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中国国际关系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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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指出了国际关系学“三大理论”所存在的不足之处,提出了推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建议,结合欧洲研究中出现的新命题、新方法和新特点,总结出可资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借鉴的三点启示:沟通分析层次,整合研究范式和加强实证研究,并结合欧盟合法性和治理研究、欧盟对外援助政策和欧洲认同等具体案例,对以上三点进行了具体论述.

[关 键 词]中国国际关系学国际关系理论欧洲研究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08)5-0103-09

近30年来,中国的国际关系学已经取得了长足发展,然而与国际水平相比,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究其原因,一方面,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起步于对西方理论的吸收和借鉴,西方主流理论中存在的问题制约了学科的发展;另一方面,实证研究的不足阻碍了学科的健康发展.在借鉴欧洲研究领域新特点和新经验的基础上,我们可以通过三个方面的努力促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分析层次的沟通、研究范式的整合、规范与实证研究的结合.这三个方面都要求我国学者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继承与超越.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存在的问题

众所周知,中国国际关系学通过对西方国际关系主流理论(结构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简称“三大理论”)的介绍和批判赢得了第一次飞跃.这次飞跃对学科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关于三大理论的讨论第一次将“理论”引进了学科之中、创造了建设性讨论所必需的概念框架和范式背景、提供了学界展开争论的通约性空间.但是,三大理论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首先,三大理论都是体系理论,都是从国际体系结构的层次上解释国家行为.这样一个前提隐含的假设就是将国家视为主要行为体,倾向于忽略国家内部动力和结构的影响,而将关注点放在国际行为的层次上.然而国际关系主流理论中的所谓“层次”,只是一种分析层次,从来都不是现实中截然可分的层次.因而体系理论拒绝了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中很大一部分无法明确划分层次的内容.作为体系理论,三大理论自然会假设国家是主要的行为体,这一点也制约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解释力.

其次,三大理论都是共时性理论,为了维护理论的简约性和严谨性,将时间的进化排斥于理论维度之外.结构现实主义假设国际体系的秩序原则、单位特征和权力分配决定了其特征.这种体系性特征决定着行为体的行动.新自由制度主义虽然涉及了国际体系的进程,但这种进程是一种背景变量.其创新之处在于发现了制度对行为体利益形成和行动偏好的塑造作用.但是,与政治科学中的新制度主义一样,它所强调的是制度作为一种环境而发生作用,因而仍然倾向于将国际体系看作是一种状态,仍然是静态理论.建构主义跳出单纯的物质结构,强调观念结构的重要性.但是温特所说的三种“文化”其实仍然是三种结构状态.不同的观念结构决定了行为体的不同行为,但是不同文化之间的转变和进化过程及其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却没有得到充分重视.因而,三大理论在很多问题上的争论,例如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进攻性和防御性现实主义、合作的演进等,都忽视了时间这一隐性自变量.如果将时间维度纳入理论框架,就会发现一些针锋相对的观点其实并非不可共存,它们只是关注了事物发展的某一个阶段而已.

第三,三大理论的争论属于不同研究范式之间的争论.新现实主义以个人主义的理性选择假设为基础,新自由主义是一种方法论上的整体主义,建构主义则强调主体间性.从偏好形成的角度来看,从新现实主义到建构主义的发展体现了从偏好内生到偏好外生的转变过程.然而,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争不同于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家相信一个范式取代另一个范式代表了从错误观念到正确观念的转变,等至于社会科学,理论范式只有是否受到欢迎的变化,很少被完全抛弃.”社会科学不可能出现一旦证明新范式的有效性便否定了旧范式的现象,因而,社会科学的范式之争便有了不同的意义.更明智的做法是寻求范式之间的沟通,以求对研究对象做出更全面、更多维的观察和分析.

第四,三大理论虽然披着国际关系这一学科的特定理论的外衣,但揭开其外表就能发现其“元理论”的实质.三大理论分别基于社会科学中的理性选择、新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元理论.它们是对人类行为动机和行为逻辑的根本性假说,唯一的区别在于国际关系理论将假说中的“个人”更换成了内部均质化的“黑箱国家”,本质并无不同.元理论的特点在于: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从这个角度看,以科学性相标榜的三大理论却恰恰存在着科学性赤字.

