验如何让一无所知的人明白想要知道的内容在新闻报道中是不是只是讲故事就已经足够我们要对媒体进行改革,再造一个新的报纸,是不是仅仅改革内容就可以了媒体的受众是谁,仅仅是社会精英么大学以及研究机构的价值是什么它们能否实现这些价值以及它们能否肩负起改革的重任

上海大学影视学院副院长戴元光认为当代中国新闻教育表面一片繁荣,实际暗藏危机:(1)中国新闻传播制度和新闻媒介发展制度生产和供应严重不足,(2)世界传媒行业的重大结构重组和迅猛发展态势已与我国的传媒业发展密切,但是相关研究缺乏深度感和细致性,粗线条的勾勒和概括多,对前沿性议题的敏锐感受力、深刻反思和论辩精神却十分鲜见,(3)技术是人发明的,但人对技术的控制能力却越来越弱,新闻学教育中历史、艺术等方面被严重遗忘,新闻是简写的历史,有的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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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副院长吴飞认为,中国传播学教育一开始就迷失了方向,以美国为主导的传播效果研究,是维护社会既存秩序的支持者,而不是变革者,同样,新闻学教育也没有什么起色,远没有跟上社会与技术的发展,新闻必须与有关,传播学教育在关注个体的日常生活经验及美好社会的建构外,在中国从事新闻传播教育还必须考虑到中国的政治与文化因素,迷失了方向的新闻传播教育应该从社会传统的土壤中建立起变革的基础来.

对于新闻传播专业的学生进行通识教育,拓宽专业口径,夯实基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倪宁认为这些共识在新传播技术的影响下还是应该继续弘扬.对于学生来说,继续学习的能力和更新知识的愿望是任何时候都不能或缺的基本素养.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李彬认为,新媒体时代要求新闻教育做出一些变化,但优秀的教育传统应该保持不变,比如新闻人的责任意识,新闻人的基本素养、叙事能力、报道功夫等.

如果一个职业没有一个公认的职业理念,没有一个共同的职业标准,就不可能形成一个真正的职业,或者没有应有的社会地位,没有应有的职业尊严,所以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提出,现在新闻教育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是要在新媒体时代,重新把新闻工作的职业价值观、意义和功能找出来.她认为,面对技术革命带来的媒介快速变化和中国特有的社会转型期带来的社会快速变化,新闻业需要三种人才:一是复合型人才,从内容制作到管理到营销,整个生产环节、生产过程要需要理解,二是跨媒体人才,学会多媒体的制作方法以及制作的理念,三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新闻工作者,能够在公共话题中间,通过公共服务参与公民社会的构建,自觉地变成能够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工作者.

三、新闻传播教育的立足之本

新闻传播学教育究竟是重技术还是重学术的争议并不是新鲜话题,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对此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新的探讨.

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苏钥机把新闻传播教育多年讨论的最基本问题总结为三对概念:教学与研究、理论与实务、新闻与非新闻.他认为,从事新闻传播教育的人常常把它当成三对矛盾,但是也可以把它变成三个面向.每一个面向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研究与教学两者都是要做的,不能只做一样,另外一样不做,问题是比重不一样,这要看一个院校的传统定位,也要看整个学术环境,教师的取向.理论与实务也是一样,怎样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比例,这个很难决定,它不只是一个科学的问题,也是一个艺术的问题,要看大学以及教育从业者自身的定位、人事安排等等.新闻与其他领域是相关的,不能把它们联在一起,它们如何并存也要看院校的规模以及需要,看历史传统、教师的专长、学生的取向、社会的需要等.

从新闻教育模式来看,中日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早稻田大学政治学研究科主任濑川至朗梳理了日本新闻教育的历史脉络,阐释了日本媒介环境不断变化的趋势:一方面,随着新闻生产的数字化和网络的出现,工作培训已经不再奏效,24小时新闻计划使得时限更为紧迫,记者们不再能从容地书写故事,也不再有时间来训练新手,另一方面,媒介生态环境的变化也让人沮丧,媒体间的混战,媒介入侵私人空间和错误报道导致一般民众对大众传媒失去了信心.他还以早稻田大学新闻学系统课程一波三折的设置过程为例,指出当代日本和所有新闻传播教育面临的困惑:专业课程的设置如何跟业界的需求接轨在媒介自身发生剧烈嬗变的今天,工作培训还行得通吗他认为应该以新的课程设置应对这种变化,尤其要对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给予特别关注.

