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北大图书馆的几个问题考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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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18年,第一次到北京,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这对此后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与北大图书馆的有关问题,学术界有各种说法.通过考证,可以初步认定是经杨昌济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并得到李大钊的安排,于1918年10月22日至26日之间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直到1919年3月12日之前.

［关 键 词］北大图书馆杨昌济蔡元培李大钊

1918年,第一次到北京,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了一段时间,在这里他结识了著名的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大钊等人,这对此后的思想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有关问题,学术界的说法莫衷一是.本文认为,是通过杨昌济推荐给北大校长蔡元培,并得到李大钊的安排,于1918年10月22日至26日之间进入北大图书馆,并工作到1919年3月12日之前.

一、初来北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

1917年,章士钊任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向校长蔡元培推荐了杨昌济出任伦理学教授.当年5月,杨昌济应蔡元培之邀,从长沙赴京,出任该职,6月,携家眷住北京鼓楼后豆腐池胡同九号.杨昌济得知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正积极倡导中国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后,便写信告诉在湖南组织新民学会的,嘱他尽快来京,为湖南青年赴法作联系和准备.为此,的同学蔡和森先行,6月23日由长沙启程,25日到达北京,联络赴法勤工俭学的具体组织事宜,并住宿在杨昌济家.在杨昌济的介绍下,蔡和森很快见到了蔡元培、李石曾等人,商议了赴法的各项细节［1］（p7）.不久,蔡和森两次写信催促,要求他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别转达了杨昌济的意见：“师颇希望兄入北京大学”,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2］(p44).1918年8月15日,和萧子升、张昆弟、李维汉、罗章龙等24名青年,坐火车离开长沙,奔赴北京.由于路遇洪水,道路阻断,19日方抵北京.第二天,就去看望杨昌济,并与蔡和森住在杨家前院南房一间客房里.不久,考虑到来京的新民学会会员住地过于分散,不便联系,经杨先生帮助,与蔡和森迁居位于沙滩北大红楼附近的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现吉安所左巷八号）.在这七号小院的北房西间,他和蔡和森等八位新民学会会员同居一室,“隆然高炕,大被同眠”,夜晚任何一人要翻个身,都要先和周围伙伴打个招呼.经杨昌济联系,蔡元培、李石曾同意为湖南青年先办三处留法预备班［3］(p38).

二、是如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

湖南先后抵京准备赴法勤工俭学的青年达四五十人,是全国来京人数最多的省.面临着如何解决生活费用的问题.据他回忆：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杨昌济）在北京大学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4］(p54-55).关于与李大钊相见一事,学术界有各种说法.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和他同时代的人》一书记载：8月下旬,经蔡元培介绍,到北大图书馆当助理员,当时馆长是李大钊.在这里,第一次见到了仰慕已久的李大钊.金冲及主编的《传》记载：10月间,经杨昌济介绍,认识了当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5］(p41-43).文献出版社的《年谱》记载：“10月,经杨昌济介绍,认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3］(p38).以上说法都没有提到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那么,到北京后并任职北大图书馆与蔡元培有什么关系呢?

据萧子升回忆说,由于生活困难,他们想到了蔡元培：他一贯的仁慈宽厚,我们写信请示他可否给同学安插一个打扫教室的工作.蔡校长知道了这件事,有个更好的主意,蔡先生致时任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先生的书函可为明证：“守常先生大鉴：欲在本校谋一半工半读工作,请设法在图书馆安置一个书记的职位,负责整理图书和清扫房间,月薪八元.蔡元培即日.”李大钊顺从的给了毛清扫房间、整理图书的工作,一个极简易的差事［6］.

萧子升的说法是否准确呢?无疑,进入北大图书馆,需要征得北大校长的同意.那时尚无人事管理机构,教职员工的任用与罢免,全由各机关、各学校的最高首长决定.如果没有蔡元培校长的许可,是无法进入北大图书馆的.或许有过杨昌济请李大钊帮在北京找工作的事情发生,但事实上,李大钊当时为了图书馆的迁移问题事务繁忙,很难有时间解决的工作问题.因此,如果说正式相见,需要在蔡元培到校后并得其首肯,虽然并不一定需要面见蔡元培.当时几乎所有进入北大的推荐都需要先向校长请示并由其决定,既然杨昌济是经人推荐并由蔡元培邀请调入北大的,杨理所当然可以找蔡元培.蔡元培对青年才俊的培养与厚爱,不拘一格选拔人才的方式也为杨昌济推荐提供了可能,梁漱溟等人就是最好的例证.梁是一个未能考上北大的学生,但由于发表的文章很有见解,蔡元培就可以直接聘请他为北大哲学系讲师.杨昌济对于资质俊秀、为学勤奋的得意门生,肯定会自信地向蔡元培推荐,从杨昌济邀来北京,并希望他进入北大读书的信件中即可推测其后续行为.

杨昌济是在什么时候与蔡元培说的呢?又是什么时候与李大钊正式见面的呢?蔡元培1918年7月18日去北京香山避暑,9月20日主持了北京大学开学仪式［7］(p226-227).在开学以前,蔡元培不在北大.杨昌济向蔡元培推荐的时间当为9月20日后.如果蔡元培同意了,李大钊为安排工作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李大钊个性比较热心,乐于助人,也会尽快答应杨昌济先生的请求,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为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工作职位.在此之前,与李大钊见面的可能性亦很小.1918年8月19日到北京后,主要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们联系,帮助解决住宿、学习及赴法经费等,直至10月10日,和蔡和森等人都在统筹赴法勤工俭学事宜.虽然生活困难,也曾表示急需找一个工作,但筹备勤工俭学的头绪繁多,且到处奔波,根本无暇着手自身的工作问题.而李大钊在开学后一直忙于图书馆的搬迁,一旦蔡元培同意后,就可以与李大钊见面并联系工作之事了.如前所述,、李大钊均有时间见面当为9月20日至10月14日之间,而10月上旬见面的可能性更大.因此,可以较有把握的说,杨昌济通过向蔡元培推荐,得到了蔡元培的首肯,然后再找李大钊帮忙解决了的工作问题.即便有其他程序的可能性,蔡元培与李大钊两人都功不可没.

