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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过天晴,天府依然
除了赈灾的横幅,成都已经看不到关于地震的太多细节,至少在市区,帐篷已经不见踪影.地震改变四川,但成都人正努力地按照以往的步调生活下去,他们相信,先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去帮助别人.
5月12日下午两点,郑力正在自己新开张的茶园里和茶客闲话家常,有人抱怨他的酒水单做得太粗糙了,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本来没打算开张,还在装修的时候,就有人非进来喝茶不可,他只好去找了个店面现打印了几张“很庸俗”的酒水单,对方听了大笑.笑容还在脸上,整个院子突然开始剧烈地震动,玻璃门似乎要爆裂开来,每个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出于本能地向外逃窜,“没遇过这种场面,太恐怖了”.
3分钟后,一切归于平静,惊魂未定的郑力和服务员一起回到茶园,打算关门走人.但最让他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茶客们跟着他走了回来,又坐在院子里开始品茶,好像刚才发生的只是一个刺激的插曲,大家又在太阳下开始闲话家常.有看过灾难片的人开始猜测这是地震,旁边的人也来了兴趣,纷纷加入讨论,眉飞色舞.随后,铭刻在众人记忆中的场面出现了：一个掏耳朵的人走进了茶园招揽生意,郑力大惊失色：“你不怕地震的时候掏穿人家的耳朵”对方摇摇头,“我的手很稳”.满园子的人顿时呆住,随即是哄堂大笑.“只有成都人才会这样,在其他地方,你想象不到地震的时候,还有这种事情发生.”郑力回忆起当时的情况,仍然觉得很不真实,但它确实发生了.
成都不会变
“我后来想,当时的轻松状态,可能是因为大家还不知道汶川的情况,不知道灾难这么严重.”第二天,茶园里归于平静,再没有客人前来,郑力认真地准备暂时停业,但茶园的门最终还是没有关上：两个老太太堵住了门,希望能住进来.“我们住的是楼房,太危险了.我们能不能住在茶园里躲过这段时间,给你300元作为报酬”郑力想了想,让服务员开门迎客,凡是有附近的居民要求住在这里,来者不拒.此例一开,人数最多的时候,这间位于宽巷子的“”茶园里横七竖八地睡了30来号人.
在与郑力的茶园两街之隔的景巷子里,王羽在地震的第二天照样装修他的餐厅和酒吧,余震还很频繁,但“该做的事情还要做”.工人们对此也没意见,和他一起在工地里敲打起来.后来他们发现,巷子里也没有停工.
台州人王羽来成都已经12年,当时他在国外做纺织品生意,计划来成都建厂,来了之后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之前他对成都的唯一印象来自父亲,“他是搞文艺演出的,来成都表演过.回去之后跟我说,这城市和杭州真像.”王羽到了成都之后开始专心做餐饮和酒店生意,无聊时就一个人在街上走一天,“走路是一种思考的方式,在成都,允许你这么慢悠悠地思考.”
地震也没有改变成都人不紧不慢的生活状态,救人的时候动作迅速,一旦回到自己的世界里,保持了几千年的生活习性还是不经意地流露出来.余震频繁的那几天,宽巷子里喝酒吃饭的人堆满了整条街,而这条街上的店铺甚至都还没有正式营业.有外地人看了很愤怒,但王羽认为这是可贵的一面：“灾难已经发生了,你能做的就是尽快回到平常的生活轨道中.照顾好自己才有资格去帮助别人.”
唯一的混乱发生在5月19日晚上,听到广播说有强烈余震的市民,不敢再住在家里,纷纷走上街头,整个城市陷于瘫痪,但一切都只维持了几个小时,到凌晨3点,终于有人因为“等得不耐烦”而毅然回家了.
王羽把成都在地震期间的变化比喻成一场车祸：“就好像一个人,以为车祸把自己撞残了,但发现其实并非如此.他可以很快恢复健康和信心,去过原来的生活.成都就是这个人,他正在很努力地回到以前的轨道中.”
我变了
6月3日的成都,除了赈灾的横幅,已经看不到关于地震的太多细节,至少在市区,帐篷已经不见踪影,餐馆和酒楼的生意开始好转.但5月26日,温泉走出火车站的时候,人们还都睡在大街上.