除了批判能力,在一个遭遇诸多挑战、媒介生态剧烈嬗变的时代,什么技能是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看家本领如何突显新闻传播教育的科班优势台湾政治大学传播学院院长钟蔚文对未来的新闻学子提出了“八个力”的期待.第一是趋势力.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下,必须与时俱变,第二是创造力.新媒体的诞生,新问题层出不穷,要学会创造而非抄袭,第三是根本力.必须具备资讯搜集、分析、诠释、呈现的能力,第四是设计力.找到最有效的方式重新创造、即兴创作,第五是整合力.要善于整合不同媒体,不同行业,第六是故事力.要把一些看似平凡的事物,用新颖、讲故事的方式说出来,让人感动,第七是行动力.必须把想法变成真正可行的方案,第八是团队力.如今不同媒体的人从生产到行销、经营都必须在一起工作,团队合作的能力越来越重要.

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张铭清认为复合型新闻媒体的建构是一个不断整合、优化的过程,新的形势要求新闻教育从培养人的综合素质着手,在理论、社会责任感方面要加大力度,传统只着重培养专业人才的做法已不合时宜,发展学生跨媒体工作的能力――“既能跑动、又有学问,既会管版面、又会管人才,既懂得媒体、又懂得经营”俨然成为新闻教育的必然趋势.香港浸会大学传媒学院新闻系主任黄煜也比较看重技术因素对新闻传播教育构成的挑战,因为学科的外延越来越大,使得新闻传播学科专业特性,有某种程度的不清,他呼吁应尽快“设立一套共通的学习成果架构及国际认可标准”,以使复合型、全能型新闻人才脱颖而出.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认为当代媒体的特点是:新媒体主导多元传播业态,融合媒体多介质表达,自组织形态媒体生产,急需媒体创意人才.这就要求新闻教育机构从实施理念、教学结构、评估体系等方面实践教学体制创新,培养适合当代媒体特点的人才.台湾文化大学新闻暨传播学院院长叶明德认为与公民记者相比,新闻学院培养的记者更要着重于:更熟悉数字技术,成为更好的“讲故事的人”,要有观点,有立场,大多数人要的是有意义的信息,只有这样才能与成千上万的网民竞争,重新界定媒体的公共性,在培养人才时要格外注意这一点,否则对社会文明的提高没有帮助.

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范以锦反对技术至上主义的教育改革取向,认为技能的掌握还是比较能够掌控的,理念的形成比技术性的问题的解决更费力气,传媒大学生不是“新闻技工”,从业界来看,解决理念的问题也更为迫切,如果我们的传媒教育只是就技术解决技术问题,不拓宽学习的领域,就无法提升传媒大学生的层次.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段京肃,香港珠海学院新闻传播系主任皇甫河旺对新闻传播教育价值理性与人文主义精神的缺失也表示出了强烈的关注与焦虑.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董天策提出,要警惕新闻教育改革比较突出的三个偏向: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实用化偏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简单化偏向,应对媒体技术变革的技术化偏向.

就现状而言,目前绝大部分高校的新闻传播学讲授的还多是一些新闻传播的采、写、编、评等基础理论课程,专业面较窄,传授的技能也偏少,而且由于某些客观因素的影响,如某些院校的师资力量不足、教学经费缺乏等,致使一些学科设置不合理,课程开设不齐全,对于培养专业化媒体急需的特色鲜明的“专才式”复合型新闻人才来说更是无能为力.[3]技术与学术的争论,说明对新闻传播学教育课程体系进行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尼伯格传播学院院长欧尼斯特•,J•,威尔逊(ErnestJwilson)主张,新闻院校培养的未来人才“要写好故事、清晰地讲故事、有深刻的分析、有明确的证据,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要做的50%的内容,另外50%的内容就是有新的技能”.南洋理工大学传播与信息学院院长本杰明•,希尔•,蒂伯坦(BenjaminHillDetenber)认为新媒介时代由于技术因素的不断演进,对于新闻传播学的师资力量有了新的需求.写作教学的能力、技术诀窍、与新闻相关技术(包括理论与实务)的教学能力、对媒体融合的理解、跨平台演示介绍的经验、对叙事与描述的理解能力以及其它相关领域如金融、科学、卫生、城建规划等方面的知识都是必须的.同时专业基础知识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如信息收集、信息评价、事实核查、批判性思维、叙事沟通技巧、人际交往技巧和关系管理等.

