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篇著作引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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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林彪向提出,公开刊行这封信时不要提他的名字.后来,他在《西江月•,重上井冈山》中写道：“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说“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原题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是1930年1月5日,写给当时红四军第一纵队司令员林彪的回信,意在帮助林彪转变对中国革命的悲观思想认识,指出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可能性.1930年新年刚过,在刚刚结束的古田会议上重新当选为红四军前委书记的收到一封信,信中过高地估计了敌人的军事力量,对时局和革命前途流露出一股悲观情绪,认为中国革命未必很快到来,因此,应采用比较轻便的流动游击方式去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写信人是红四军一纵队司令员、前委委员林彪.

当时,林彪产生悲观情绪并不是偶然的.1929年4月,红四军主要负责人、朱德收到了2月9日发出的《给润之、玉阶两同志并转湘赣边特委信》,即“二月来信”.此信是根据共产国际总书记布哈林的指示起草的.当时,布哈林对中国农村革命形势估计过低,甚至怀疑红军在农村发展的可能性.“二月来信”要求朱德、将队伍分散,每支数十人、数百人,最多不超过500人,还要朱、毛离开队伍回到,以便“隐匿大的目标”.红四军前委对“二月来信”进行讨论后,决定不予执行.但这封信还在红四军官兵中产生了一定的消极影响.

看了林彪的这封来信后,感到林彪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并不单单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是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它反映出在反革命力量不断对红色区域进行“围剿”、中国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时期,右倾悲观情绪和思想在党和红军中仍有一定的影响,说明这些同志没有看到中国革命的希望,却被当前的困难所吓倒,因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答复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和发展的问题,我们就不能前进一步”.

为了帮助林彪转变错误认识,并以此教育全军,经过深思熟虑,1930年1月5日,在古田赖家坊的“协成店”驻地,给林彪写了一封题名为《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的长篇复信.在信中,除对那些右倾悲观思想做了分析批评外,更多的是深刻阐发了他的关于中国革命要“以乡村为中心,以农村根据地促进全国革命”的思想.在信的最后,以诗一般的语言和描绘了一幅令人鼓舞的前景,目的是要勉励林彪及其他一些红军指战员振作精神,克服悲观心理,激起他们对于在农村创造大片红色割据局面的热情,迎接革命的到来.这样写道：“我所说的中国革命快要到来,决不是如有些人所谓‘有到来之可能’那样完全没有行动意义的、可望而不可及的一种空的东西.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在信的末尾,再次向林彪指出：“我所不赞成你的,是指你缺乏建立政权的深刻的观念,因之对于争取群众促进革命的任务,就必然不能如你心头所想的完满地达到.我这封信所要说的主要就在于这一点.”很显然,给林彪的这封复信,已超越了一般私人之间通信的意义.因此,在发送给林彪的同时,还请红四军政治部将复信油印发至红四军各大队党支部,以便让更多的指战员了解他的思想和意图.

对于林彪写信给这件事,50余年后,黄克诚有一个客观的评论.他说：“林彪写信给,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在党内来说,一个下面的干部,向党的领导反映自己的观点,提出自己的意见,现在看来这是个好的事情,如果把自己的观点隐瞒起来,上面说什么就跟着说什么,这不是正确的态度.林彪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尽管观点错误,但敢于向上级反映,就这一点说,是表现了一个员的态度.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就应该提出来,现在应该提倡这种精神.”

如果说林彪在1930年还有这种不隐讳自己观点的坦诚态度的话,但是后来,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他也就变得越来越矫饰了.1941年出版的《六大以来》、1944年的《抗战以前选集》和1947年出版的《选集》都全文收录了给林彪的这封回信.然而,1948年2月28日,决定编辑出版《选集》准备收入这封信之际,时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东北局书记的林彪致函,说“我同意在党内外公布这封信,为不致引起误解,我同意公布信的内容,而不公布我的名字”,也可避免国外“种种无益的推测”.同意了林彪的要求,在将该文收入《选集》的时候,将开头几段和结尾处指名批评林彪的文字删去,并将题目改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69年9月,已成为唯一的副主席,并行将成为接班人的林彪,更感到需要把自己早年的这一段历史完全洗刷掉.于是,他在重游井冈山后,授意军委的一位秘书填写了一首《西江月•,重上井冈山》,并送呈阅.全文如下：

繁茂三湾株树,茫茫五哨云烟.井冈搏斗忆当年,唤起人间巨变.红日光弥宇宙,战旗涌作重洋.工农亿万志昂扬,势把敌顽埋葬.

四十年前旧地,万千往事萦怀.英雄烈士启蒿莱,生死艰难度外.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辉煌胜利尽开颜,斗志不容稍减.