由于存在着上述不足,三大理论约束了国际关系学的深入发展.作为基本的研究范式,三大理论的意义毋庸置疑.然而,面对越来越具有新特点的国际关系现实,只停留在三大理论的讨论层面上已经不足以使我们清晰地认知变动中的世界.例如,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就是丰富多彩的世界图景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然而三大理论的解释力在这里却遇到了问题:欧洲一体化重新定义了国家主权,使传统主权理论的基本论点受到了挑战.欧盟的多层网络治理结构也质疑了传统的对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欧盟的支柱结构和“多速”一体化现实也在不同的问题领域(经济,功能、军事/安全和司法/警务)之间建立了新的关系,这决定了必须用多元的研究范式来看待这一国际关系现象,任何单一范式都无法得出一个完备的图景.因而,对三大理论进行超越是国际关系现实的需要,也是国际关系学进一步发展的前提.这种超越正以各种方式在全球国际关系学界发生,而我国国际关系学界参与到这一理论变革的讨论之中不仅必要,而且紧迫.正如三大理论曾经引发了第一次飞跃一样,超越三大理论也会为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带来新的飞跃.

基于以上提出的这些问题,本文谨以欧洲研究为例,试图提出对我国国际关系学发展的一些建议.

来自欧洲研究的启示:超越国际关系理论

1.沟通分析层次:欧盟合法性与治理研究

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之间可以进行明确区分.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国家通常被视为“黑箱”,只有不同的输入才会导致不同的输出,而决策的发生机制被默认为是均质的,即单个国家的内部结构是类似的.当然,这一假设并非绝对,很多理论流派都对这一点进行了修正.但作为体系理论,三大理论无法从根本上抛弃这一假设.各种“古典/新古典”理论以及外交政策分析理论(FPA)将国家内部因素纳入了考虑.但这些理论仍然是建立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的区分之上.长期以来,政治学界对国际关系学和比较政治学两大基本范式的划分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

然而,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大大模糊了这种区分.欧盟(及其前身欧共体)的出现带来了政治学的尴尬:欧盟既是一个国际机制,也是一个治理结构;它既由主权国家组成,又享有着部分主权;它建立在国际条约的基础上,立法由政府间的欧盟理事会做出,其立法和决策却拥有对成员国法律的优先权,直接作用于成员国公民;它的机构(欧洲议会除外)并非由公民选举产生,只是成员国的代表机构,却拥有着影响欧洲社会的权力(当然是在“辅助性原则”的制约之下).主流国际关系理论无法解释欧盟这一国际关系现象.对于欧盟政治中的核心问题――合法性和治理――似乎三大理论已经走到了其解释力的尽头.

(1)合法性研究.传统的国际关系研究很少讨论合法性的问题.国际关系是体系层次的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在主流理论之中并没有给国际关系中的“人”留下足够的空间.国际体系是国家力量分配和平衡的产物,国际组织是由国家组成并按照政府间的模式运转.因而,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不存在“责任”的问题,合法性不是一个问题.可是欧洲一体化的出现改变了这种情况.欧洲一体化历史显示,早期的国家合作以及对国家主权的超越靠的是公民的“消极支持”,即“宽容共识(permissiveconsensus)”.公民将信任票投给少数政治精英,相信他们为和平与繁荣所做的努力.这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的产物,也是一体化所采取的独特的“功能主义”战略的结果:一方面,“低政治”敏感度较低,不易受到反对;另一方面,一体化主要发生在规制性而非分配性政策领域,成功地超脱于社会利益冲突之上.然而,这同样也决定了对合法性的漠视终将给一体化带来消极影响.一方面,一体化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低政治的范围内,这是与一体化的逻辑相悖的,一旦进入政治合作领域,合法性问题就会不请自来.另一方面,随着一体化的成功发展,它早已不再是一个单纯的功能性合作组织.它拥有着巨大的财政预算,在众多领域拥有立法权,执掌着多数行业和领域的规则制定权.更重要的是,在共同体法优先性的原则下,它的立法直接作用于成员国的公民.这一切都决定了它不再仅仅是一个国际组织,也是一个不断扩张的治理结构,对公民负责的问题就必然会提上日程.1992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批准程序)、2005年(《欧盟宪法条约》批准程序)和2008年(《里斯本条约》批准程序)的三次重大公投的结果都显示了合法性问题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性,这一点表明了欧盟与其他所有国际组织的不同之处.

