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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赖若愚纪念文集》即将付梓,通过收集、整理、通读赖若愚的文稿,我对老一辈革命家赖若愚更加充满了深深的敬意.
1949年9月1日,山西省委成立时,赖若愚担任山西省委第一副书记.次年,书记程子华调离山西,赖若愚继任为省委书记,不久又担任山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兼山西省军区政委,可谓身兼数职,任务繁重.此时的山西百业待兴,百废待举,工厂尚未完全复工,生产处于停顿状态,商业倒闭,失业人数众多,许多农民缺衣少食,到处是饥饿的百姓,到处是流离失所的灾民.
与此形成对应的是,当时山西的干部非常缺乏,一批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战火考验,从太行深处、吕梁深处走出来的干部随着解放大军南下、西进,走向了解放全国的战场.
一个百业凋蔽的山西,一个充满了光明、希望、憧憬的未来,这二者之间有多么漫长的路要走,有多少艰苦的工作要做,需要流多少汗水,付出多少心血!
可以想见,身兼数职的赖若愚责任有多么重大、工作有多么繁忙.尽管工作千头万绪,但在赖若愚的身上,还是保持着太行时期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他凡事都从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开始.
他深入到各个工厂、学校、农村,与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促膝交谈,掌握许多第一手资料.那个时期,各行各业都处于起步阶段,会议也是很多的,我查阅了1950年的《山西日报》,看到了许多有关会议的报道,有许多会议,赖若愚都是要出席的.有时甚至一天要出席三四个会议,上午出席职工代表会议,下午开文代会,晚上还要亲自主持省委的会议.
这么多的会议,如此繁重的调查研究,还有许许多多工业、农业、商业、市政、民生等方面的问题需要赖若愚去处理.当时干部又少,按理来说,赖若愚一天下来,一定是头昏脑胀,筋疲力尽了,哪有闲余时间写文章啊!
可是,毋庸置疑的是,摆在我案头上的这些文章确实出自赖若愚之手,文风简朴,语言泼辣,短小简捷,直出胸臆,没有废话、套话、官话,一针见血,单刀直入,通篇都是对工作的思考和探索,见之如见其人.赖若愚一生勤勉,不知写了多少富有见地的文章,仅编入纪念文集的就有183篇,100万字.另据他的老战友、老部下回忆,除了他自己明确署名的文章外,还有许多《山西日报》的社论、代表省委写给、华北局的报告、工作汇报、总结也是他亲自动手写的.
这些文稿,引起了我深深的思考.作为一名省委书记,一名高级领导干部,他的身边有秘书,文章可以由他们来做,为什么还要不辞劳苦亲自动手写文章呢?原来,赖若愚对于亲自动手写文章有独到的理解,他有一句发人深思的名言,他说：我深入基层,到工厂、农村与群众交朋友是调查研究,坐在办公室写文章也是调查研究,只有通过写文章,才能把对调查研究的材料作更进一步的思考,然后上升到理论,再到实践中去接受检验.正因为他抱有这样的指导思想,所以长期以来,他一直不停地深入基层,一直不停地写文章,在他的一生中,写文章已融入了他的工作和人生.
细细想来,赖若愚的调查研究观与《实践论》中所论述的实践的观点是一致的.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人的认识过程有一个从感性上升到理性的阶段.深入到工厂、农村、学校作细致的调查,是获得感性认识的阶段,通过写文章、思考,又将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阶段.赖若愚的一生就是在这样的循环往复,不断加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中度过的,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从赖若愚的调查研究中,还可以使人们悟出一个道理：所谓的调查研究是分为调查和研究两个方面的.深入基层仅是调查研究的一个方面.在“走一走,看一看”的过程中,人们掌握到的可能是事物的表象,有句老话叫“透过现象看本质”,要想获取事物的本质,就必须做深入的思考,只有对表象做一番“由此及彼,由表及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认真梳理,人们才能掌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性.因此,仅仅深入到基层去,还不是完整的调查研究.在充分调查的基础上,把党的方针、政策与本部门、本地区的工作实际相结合,做认真的思考,甚至亲自动手写出指导性强、理论性强的文章,才是真正地发扬了党的优良传统,才是真正的调查研究.
领导干部要亲自动手写文章,这是一贯的倡导,建国初期一大批领导干部都是遵循着这一倡导成长起来的.我不仅读了赖若愚的文章,而且还读过山西其他省委书记如陶鲁笳、卫恒、王谦等人的文章,他们的文章一样都带有深厚的泥土味,一样地耐人寻味,朴实无华.
赖若愚当年担任山西省委书记时,根据调查研究,在自己的文章中对于如何恢复经济、建设山西进行了精心谋划.他首次向全省人民提出“建设一个工业化的新山西”的号召,《山西日报》创刊的首日,他在文中写道：“我们将为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建设人民的工业而奋斗,为改进教育、发展文化事业而奋斗.”对于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问题,他说：“从古到今,中外各国治天下,没有知识分子是不行的.”太原市总工会成立时,他又强调：“不仅要吸收体力劳动者参加工会,而且应该吸收脑力劳动者参加工会.”对于建国初期一些人错误地把私营工商业当作“挤”的对象这一做法,赖若愚一再重申党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基本原则,他说：“私营工厂生产是中国工业建设必不可少的部分,的政策对民族工商业是要保护和发展的.因为领导革命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极大地发展中国的工商业尤其是工业,把中国变成工业国,必须使中国和最先进的国家看齐.”在领导恢复、发展山西经济的同时,赖若愚也高度关注文化建设.他强调：“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但并不是不要文化,相反地是要大力发展文化,不过所要的是新主义的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当年赖若愚写的许多文章是受到过和党的高度重视的.1951年1月24日,由赖若愚代表山西省委起草的《关于取缔一贯道工作的报告》呈送给,读后向全国作出重要批示：“关于取缔一贯道,以山西的经验为最完全、最正确,也最彻底.山西省委（书记赖若愚）写得很好.”之所以如此重视山西的经验,其主要原因是赖若愚的报告出自第一手材料,源于自己的思考.
由于赖若愚在山西任职期间,带领各级领导干部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又做了认真细致的理性思考,他的文章、报告、总结等文献正确地指导了山西各行各业的建设.到1952年赖若愚调离山西的当年,全省经济建设得到快速发展,从工业到农业,交通运输到商业,从城市建设到文化、卫生、教育事业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局面,为当年全省国民经济恢复任务顺利完成和后来山西的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