词中第六句,人原来写的是“何疑星火燎原”,林彪看后不满意,于是改为“岂疑星火燎原”,虽说只有一字之差,但明显语气加重了,显得信仰更加坚定了,真可谓欲盖弥彰!难怪看后,稍稍一哂,用红铅笔在“志壮坚信马列,岂疑星火燎原”下面重重地画了两条粗杠,并打了一个问号,说道：“这是历史公案,不要再翻了.”

《反对本本主义》：“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以至于在失而复得后,高兴地说“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反对本本主义》,原题为《调查工作》,是1930年5月在寻乌调查期间,为反对教条主义而写的一篇论述调查研究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这位年轻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处在来自共产国际和的一道道指令的包围之中,这些明显烙上了“左”倾印记和教条主义的指令,同他在实践中获得的知识与结论产生了越来越明显的矛盾.于是,力图在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方面做出新的努力,使之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层次.1930年5月,在寻乌进行调查期间,随着对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认识趋于成熟,决定向只懂得照搬外国经验和按上级指令办事、脱离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本本主义”提出挑战.为此,写下这篇传世名著.对于这篇著作,很是喜欢和重视,因为它是经过了一番斗争写出来的,无论是在中国的历史上,还是在思想的发展史上,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它强调“必须洗刷唯心精神”,反对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在中国的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了“人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提出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样一个著名的口号,并从认识论的高度做出了深刻的分析和说明,指明了调查研究就是认识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中国革命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著名论断.这些观点已经包含了后来被中国总结为思想活的灵魂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因子,形成了思想活的灵魂三个基本方面的雏形.因此,《调查工作》一文,是中国历史上和思想发展史上一篇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献.

1930年8月,《调查工作》在红四军和苏区革命根据地曾有油印本、石印本流传.可惜的是,这篇被自己喜欢和重视的著作,除了当年由闽西党组织印刷出版过几次以外,一直没有在别的地方发表.而且闽西出版的这些本子,也由于历经战事,连本人也没能留下一本.因此,在延安时期亲自主编的《农村调查》、《六大以来》,以及后来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选集》,均没有收入这篇文章.1951年出版的《选集》第一卷也只能付之阙如,一直为它的遗失而惋惜.直到1957年2月,福建省上杭县茶地公社（今茶地乡）一位叫赖茂基的农民,把自己珍藏了27年之久的一本石印单行本《调查工作》小册子,作为革命文物献给了龙岩地委.这本《调查工作》单行本的末页上印有“特委1930.8.21翻印”字样.分析起来,这很可能就是由当时的闽西特委翻印的.1958年11月,革命博物馆（今中国革命博物馆）到龙岩地区征集文物时提出要收藏此件,并登录在文物清单上.1959年8月,龙岩地区文教局将此件邮寄到北京,存入革命博物馆.虽然年代久远,这本小册子的纸张已经发黄了,但它的重新出现,使从调查研究中总结出来的科学思想结晶又呈现在人们面前.1960年底,政治研究室借到此件后,由研究室副主任、的秘书田家英送阅看.在这个时期,正为党内缺乏调查研究之风而寝食不安,这篇被自己视为珍宝的著作的失而复得,又唤起了他对当时写作心境的回顾.他告诉人们,这篇著作是经过了一番大斗争写出来的,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并不喜欢,这篇我是喜欢的.失散多年的“孩子”终于找回来了.

1961年3月,把这篇著作作为文件印发给各局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3月11日,特地为它写了如下说明：“这是一篇老文章,是为了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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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持久战》：白崇禧深为赞赏,十分赞成,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并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英文版发行后,很快震惊了世界.

《论持久战》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讲演.当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10个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着战争的早日胜利,结果却是北平、天津、上海、南京、徐州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全国人民包括内部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有些人感到迷惘,“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流传.悲观情绪甚至影响到了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如家乡的一位青年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做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深感有必要对抗战10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论持久战》一文,客观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在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即敌强国我弱国、敌退步我进步、敌小国我大国、敌寡助我多助,以及这些矛盾的发展变化做了深入的分析后,对战局发展及其未来前途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的胜利是中国.中国能够速胜吗?答案：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同时,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情况,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三个阶段：即敌人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阶段；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阶段；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阶段.并强调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造成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分析判断,为人们全面清晰地描绘出战争发展全过程的完整蓝图,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念和争取胜利的信心.

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的抗战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据长期担任李宗仁幕僚的程思远回忆：“《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做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当时是由周恩来从武汉寄到香港,委托宋庆龄翻译的.爱泼斯坦等参加了翻译工作.很重视这件事,并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的利益.”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的评价.一位外国记者这样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半轮廓.”

一篇论文具有如此强大的说服力量和震撼人心的力量,在历史上是少有的.以后抗日战争的实践,充分证明《论持久战》中的预见是完全正确的,是符合实际情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