合法性问题对传统的国际/国内政治区分提出了挑战,也超出了三大理论的解释能力之外.根据政治学家戴维伊斯顿的概念框架,政治学界提出了合法性的三个标准:输入合法性(input-legitimacy)、输出合法性(output-legitimacy)和政策反馈(或责任性)合法性(feedback/accountabi-lity).从这三个标准出发来评价欧盟的合法性,仅仅停留在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是不够的.因为欧盟独特的治理结构决定了无论是政策输入阶段中的利益体现、政策输出阶段中的效率和良治,还是行政权力的责任性都贯穿了超国家、国家、地区、个人等多个层次.从输入合法性来看,欧盟委员会垄断了立法和决策的提议权,是输入合法性的主要体现者.然而,在提议的形成过程中,通过专家小组、利益集团和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协商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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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程序,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得到不同程度的表达.同时,在立法过程中,欧洲议会(通过公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议员)和部长理事会(通过选举的政府所派出的代表)都对输入合法性发生作用.从输出合法性来看,欧盟的立法和决策结果也在不同的层次上发生效力.在辅助性原则(principleofsubsidiarity)的约束下,欧盟法既可能直接发生效力,也可能要通过成员国法的“欧洲化”才能发生效力.因而对欧盟输出合法性的评价也必须在不同层次上进行.从责任合法性的角度看,没有一个确定的层次或机构能够对欧盟治理的结果负全责.例如,委员会可能会因为得不到欧洲议会的信任而辞职,欧洲议会则受到未来选举阴影的约束,更不用说成员国和地方政府也要受到选民和议会的监督,所有这些机构在权力上互相牵制,在责任上也必然会造成相互开脱.因而,在面临一项具体政策或立法的时候,单纯从国际政治的层面上无法解释任何问题.其结果就是,研究者必须在国内政治和国际政治之间进行沟通,否则就无法进行有效的判断.

(2)欧盟治理模式.欧盟的政治合法性只是欧盟治理问题的一个具体方面,而欧盟治理是更加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政治现象.对欧盟治理的研究同样呼吁对国际/国内政治划分的超越.

“治理”这一概念在学术研究中升温体现了区别于以国家/政府为中心的传统政治统治的一种新型社会组织模式的出现.以政府为中心的统治模式以其等级制和正式制度为特征,而以社会参与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的特点是更为平等的公共一私人关系.随着全球问题的涌现和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发展援助领域中的政治条件性的加强,治理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热门问题.欧盟的政治实践提供了最好的――如果不是唯一的――超国家治理典范.欧盟治理模式在诸多方面向传统国际关系理论提出了挑战:首先,国家不再是唯一重要的国际行为体,市民社会广泛地参与进政治过程;其次,无政府状态这一前提被弱化,国家在某些领域成为二级行为体,在欧盟的制度环境下行动;第三,国际合作的目的及第一推动力不再完全受利益最大化逻辑的支配,而是开始更多关注有效地解决问题;第四,传统的“分析的层次”失效,超国家、国家和次国家层次的因素必须要同时加以分析.这些挑战的共同需求就是消除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的樊篱.

