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珍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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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珍藏着一本特殊的,虽然只是质地粗糙、印刷简陋的一页黄纸,可父亲每当拿起它总是爱不释手――那是延安《红军卫生学校》的.只有多年未见的老战友来访时他才拿出来,和战友们一起回忆那一段段激动人心的岁月,说起那些与有关的历史故事.从那些故事里,我慢慢了解了父亲：了解他入学前作为红军“土造医生”在浴血奋战中对医学知识的渴求；了解他入校后作为党培养的第一代医务干部的刻苦专研；了解他从学校毕业后随部队转战南北救死扶伤的勤奋工作；了解他从一个普通红军战士到一个部队医疗专家和领导的成长历程.

父亲原本是大别山里的一个放牛娃,1930年他毅然离家投奔红军,因为刚刚17岁,领导看他长得瘦小,怕他扛不动,就分配他当了连队卫生员,从此父亲一生与医结缘.说起来,父亲入伍时斗大的字不识一筐,他说自己的第一个学校是长征路.每天行军不管多累,他都要在休息时跟认识字的老兵学几个字,然后在地上练习写,这样一年下来就认识了上千字,可以简单地写封信、看看书报了.于是,父亲把听到、看到和用到的战伤救护方法都一一记下来,整天小笔记本不离手.

红军时期的卫生工作条件十分简陋,卫生员得自己捡木板做简易的骨折固定夹板,把换下来的脏纱布辅料洗干净、晒好,煮敷消毒器材备用,配盐水作消毒液,到老乡那收蜂蜜作伤口愈合药.上面发下来一点紫药水那是“宝贝”,要留给重伤员用.

那时,红军生存困难,整天奔袭作战,部队疲惫不堪,卫生员还要安排照顾重伤员.父亲战地救护的本领全是在实践中学习的,那些老连长、老排长告诉他老看护怎样包扎固定,父亲一边照着做,一边自己琢磨新法子.这样边学边干,边干边提升,入伍3年就当上了团卫生队看护长.到长征后期,父亲已是团卫生队队长,成为战士心中很有名气的好军医了.

长征中,红军缺吃少穿、匮乏,国民党围追堵截战斗不断,一场战斗下来,战死的比活着的都多,加上过草地雪山,战士们饥寒交迫,部队急剧减员.父亲回忆说,当时他带领卫生队跟随部队转战,每天在大部队后面收容时,都能看到路边饿死、累死的战士,遇到奄奄一息的,他就安排救护抬到卫生队收容.一天,父亲看到路边有个负伤掉队的连长,他在地上爬着追赶部队,已经好几天粒米未进,一步也挪不动了.见此情景,父亲用自己的坐骑把这位连长驼到卫生队,一直到他昏迷两天后苏醒,才把他转移到后方医院治疗.分别时,两人互留姓名,相约胜利时再见.没想到,两人真是在建国后解放军第一次授衔时相见的.当沈阳军区领导宣布,授予军区总医院院长林春芳上校军衔,授予军区装甲兵政委杨中行少将军衔时,他们同一时到了对方的名字,随后激动地相认.杨政委第一句话就是：“救命恩人啊,可找到你了!”

父亲告诉我说,战争年代他亲自抢救的伤员不计其数,有的后来为革命献出了生命,有的如今已成为共和国的将军,也有的已复员回乡种田.晚年的他,每当想起这些战友,就会觉得光荣、自豪、庆幸、满足.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所经历的艰苦卓绝是他们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终生不忘的精神财富.

1938年,父亲因工作突出被部队选调到延安红军卫生学校学习.因为是已有8年军龄的“老干部”,领导任命他为学员十四期期长.这次入校学习对一个“土造医生”来说真是雪中送炭的提高机会,父亲如饥似渴,是当时学员中学习最刻苦、成绩最优秀的.老战友们都说：“那时的林春芳是大伙儿心中的英雄楷模啊!”

那时的延安,吸引着一批又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青年,红军卫校主要接收有文化的青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当时延安生活十分艰苦,学员们要边生产边学习.农忙时节,学员们下田干农活,铲地播种、除草收割,只有在农闲时才能抓紧时间读书学习.

窑洞是学员们的校舍,窑洞前的大树下就是课堂.同学们席地而坐,大树上挂个黑板,老师认真地讲着、画着,同学专心地听着、记着.老师的一本解剖图谱同学们传看,一小时后便传给另一班.晚上,一个班的学员围坐在窑洞的一铺大炕上,中间是一个小炕桌,上面放盏小油灯.为了省油,灯捻放得很低,小火苗一闪一闪,10个同学向蒜瓣围着蒜柱似地紧紧围坐在灯旁,借着昏暗的灯光,“贪婪”地看书和课堂笔记.那笔记本是每周一个学员发的几张草纸订起来的.父亲的笔记曾是同学们的考试蓝本,他常常把解剖图画下来,成为学员们传看的另一本教科书.父亲的笔记记得最好,解剖图画得也非常清晰.