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院长张昆认为,国内高校现有技术装备无法满足实际教学的需要,专业师资知识结构与现实需要存在落差,老化的课程体系难以应对融合新闻的挑战,他提出了组织再造、重新定位、观念革新、队伍涅磐、课程重构等一系列改革方法.

兰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张民华认为,推进新闻与传播教育的专业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的创新,需要重新审视既往的、现行的课程设置与教学计划,同时更应重新审视媒介化时代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与传播教育的育人目标与办学模式,特别需要我们厘清媒介化社会背景下“职场”(就业机会)与“考场”(育人成果)的“落差”与“错位”,前瞻性地把握职场需求与社会期待.

四、新闻传播教育的特色化生存

据教育部高教司统计,目前,全国已有460多所高校开设了新闻传播类专业点661个,在校生达到13万人,每年的毕业生人数达3万多人.但相较于以传媒市场庞大而闻名的就业指数来看,新闻专业的毕业生也没有逃脱高校毕业生就业集体滑坡的困境.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认为各所新闻院校的生存之道在于它的优势和特色,而当下新闻传播教育面临三个困局:⑴大陆地区的新闻传播高等教育呈现“千校一面”、“千院一面”的状况,在此背景下如何突出各自的特点和差异⑵媒介融合时代,媒介中心主义越来越被放弃掉,做广播还是做电视的概念越来越淡化,而是推出一种非媒介化和平台的意识.传统的分科如何来应对今天这个媒体越来越不分界的现象⑶传播方式的多元化和传统意义上新闻传播学学生去向之间出现矛盾.现在的传播机构越来越多地按照业务流程再造,而不是媒介类别划分,流程再造对学生就业的多样化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认为特色化的发展道路不失为一条可行之径,而设计目标和人才需求之间的契合度如何再提高是首先要解决的,另外,每个学校应结合自己的服务理念和面向来重新设计自己的专业结构层次.

美国富乐敦加州州立大学传播学院院长瑞克•,普伦(RickPullen)和杰弗里•,布罗迪(JeffreyBrody)回顾了美国新闻专业教育的发源正是在煽情主义泛滥的年代,准确性不够和煽情主义是当时的一个很大困扰,而今天这些问题依然存在并威胁着新闻专业主义的生存发展.作为这场黄色新闻的教训,新闻学专业创立出专业化的课程计划.同时,现在“专业”与“非专业”的壁垒在技术提供的可能性之下岌岌可危,很多博主跳出来声称自己是记者,他们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不可能增加内容的附加值.在这种背景下,他们认为新闻学更适应于作为一种通识教育(generaleducation)加以推广,培养新一代的公民记者,以负责任的传统新闻价值理念培养更多的公民记者、更多优秀的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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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一篇新闻传播论文范文,新闻传播方面有关毕业论文题目,关于理念\目标\:面向未来的新闻传播教育相关本科毕业论文范文。适合新闻传播及新闻学及传播学方面的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新闻传播相关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下载。

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吴予敏介绍了深圳大学实践教学理念变革和实践教学体系创新所取得的一些经验,在广告学专业实行实战性毕业设计代替本科毕业论文的做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这一做法搭建起从大学到业界的过渡桥梁.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蒋晓丽对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进行了区分,并针对网络热炒的四川大学拟取消本科毕业论文的事情进行了澄清,说明此举的本意并不是要取消毕业论文,而是想给毕业论文找出多种方式.她认为以往的毕业论文形式已经不大适应业界对新闻学科的需要.