欧盟治理在不同的政策领域中可区分出不同的类型.由于《马约》中规定的第一支柱是一体化最为深入的领域,源自经济、货币领域的“共同体式”治理是欧盟治理的主要形式.然而,欧盟在其各个政策领域中也创造出了诸多新的治理模式.与共同体模式相比,它们具有一些新的特点:依靠软法律,遵循辅助性原则,参与者不仅参与政策过程、同时也参与政策目标和政策工具的选择.然而,无论是共同体模式还是以开放协调模式(OMC)为代表的新模式,都意味着国家不再是主要的行为者,它在横向和纵向上都遭到了分割(横向上:根据不同问题而形成的政策领域使国家得以不再作为一个整体参与行动;纵向上:地区、国家和联盟层次的政治活动相互依赖,共同形成一个政策过程).这意味着对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区分已经部分失去了实践基础.

虽然我们不能预言欧盟的治理模式创造了未来世界政治发展的方向,但它至少提供了一种备选方案.国际关系理论如果要想跟上时代的发展就不应忽视治理和合法性之类的新问题.迎接这一新挑战的前提就是对传统三大理论中的分析层次进行批判,只有这样才能为理论的创新铺平道路.近年来中国学者对欧盟治理和合法性的研究已经在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之间进行了尝试性的沟通,这一经验有待于国际关系学界吸收和借鉴.

2、研究范式的整合:欧盟发展合作政策与欧洲认同

前面已经提到,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争论主要体现为三种基本范式的争论.然而社会科学的范式和自然科学的范式是不同的概念.社会科学范式之间不可能发生类似于日心说、牛顿力学或相对论那样的革命性转换,相反,更常见的却是对事物不同侧面不同角度的观察之间的争论.一个自足的哲学体系必须能够对世界提供完整的解释,否则就否定了自己的体系.而社会科学的任何理论范式都无法做到这一点.正因为此,才给众多相互冲突的范式留下了发展的空间,并在整体上提高了人类对社会的认知.正如盖伊彼特斯所说,在政治学中,研究方法上的折衷主义会比拘泥于单一的方法带来更多的学术回报.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从任何一种范式出发自然都可以得出一个自圆其说的理论体系.问题在于,这样一个体系一定是以放弃甚至歪曲了部分事实为代价的.人类行为具有主观性,人类历史具有进化性,个体和集体的行为逻辑都存在非理性.没有任何范式敢于自称解释了全部人类现象.考虑到这一点,自然就会产生出超越三大理论的冲动――更为客观的做法是寻求不同范式具有优势的解释域,而在具体问题的研究中必然需要进行范式的融合.范式的融合主要有两种可能方案:一是历时性的融合,二是共时性的融合.这一点在欧洲研究中尤其突出,这里仅以对欧盟发展援助政策和欧洲认同的研究作为这两种融合模式的典型例证加以说明.

(1)历时性融合:欧盟发展合作政策.对外援助政策是反映国家收益偏好选择的一个典型案例.关于国家追求相对收益还是绝对收益的问题是国际关系理论争论的一个核心问题,而这一争论在新现实主义和和新自由主义的争论中尤其突出.一般认为新自由制度主义假设国家主要关注其绝对收益,而对其他行为体是否会在合作中得到比自己更大的收益并不担心.因而,在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野中,国家间的合作是可能的.结构现实主义者则认为国家追求的是相对收益而非绝对收益.

然而,国际关系现实中的对外援助现象却并不符合任何一个流派的假设.在整个战后时期,相对收益和绝对收益两种偏好同样体现在国家的对外援助政策之中,它们的影响力却因时代不同而异.1970年代之前,各国的援助政策都以追求相对收益为主,而在之后的时间里,绝对收益的影响力在全球范围内上升.这是“静态”国际关系理论所无法解释的.非结构性因素,如科技发展和全球交往的深化所带来的议题的转变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收益选择.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都试图以一个静态模型推导出国家行为的收益偏好.这一点证明是不符合国际关系现实的.

欧盟的发展合作政策极好地反映了范式整合的必要性.欧盟在战后对外援助领域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一,它展示了从相对收益主导政策到绝对收益主导政策的清晰的发展轨迹;其二,它从受援方变成援助方,并在70年代之后逐渐成为主要的援助集团;其三,它的援助理念经历了从双边援助到多边援助的发展,援助概念也经历了从对外援助(ForeignAid)到发展援助(DevelopmentAssistance)再到发展合作(DevelopmentCooperation)的转变;其四,它经历了从强调经济关系到重视政治条件性的转变.因而对于欧共体/欧盟这样一个国际行为体,无论是从新现实主义还是新自由主义角度都无法给予满意的解释.