温泉登上了从青岛开往成都的火车后才给家里打了一个,说自己要去灾区参加救援,父母当时就慌了,他才22岁,况且学校也要考试了.火车上大部分都是赶着回乡的四川人,温泉周围坐着德阳人、绵竹人,他们操着椒盐普通话对温泉说,要回去把震垮的房子修起来,然后一脸平静的沉默.火车到西安的时候,遇到了一次余震,一车人也不惊慌,有人嘀咕,原来地震是这样的.
除了服兵役的两年时间,温泉从来没有长时间离开过青岛.2004年,他从所在的沈阳部队复原,又回到了家乡读大学,生活平淡.这个穿着绿色志愿者服的小伙子不爱说话,谈起地震就忍不住想哭,他在电视上看到解放军救援部队开进四川,觉得自己没有理由缺席,“我也是军人,应该到前线去”.但去前线的愿望没有达成,他被志愿者中心分配到了一间公司协助筹款活动,在成都待了一个礼拜,他住在廉价旅馆里,带来的钱也用得差不多了.同事劝他想办法先解决生计问题,他也计划去找份工作,“好长时间地留在成都”.
王俊辉是温泉被分配公司的员工,地震第二天晚上,他就运送医务人员去了汉旺镇,“离开绵竹市区五六公里后,就再也没有看到一栋完整的房子,我的第一反应是,这是战争.”看到灾区群众,他也不敢轻易说话,怕触动别人的痛楚,反倒是灾区群众更愿意找他们说话.“在那种情况下,你可以感觉到灾难对人的摧残.一个幸存者对我说,他看着自己的房子倒下来,他嫂子向他奔跑,但突然之间,人就被压在瓦砾下了.他说这番话的时候很平静,把自己带血的双手拿给我看,我很想和他一起去挖那片废墟.”
1982年出生的王俊辉对自己的评价是“地震之前对很多事都漠然”,但地震之后,他认为自己学会了重新看待身边的事物.“人们都说80后是物质化的一代人,这句话放在以前是对的,但灾难之后,所有人都会改变.”王俊辉计划继续负责向灾区运送物资,他认为自己能够长期坚持下来.
谁需要变
“512”之后,最早进入震区的是民间力量.“512”当晚,玩无线电的漆奕和李鹏背着各自的设备去了西沿线和成都无线电协会的20余辆车会合,他们原本的目的地是都江堰,但随着灾情的进展,大家决定兵分两路,前往绵竹和什邡,两个地方的通讯都已经中断.在军方通讯车未到和移动基站还没有修复的时候,只有他们能够第一时间重建灾区和成都的联系,并把灾情发往全国.
因为两人都是短波玩家,根据短波的越距特点,没法直接联系成都,他们第一个联系上的是台湾一名发烧友,再把灾区情况从台湾发回成都.“最重要的是,我们在现场,知道灾区需要什么,是止血绷带还是起重机.”随着大量无线电爱好者进入灾区,物资需求被准确地传达至全国,而震区恢复常规通讯,要到5月14日以后.漆奕和他的朋友为救援黄金时间抢到了最宝贵的两天.
刘丹也是成都无线电协会的成员,因为没有车,他只能留在后方调度各种社会力量,几天内“把一辈子的话都说完了”.他希望这次地震能改变人们对无线电爱好者的看法：“目前,整个四川的无线电会员才几千人,如果能多些,在地震中起到的作用会更大.但实际上,这个群体很弱势,不被理解.”
漆奕也认为,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地震后需要改变：“现代人对网络、手机这样的高科技产品太依赖了,但它们恰恰是最脆弱的,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整个系统就报废了.反而是一些看起来原始的物品能在灾难中挽救你的生命,哪怕只有一个手电筒,只要你会摩斯,也会为自己找到生路,但这些很重要的因素都在我们的生活中越来越少了,我们变得有点退化,这是必须改变的.”让他感到欣慰的是,在地震之后,参加无线电协会的人开始多了起来,“这是一件好事,日本那么小的国家,也有100多万个私人电台,在国家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可以最先站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