在国内,目前新闻传播学培养的研究生,特别是硕士生,在各个院校原有的培养目标中各有所重.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徐泓在发言中谈到,该院在研究生层面计划从明年开始实行“3+2”模式,面向除新闻与传播学院之外全部的文理科院系,三年本科加上两年新闻传播硕士,从本科硕士跨学科的交叉来培养复合型的人才.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姜智彬针对该院自身的定位,提出培养国际传播人才的目标使该院的教育培养方案紧密结合国际新闻传播前沿,在保持语言训练的同时,派青年教师和本院学生赴海外学习,加强与国际新闻传播教育的互动互助、合作共赢,他还呼吁与世界各国知名新闻传播学院院长的交流机制能够制度化.

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李震结合陕西文化大省、经济弱省的具体实际,提出“向西部取资源,向东部取人才,紧扣社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按照媒介化时代的要求,培养复合型传播人才”的发展规划.各个地区的均衡发展有利于中国新闻教育水平整体提升,有利于适应新闻传播教育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一些来自西北和东北的新闻院系对积极参与新闻教育变革都高度认同,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他们大多制定了具体的目标和计划安排.

当今时代对军事新闻人才的能力和素质提出了什么样的要求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主任顾黎认为第一要有胸怀全局的战略眼光,第二是要具备跨文化传播的意识和能力,第三要娴熟地掌握传播致效的策略方法.对于在新闻教育和实践中出现的刻板化、过于直露和泛政治化的现象,顾黎认为应当强化信息服务意识,学会在提供信息、保障“知情权”中实现舆论引导,避免抽象的概念、空洞的抒情和空泛的议论.

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严三九对驻沪三所高校相关专业的近330名师生进行了调研,从调查结果来看,高校师生对新媒体的认知度较高,普遍看好该行业的发展前景,对新媒体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兴趣浓厚,在新媒体专业人才的素质需求方面,高校师生与从业人员的看法相距甚远.尤其是在数字版权、流媒体研发、专业技术标准应用、产业环境分析等新兴领域,相关专业还没有展开有针对性的教学和研究工作,高校相关专业的课程体系无法适应高速发展的现代传媒业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这其中有来自传统学科体制的束缚,也有来自于新媒体行业发展变化太快,无法构建起有效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实证研究,有利于初步掌握上海市新媒体专业人才的培养状况,为调整学科定位创新新媒体人才培养模式提供一定的策略支持.

五、结语

经过大会主题发言和10场圆桌讨论,与会代表取得了几点共识:第一,新闻传播工作者和新闻传播院校应充分认识新技术、新媒体背景下自身转型的紧迫性,第二,行动比研讨更重要,从重新评估新闻传播观念的现代性入手,到具体教育目标的设计、师资队伍的培养和教学计划及课程体系的重大改革,必须有新的思维、新的举措和新的动作,第三,面对经济全球化、传播国际化和媒介现代化的语境,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特征背景下的新闻院校间的交流与切磋、沟通与合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4]来自亚欧北美、港澳台等海内外众多知名新闻传播院(系)院长与著名学者,相互沟通、相互砥砺,达成了多方面的合作意向,相约为培养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广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文化修养、科学的思维方法和精湛的专业技能的新闻传播人才而共同努力.

新传播技术和新媒体的日新月异的发展,极大地推动着大众传媒结构的重组或融合,极大地改变和创造着人类的传播身份、传播功能和传播行为.这种转变对新闻教育的冲击,是显而易见、实实在在的.新闻传播工作者和新闻传播院校对这种空前严峻的变动和转型,必须有足够的、充分的认识.生物进化论的核心观点是“适者生存”,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也并不是机会均等的,必须主动把握住各个可以把握的机会,才能在变动不居的时代中保持生命力.尽管本次论坛并不足以为新闻传播教育勾勒出一副清晰完整的未来图景,但新闻传播教育者已经充分认识到新技术新媒体背景下新闻教育转型的迫切,并着手确定新闻传播教育的新理念,设计未来的新目标和新方案.

(与会者观点来源于现场记录,未经发言者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