事实上,国际关系学者们早已尝试着解决这种范式矛盾的问题.例如,格拉泽、鲍威尔和施内德等人都曾经试图进行调和.但所有这些调和性的尝试都没有解决时代性的问题.他们害怕损害体系理论的科学性和简约性,在时间维度的问题上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只有承认不同范式只是对国际体系进化的不同阶段的客观解释,将欧共体/欧盟视作受到时代因素影响的、在国际体系结构变动背景下的行为体,才能科学解释其在发展合作政策演变过程中所体现的收益偏好的不同.这一案例对国际关系学的意义在于表明:如果跳出国际关系理论的局限,对经验事实予以更多关注,就必然要求将不同的理论范式在时间维度之下进行整合,承认研究对象的进化性.

(2)共时性融合:欧洲认同的建构.随着欧洲一体化的深化,欧洲认同逐渐成为一个热点命题.对于欧洲认同形成原因,各派学者从不同的研究范式出发,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有力地解释了欧洲认同形成的某一个侧面,都可以从现实中找到大量证据,可是任何一种范式都未能给认同这样一个如此复杂的问题提供一个“一揽子”的解释方案.相反,采取开放性的立场,将解决问题的效率置于理论纯粹性的坚守之上恰恰有利于提高我们对事物的认知水平.合理的方案就是将欧洲认同问题视作一个多面体,同时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对其进行分析,这样不仅会得出更客观、更有实践价值的结论,同时也有利于不同范式之间的相互检验.

具体而言,如果研究的对象是体现社会信任维度的“横向认同”,即一种“同胞意识”,那么社会心理学范式和建构主义范式显然更为有力;如果研究的是体现个人与政治共同体之间归属关系的“纵向认同”,即一种“忠诚意识”,则功能主义范式和新制度主义范式更有说服力;如果将欧洲认同视作成员国间的一种互信感或国际集团身份,那么温特的“温和建构主义”或英国学派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如果将欧洲认同看作是一个文化、价值或记忆的共同体,则必须从本质主义范式的视角来加以考察.这说明对一个国际关系现象的思考不应局限于先验认定的纯粹“范式”,而应在同一个时间维度上加以多视角、多范式的考察,在对事实做出全面、客观分析的基础上才有可能进一步发展科学理论.从这一案例,我们可以看出理论范式之间的融合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有助于加深对研究问题的认知.不同的理论范式之间不一定相互排斥,相反还可以通过实证方法进行互证.

实际上,在欧洲认同问题以及广泛的欧洲问题研究中,许多欧美学者早已认识到了跨越理论阵营的必要性.在整个社会科学界,对理论范式融合的呼声也是久已有之:奥斯特洛姆讨论了理性选择范式与制度主义范式之间的互补性而非竞争性;波拉克讨论了理性选择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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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包括理性选择的制度主义)在欧洲问题研究中的不足之处和来自其它范式的批评,指出了理论综合的必要性;哈迪主要关注社会心理学和政治学的认同理论之间的沟通;切科尔则重点论述了建构主义理论和其它理论范式之间的建立沟通桥梁的重要性.莫拉夫斯克也提出了在不同理论之间进行对话与综合的建议.这些思想值得国际关系学关注与借鉴.