三、蒋梦麟说法辨析

进入北大图书馆的问题,还有另一种说法.曾在北大代理校长的蒋梦麟在《回忆中的李大钊、》一文中说：“到北大图书馆当书记,是在我代理校长的时期.有一天,李守常（李大钊）到校长室来说,没饭吃,怎么办?我说,为什么不让他仍旧办合作社?他说不行,都破产了.我说,那末图书馆有没有事,给他一个职位好啦.于是我就拿起笔来,写了一张条子：‘派为图书馆书记,月薪十七圆.’”［8］(p123)

蒋梦麟的说法存在明显的错误.蒋梦麟担任代理校长之时,并不在北京.由于受五四学潮的影响,蔡元培离开北大.1919年7月23日上午10时,北京大学学生全体集会欢迎蒋梦麟代理蔡元培到校主持校务［9］(p94).直到9月20日,北大新的学期正式开学的时候,蔡元培才到校处理校务.而此前的两个月便为蒋梦麟第一次代替蔡元培出掌北大的校务［9］(p99).到北大图书馆任职,是在1918年10月间,蒋梦麟此时尚未进入北大.蒋梦麟是在1919年春就任北大教育系教授,第一次代理北大校长,自1919年7月下旬至9月中旬,而是时已离开北大,两者毫不相关.据梁漱溟讲,北来,即投住杨昌济家,一面经杨介绍为图书馆职员,一面缴费做旁听生听课.正值五四运动之时,却未在北京［10］(p217).也许蒋梦麟为其他图书馆管理员批过类似的条子,但绝非.而且,当时并不出名,作为一校之长,为推荐工作批示的条子,往往不会具有较深的记忆.即便是蔡元培的各种回忆、书信,也无记载为批过条子的事情.

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具体时间

关于进入北大图书馆的具体时间,目前还没有较为明确的说法.1982年2月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的早期革命活动》、1996年8月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传》等书均没有明确说明从什么时候开始进入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而《青年》介绍：9月底,经杨昌济介绍,到李大钊任主任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11］(p90).同样没有说明进入北大图书馆的具体时间.

许多人根据北京大学档案馆留存的工资发放册记载,认为,由于于1918年12月和1919年l月、2月先后签收了3个整月的工资,由此可知,开始在李大钊身边工作的时间,当在1918年11月或12月.据工资单而认定其进入北大的时间为11月,甚至更晚为12月,此种说法也不能完全令人信服.因为工资单可能丢失,曾在北大工作的许多名人的工资单就很难找到存根.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分析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的活动找到解释的依据.

当时北京大学的开学日期一般定在9月20日.9月14日,李大钊发《图书馆主任布告》,告知本馆各职员按规定时间到校办公［12］(p58).当时北大的新图书馆很快正式启用,10月,图书馆迁往新址即红楼.红楼第一层,主要作图书馆之用,分为21个书库,6个阅览室.也就是说,开学后,北大图书馆主要是搬迁工作.10月14日,《北大日刊》载《图书馆主任布告》,告知本馆现拟迁往新大楼,从14日起,上午闭馆,下午及晚间仍在旧舍开馆、办公［12］(p59).由此可知搬迁的时间是在10月14日开始.10月22日,《北大日刊》发《图书馆主任布告》,通告自即日起,一概在新舍办公事.10月26日,《北大日刊》发《图书馆主任告白》,告知本馆第二阅览室在新大楼第一层31号室,专以陈列各种日报等本校教职员工及学生可随时入览［13］(p60).至此,在图书馆正式上班的时间已非常明显了,即为10月22日到26日之间.当时北大图书馆由5个阅览室组成,负责第二阅览室,即报纸阅览室.每天的工作除打扫外,便是整理上架新到的报刊和登记前来阅览者的姓名.这15种报刊主要为上海《申报》、《时事新报》、《民国日报》,北京《晨报》、《京报》、《国民公报》、《顺天时报》,天津《大公报》,长沙《大公报》以及英文《北京导报》,日文《支那新报》等中外文报纸.进北大图书馆任职,自然解决了生计问题,也可以留在北大自由旁听和参加各种学术活动.因为当时蔡元培主张北大的学术活动和课堂教学向全社会开放,招收一批旁听生［13］(p119).而离开北大的时间当为1919年3月12日之前.是日因母亲病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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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大图书馆的收入很低,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为二三百元,每月薪金却只有八元,是最低一级的工薪.美国记者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载了关于北大的一段回忆.说：“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头面人物很有兴趣,我打算去和头面人物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大忙人,没有时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话.”［4］(p54-55)对过去的抱怨不假,但当时在杨、蔡、李等人的帮助下,进入北大图书馆,却基本解决了生活难题.也利用这个大好机会积极参加北大哲学会和新闻学研究会的活动,有选择地旁听北大的一些重要课程.在北大,结识了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邓中夏、邵飘萍、胡适等新派人物,这对其五四前后思想的转变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他逐步接受与研究马克思主义,从而走上共产主义道路不可缺少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