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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败走台湾.凭军队人数、武器装备、经济实力等他哪方面不超过中国可是,他最终成了一个失败者.
一九四七年的三月五日,胡宗南攻入延安,发布的嘉奖电称：“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积愤,殊堪奖赏等”
五月,蒋致电全部美式装备的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称：“抓住解放军主力,实为难得之良机,务必奏奇功于一役.”
可惜,几天之后,七十四师全军覆没,张灵甫亦死.六月,在军队内部就此总结说：
“部分高级将领专横跋扈,任人唯亲,已和军阀差不多”,“因之,大家都养成自保自足的恶习,只看到自身带领的一部的利益,对于友军的危难,整个战争的成败,几乎是漠不相关等我们的军队纪律如此废弛,精神如此低落,要与之作战,绝无幸免于失败的道理.”
不仅如此,“军官普遍贪污,虚报兵员和偷吃空饷”,“现在各级军官对上级的命令,大多阳奉阴违,甚至根本没有执行,以致命令功用,完全丧失.”
“发生在前线的最大骗局,就是那些军官还没有和共军接触,就说敌人第几纵队到了我的正面,第几纵队到了我的侧面,好像形势十分紧张.可到实地调查,不过是少数敌人,甚至在他们正面根本没有这个番号.”
七月,蒋又在党内会议上表示：“余参加革命几十年,从未对革命前途产生如此的失望和悲戚.这原因不是经济的危机,不是政治的绝境,也不是一天一天的壮大.原因只是国民党和三青团的败坏！”
“我们党和团,没有基层组织,没有新生的细胞,党员和团员在群众间发生不了作用,整个党的生存,差不多完全寄托在有形的武力上,这是我们真正的危机,也是我唯一的忧愁.”
至一九四八年,战场形势更加严峻,是年一月七日,蒋在日记中描述了自己的悲凉心态：“阅地图所示,扩张之色别,令人惊怖,若对匪作战专重对付其军队主力,而不注重占领面积之原则,亦将陷于不可挽救之地步.”
蒋在这年一月的内部高级将领会议上,以“斗争进入生死关头”为宗旨,严厉训斥了他的军事将领和政府官吏,训斥是“为了指出国民党人的弊病和虚弱之因,以使我们转败为胜”.蒋怒斥道：“你们今天做军长、师长的人,如果真正凭自己的学识能力,在外国做一个团长的资格,都不够！正因为我们中国一切落后,人才贫乏,所以你们竟能以微薄的才能,担负如此重大的责任！”
军官对属下士兵的不闻不问,蒋也深恶痛绝,“一些基础训练项目,像瞄准、射击、侦察、联络等,军官们都不放在心上”,所以“士兵战斗技术落后,不能作战.”“部队里不仅做不到同吃、同穿、同住”,而且“将领们还要侵吞军饷”.
蒋感叹说：“共军干部对于这些点,倒可以说是完全做到了.他们官兵之间,只有职务上的区别,而没有生活上的悬殊.”相反,国民党军队的待遇,“能够让士兵不叛变,不逃跑已算很好了.”
蒋还表达了对的欣赏：“不仅认认真真地研究和讨论问题,而且踏踏实实地完成任务”,“他们不容有一丝含糊笼统的观念,决不允许哗众取宠,半途而废.”相比之下,“我们一般干部不用脑筋,既不精细,又不确实等所以要陷于失败.”
蒋随后又痛心指出：“老实说,古今中外,任何革命党都没有我们今天这样颓唐和腐败,也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的没有精神,没有纪律,更没有是非标准.这样的党,早就应该被消灭、被淘汰了！”
七月二十七日至八月二日,国民党“戡乱军事检讨会”在国防部举行,大会第一天,即指出：
我们在军事力量上,本来大过数十倍,制空权、制海权,亦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论形势,较过去在江西围剿时,还要有利.但由于在抗战胜利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败于胜利之后的大接收！
蒋还警告说：“现在,势力日益强大,匪势日益猖獗,大家如果再不觉悟、再不努力,到明年这个时候,我们能不能再在这里开会都成问题.万一控制了中国,则吾辈将死无葬身之地！”
一九四九年,蒋说：“我们的贪污腐败,真是无奇不有,简直难以想象！”
至四月,随着在三大战役中全胜,蒋再次反省：“军事和政府部门,对过去的失败都负有责任.但是最主要的责任,是因为党的瘫痪,党员、党的组织机构和党的领导方式问题重重.因此,党成了行尸走肉,政府和军队也就丧魂失魄,结果是军队崩败,社会动乱.”
这支军队已经失掉了“灵魂”,没有战斗力和纪律,并由那般无能、狭隘的军官来指挥,“这样的军队,不能不走向失败”.
一九五六年,在败退台湾、痛定思痛、实行土改后,蒋又在《苏俄在中国》一书中写道：“毋庸讳言,众多的因素把我们推向了失败等”这包括,在“四年的剿共战争中,我们未能将民生主义的原则,付诸实施.”（摘自《中外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