3.超越规范研究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起源于一种政治哲学而非政治科学.无论是爱德华卡尔还是汉斯摩根索,其理论都基于对人性和国家本性的哲学反思.这种哲学性的元理论对人类(国家)行为提供了根本性的解释思路,但其弱点在于无法进行科学检验.在18世纪理性主义运动以来的科学主义时代中,在整个社会科学追求“科学化”的大潮中,这一弱点是不可容忍的,因为它使得国际关系学难以逃脱对科学性赤字的担忧.从华尔兹以降,国际关系学者们一直致力于追求科学性.他们从行为科学和经济学中引进了大量的理论和假设,建立了高度简约化和系统化的理论体系,实证主义已经成为国际关系学的正统认识论.但是,尽管在以美国学者为主的国际关系学界,实证研究占有统治性的地位,为多数中国国际关系学生和青年学者所熟知和讨论的却多是理论性著作或者研究文献中的规范性部分.这使得中国的国际关系学蒙上了强烈的规范性和思辩性色彩.从上世纪末以来,不少中国学者致力于推进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科学化和实证化.然而,总的学科氛围仍然没有发生根本转变,围绕理论争论的研究成果在数量和成熟程度上都胜过实证研究.因而,要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的进一步发展,亟需实证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而欧洲研究的情况则相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现了几次大规模宏观理论争论之后,规范研究一时陷于低潮,实证研究则取得了长足发展.20世纪末,欧洲研究界提出了加强理论研究的问题,以莫拉夫斯克为代表的自由主义的政府间主义就是这一呼吁的代表性回应.但总体上,欧洲研究领域内仍然存在着强实证弱理论的情况.中国的欧洲研究也存在着类似情况.欧洲研究的这一特点固然有其根源,同时也是其重大缺陷.但主流国际关系学却恰恰应该借鉴欧洲研究领域中对实证研究的关注.

实证研究主要包括历史实证、比较政治学实证(多数案例研究应归入这两类)和计量实证.欧洲研究在历史实证和比较政治学实证方面成果斐然,大量欧洲一体化理论和国际合作理论都基于扎实的历史探索,而上世纪末新兴的治理研究和合法性研究则树立了用比较政治学方法来研究欧盟政治的典范.但限于本文篇幅,主要讨论计量实证.上世纪70年代以来,计量统计在欧洲研究中得到广泛应用,改变了欧洲研究文献的宏观面貌.统计分析在选举研究和公共观念研究中具有重要意义,而这些方面的研究在传统上主要归于国内政治学的范围.然而,随着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出现了全欧性的行政、法律空间和公共领域,进而人口学意义上的变量也进入了国际政治的思考范围之中.选举、集体行动、政治/社会认同、公共观念、社会心理、集团冲突等依赖于大规模调查数据的研究改变了在传统国际关系研究中的边缘地位,逐渐成为学术研究的中心.仅仅从规范性思考出发来研究上述这些问题是远远不够的,无论是从理论建构还是理论检验的角度来看,基于大规模数据的统计分析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青睐.以选举研究和认同研究为例,没有统计分析作支撑的研究已经很难在欧洲学术刊物上发表.如果不能用数据来“说话”,一个学者几乎无法参与到主流的学术讨论之中.基于统计分析的大量学术研究不仅对传统理论假设进行了科学的检验和修正,同时也建构起了大量微观理论和中层理论.它们不仅为宏观理论补充了坚实的实证基础,也为元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材料.

欧洲研究中统计实证的繁荣有其物质背景.一方面,欧洲社会科学整体的发展水平较高,经济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领域较早采用了调查和实验等研究方法,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方法和数据.另一方面,欧洲各国政府和欧盟委员会对大规模社会调查持鼓励态度,产生了大量可供社会科学研究使用的数据库,大大便利了欧洲研究中实证研究的发展.在成员国政府层次,由于欧洲各国都是选举制国家,历来重视选举研究,形成了政府、独立调查机构和新闻媒体为主体的社会调查网络,积累了大量数据.在欧盟层次,欧盟委员会大力鼓励全欧性社会调查.从1973年,委员会启动了“欧洲晴雨表(Eurobarometer)”项目,在所有成员国范围内每年进行两次大规模调查,其问卷覆盖了十分广泛的议题.迄今为止,此项目已经成为欧洲研究中使用率最高、最重要的研究数据库.此外,欧洲社会调查(EuropeanSocialSurvey)、欧洲价值调查(EuropeanValueSurvey)等社会调查项目以及众多的欧洲选举调查都积累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数据库.在鼓励调查和数据收集的同时,欧盟也大力推进使用这些数据的二次学术研究,这些数据库中的多数都以非营利的方式向研究者和私人使用者开放.而在欧盟的历届研究框架下,都对基于统计分析的实证研究有所偏重,如NEWGOV和CONNEX等研究网络项目都强调了突出实证研究的重要性.

