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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古时候,文章都不长.《老子》五千言,写了一生.孔子教了一辈子书,弟子三千,贤人七十,记下来的笔记――后来叫作《论语》――也不过一万数千字.
二
何以其初都短,其后越来越长?值得研究.据我猜测,大致有技术上的困难和表达上的需要.
古时没有纸笔,老子著书,孔门记言,都得一个字一个字用刀刻在简上,费时费力.一片一片刻了字的竹简木简用皮绳串起来,就成了书,即所谓简册.若是动辄十万言、数十万言,刻起来非常费劲.为作者计,或为记录者计,自然越短越好.所以古人写文章能简省的尽量简省,“辞达而已”.当然,言太简,意太赅,也会给阅读与理解带来很多困难,但技术条件如此,也就只好将就些了.后世技术条件改善,于是注家蜂起,理解不同,歧义迭出,你有心得,我有体会,弄得人头昏脑胀.这固然有太简带来的麻烦,但多半是后来好为人师者强作解人的结果.
三
待到有了纸笔的发明,书写不再那样困难.为了不致“意不称物,文不逮意”,也为了使文字的表达更有艺术性,更能打动人,于是缘情绮靡、体物浏亮、缠绵凄怆、穷形尽相,文字也就越来越长.
印刷术的发明,省去了抄录的工夫,长篇巨制渐渐乘时而起,但汉字的不便于打字,终究令中国的作者畏于“爬格子”的艰难,所以直到上世纪80年代,十万字的小说便称长篇,百万字以上的著述终属寥寥.这其实未始不是好事,让读者省却了许多看废话的工夫.
四
及至进入了“电脑时代”,写作已不再艰难,一天数千字乃至数万字的写作速度,并不需要有什么倚马之才.书写技术的便捷,使善于利用者很容易就弄个“著作等身”.所以,看到一些介绍中有什么著述几百万字之类的广告,无须惊为天人.长,不代表著作的质量；多,也不表明学识的渊博.遗憾的是,数量崇拜不仅在一般读者,就是许多以做学问为职业的地方,也以产出的速度和数量定高下――学问云乎哉!
五
现在写书已被称为“码字儿”,把字儿一个一个码上去,倒也形象.“码字儿”若“进步”到了用“预制件”组装,速度就会飞速增长.这些“预制件”可以来自自己,也可以来自他人.来自自己的叫“复制”,来自他人的叫“抄袭”.复制自己虽使文字不必要地拉长,总还算“版权所有”；抄袭他人若不注明出处,便有剽窃之嫌,有伤令德.此类事已多有揭发,但有趣的是很少见到抄袭者的公开道歉,也不曾见到对剽窃著作的封杀――管事者对某些书毫不宽假,对另一些书却网开一面.这种严厉与宽容并存,消解着学术界的原创精神.
六
不知是不是为了表现思想上的“保持一致”,在社会科学的某些领域,把“复制”当作研究的习气颇盛.一些洋洋大作,只是在重复或拼装有关文件或讲话.原典既在,何必再弄这些二手、三手的货色?但电脑时代,这类拼装甚为便利,鼠标一点,嫁接完成,再用公款包销下去,名利双收.所以一些部门和一些人乐此不疲,全不问是否在虚耗钱财,制造文字垃圾.
七
一些有意思的现象值得关注.
譬如,讲到指导思想,上个世纪初,我们说“马克思主义”；二三十年代,说“马克思列宁主义”；40～70年代,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80年代以后又继续添加.单单说在什么思想指导下,就要用去不少字.
诚然,在历史的长河里,人类的认识总是逐步深化的,后一代总要加入新的思想成果.中国的儒学在两千余年间一直是的主流意识形态,其间不断有所丰富,但儒学还是儒学,若非论述思想的发展历程,是并不需要从孔、孟、荀、董直到韩愈、朱熹把根脚从头数的.
但今天不同.由于在一些重要文件中这样的说法一再出现,于是给人一种一个都不能少的印象,好像谁要是少写了一个,便别有什么用心似的.这就像县里一个部门作工作总结时,一定要历数从中央到省委到市委到县委的“英明领导”、“高瞻远瞩”、“亲切关怀”、“具体指导”一样,生怕少讲了一个会得罪人.
八
另一种写作方式也值得注意.某些官员或非官员,似乎刻意追求一种流行的风格,不重内容而重气势,不屑平实而求华丽,几乎到处可以看到排比的句、段,不用人人皆懂的话语而偏好看似深奥的术语.结果,用繁复之辞掩空洞之意,以艰深之语饰浅陋之思.
九
这类文风,事关政风、学风.工作不求实效而重形式,说话不求解决问题而求讨人喜欢.要改变,须上面带头,而且口说无凭,必得下个疾言厉色的文件,才能叫上上下下稍稍有点震动――冰冻三尺啊!
（作者系新华通讯社高级编辑、望周刊社原副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