父亲随军南征北战几十年,精简过多少次行装,但从没有丢掉这些在红军卫校时的材料,它们成了父亲从医生涯的珍贵纪念和传家宝.如今,我看到那个草纸笔记本已经泛黄变脆,可解剖图206块骨头依然那么清晰地、活灵活现地浮在纸上.笔记本封面上写着父亲为自己起的笔名“林松”.他喜欢松树的风骨与坚韧,而笔记本上的字字句句都可以看到他本人的坚韧和执著.

就是在这所红军卫校里,父亲和母亲相识相爱了.母亲是1938年投奔延安的热血青年,和一群年轻人整天围着父亲听他讲打仗的故事,期间她看到了这个唯一的红军干部学员与众不同的品行：他开荒总是最多,背柴总是最重,画图总是最像,考试分数总是最高,实习手术操作总是最漂亮.妈妈曾说,父亲讲的那些战斗故事成了他们战友情谊和恋人情意的心理桥梁和精神红娘：他带领伤员组成的突击队夜袭敌人据点,夺来急需的和药品；他巧妙地躲过敌人封锁,把大批伤员转移到安全地带.在妈妈眼里,父亲是千千万万个红军战士中的优秀代表,也是部队医务干部的光辉榜样.渐渐低,她对他由敬佩变成爱慕.于是,他们开始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妈妈吃饭时总是把限量的小米饭拨给父亲一些,休息时总是为他把脏衣服洗干净；而爸爸也总是把笔记先借给妈妈看.在静静的延河岸边,留下了两人共同学习的身影、一起散步的脚印.毕业时,他们成了红军卫校一对人人羡慕、同窗结缘的革命伴侣.

就是在十四期,红军卫校的学制从一年改为三年.据说这是参考了苏联专家的意见,也是体现党对自己培养的医生寄予厚望.就在十四期学员毕业的1941年,红军卫校正式更名为中国医科大学,红军卫校十四期学员因而也就成了中国医大的第一期学员,父亲也因此成为中国医大第一期期长.

毕业前夕,学员们个个热血沸腾,纷纷写请战书、决心书,要求分配到前线部队、英雄部队,到最需要的地方去为部队卫生事业建功立业.

父亲把同学们的请战书、决心书统统交到校长王斌手中,同时也代表大家表达了一个愿望,希望领导能来参加毕业典礼,并为大家颁发书,或为大家题词纪念.

当时,学校离首长的住地很近,王斌校长常去那里汇报工作,也为首长们看病保健.于是,他向主席转达了同学们的心愿.过了几天,同学们正在地里帮老乡干活,只见首长住地那边一个人骑马而来,走近了同学们才看清是的秘书.只见他朝着大家招呼道：“这是医大的同学吧,谁是领导啊?”同学们指着我的父亲异口同声地回应：“他是期长.”父亲赶忙迎上前去.秘书就把手中的一封信递给父亲说：“听说你们马上要毕业到各个部队去了.主席太忙,没有时间参加你们的毕业典礼,这是主席为医大毕业学员的题词,让我专门送来的.”话音刚落,同学们都高兴地蹦起来了：“为我们题词了!为我们题词了!”大家欢呼着围拢过来.父亲小心翼翼地打开信纸,只见刚劲有力的十几个大字跃然纸上,他兴奋地大声读道：“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为红军卫校十四期学员题词.”同学们再次兴奋地欢呼起来,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父亲把题词交给十四期的才女学员赵国芸,她随后动手把题词放大.一时间,题词让整个校园都沸腾了.

毕业典礼那天,被放大了的题词被庄重地挂在会场,全体学员在题词下庄严宣誓：“听从党分配,到前线去,救死扶伤,建功立业.”他们要用实际行动践行、党的指示和希望.毕业典礼上,每个学员都接到了一张印着题词的《书》.证书上,题词手写体被印成红色作背景,上书学生姓名和学制说明.这张书对全体学员来说,是最珍贵的文凭、最珍贵的纪念,以后再有什么样的学习也无法超越这个特殊年代、特殊教育对他们一生理想、品格和作风的造就和培养.

题词给学员们注入了一股强大的动力,鼓舞着他们走进部队,奔向抗战前线.父亲毕业后被分配到26陆军医院工作,随部队转战南北,战争在那里打响,他带领的医疗队就出现在哪里,常常是几小时的战斗,紧接着几十小时的手术.父亲总是连续手术,直到把伤员全部救护完才下手术台.他用在红军卫校学到的知识指导实践,技术水平一步步提高,先后担任了外科主任、医疗院长.他根据战伤病例实际发明了新术式,如五指炸没了的伤员,他用掌指切开法使伤员能用掌指来活动,能拿笔写字、用勺吃饭,甚至还能打.

到建国初期,全国各军区总医院的院长中有百分之八十来自红军卫校,军区卫生部的领导也多半来自那里.红军卫校是名副其实的红生的摇篮,题词更成为部队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传承了几代人,鼓舞着一代又一代部队卫生干部成长奋斗,父亲仅仅是他们当中的一个代表.

而今,清贫一生的父亲早已经离开了他深爱的亲人.他没有给子女留下任何财物,留下的只有那张印着题词的红色,以及作为军医参战所荣获的几枚军功章.他把一生献给了部队卫生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