这些条件为欧洲问题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便利,培育出了多层次、多维度的理论的生长.尽管目前欧洲研究领域中仍然缺乏成熟的宏观理论,但有了丰富的微观和中观理论基础,假以时日,这一局面必将逐渐改变.

欧洲研究领域中重视实证这一特点十分值得我国的国际关系学借鉴.当前,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我国正处于一个瓶颈期:一方面,学界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纯粹理论争论的不足之处,开始对从文献到文献的研究方式产生厌倦(这种厌倦同样曾在欧洲研究发展的特定阶段中出现);另一方面,学术界又很难产生出超越西方“三大理论”的新的理论建树.我国国关学界对这种局面有不少反思,例如,所谓“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提法就是对这种状态的一个反映,说明学术界渴望超越西方话语的中心地位.但是各种各样的新概念、新口号却无助于扭转这种困局.原因在于:这种理论疲倦与创新不足并存的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实证研究不足带来的结果,而非简单的概念转换问题.经验是客观知识产生的唯一来源.从学术理论发展的历史轨迹来看,同样如此.无论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的“三大理论”还是欧洲一体化研究中涌现的“功能一政府问一新功能一自由政府间”等理论演进,都是在观察和抽象特定历史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由于我国的国际关系学起步较晚,为了追赶国际水平,采取了从理论人手进行学科建构的路径.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合理而必要的.但是随着学科发展的日渐成熟,我国的国际关系学终究会再次面临实证与理论的辩证关系问题.


鼓励实证研究将在以下三个方面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的发展:检验理论、发展理论和建立完整的理论解释体系.首先,西方主流理论是产生在经验研究的基础之上,它们是产生于对特定国家在特定历史时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关注.对于中国这样的后发展国家,如果不加批判地陷入西方理论的预设前提和论证逻辑,则注定无法跳出其结论所存在的局限性和伦理缺陷.而要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仅仅闭门造车式地从中国文化符号中挖掘个别新概念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回到其所产生的经验土壤中,对其进行前提批判.因而,只有当中国的研究者回到事实层面,从经验实证出发,对西方主要理论的创生过程进行重复检验,对其结论进论证或证伪,才有可能真正对西方理论展开对话和批判.其次,国际关系学不是一种智力游戏,它有着紧迫的现实关切.对于我国学者来讲,研究国家和社会所面临的问题,寻找最优解决方案是第一使命.即使从科学共同体的角度来看,也存在着探索人类社会发展趋势、避免和解决冲突、以及追求人类福利的提高等伦理目标.这都要求我们回到经验现实之中,研究事物之间的关系,发展出真正“有用”的理论.第三,理论有不同的层次,不同层次的理论是为了解决不同层次的问题.理论是事物之间关系的描述,没有对个别性关系的把握就不可能科学地掌握一般性关系.同样,没有丰富的微观理论和中层理论为基础,就不可能产生出体系层次的宏观理论.鼓励实证研究将促使中国国际关系学发展出完整的理论层次,形成一个自足的理论生态,这是理论发展和创新的必要前提.

结论

欧洲研究有其独特之处:它的研究对象只是一个特定地区,因而对理论的普适性要求较小;欧盟特有的历史经验使欧洲研究者更多关注于合作而非冲突;欧盟制度一体化的程度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因而欧洲研究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对于其它地区而言尚显超前.然而,欧洲研究中所出现的一些新的特征却可以为国际关系研究所借鉴.欧洲研究为国际关系研究提供了以下启示:首先,超越国际政治和国内政治的区分;其次,不同的研究范式之间进行建设性的融合;第三,加强实证研究,形成实证研究和理论建构之间的良性循环.这些启示都要求我们在继承传统三大理论遗产的同时,要对其展开批判和超越.唯其如此,才能促进我国国际关系学的良性发展.

(责任编辑:张业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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