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传播学书籍出版与传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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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对中国大陆30余年来传播学出版的专著、译著的规模、过程、主题与核心作者等方面的数据整理、分析与研究,发现我国的传播学研究已经具有相当规模,但在理论积累以及成果创新方面还显薄弱,部分著作存在重复劳动；许多原本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还有一些没得到足够重视；当前我国传播学研究队伍的知识背景依然相对单一.因此,传播学学科内各个领域的均衡、全面发展仍需强调,吸引各学科研究者进入到传播学领域,进一步加大力度发展高质量原创成果,应是当前中国传播学研究的努力方向.

关 键 词　中国大陆　传播学　书籍出版　均衡发展　原创成果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作者简介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博士研究生,杭州310028

一、研究的缘起与目的

书籍是知识传递、扩散、储藏、累积的主要载体.相比较于期刊,书籍是作者思想更为深刻和谨慎的积淀与凝练,流传时间更长,影响力可以渗透到其它专业领域乃至学术圈之外.特别在人文社科界,书籍的重要性则更加突出.流传后世的所谓“经典著作”,多属书籍.一个学科的专著是否丰富还往往标志着该学科的发展是否成熟,而一个学科专著数量的变化过程也常常反映了该学科研究的兴衰历程.因此,对一学科学术发展状况的了解,可以通过分析该学科的书籍出版来获得.

1978年以后的30余年来,中国大陆的传播学教学与科研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显学.据中国教育部高教司统计,第十批学位授权申报核准以后,全国现有新闻学与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6个,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点19个(其中社科院系统1个,不计自主设立的博士点),新闻学与传播学硕士点123个(其中社科院系统3个).至2009年,300余所高校设有新闻学与传播学各专业点700余个、教师1万余人、在校本科生13万人、研究生超过万人.

传播学是个舶来品,书籍对传播学在中国大陆的引进与发展起着重要作用.根据浙江大学传播研究所的《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要目》和王怡红、胡翼青主编的《中国传播学30年传播学主要著作目录》,以1978年至2008年为时间跨度,对辑录的传播学专著、译著进行统计与分析,描绘30年来中国大陆传播学领域之内的书籍出版的数量和性质,以了解我国传播学研究的过程,分析现状,明晰发展前景.

二、中国大陆传播学书籍出版的规模状况

自20世纪50年始,我国的传播学研究经历了引进、开垦、培植、播种、收获与发展的不同阶段.1978年后,日本和美国的一些知名传播学者相继访问我国大陆,介绍西方传播学的概念、理论与方法.20世纪80年代,以美国学者施拉姆等所著的《传播学概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多种声音,一个世界》等中译本出版为标志,传播学开始受到我国学术界的关注,随之出现了一系列的传播学研究的论著.早在1978年7月,郑北渭编译发表了《公共传播学研究》和《美国资产阶级新闻学：公众传播学》两篇文章,在新闻传播界引起反响；第一本书介绍西方传播学的论文集《传播学(简介)》于1983年问世.自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从翻译国外传播学经典作品开始.专著、译著是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相结合的表述,是一个学科研究领域中取得进展和成就的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变化发展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一个学科研究的进展情况.根据《中国传播学30年传播学主要著作目录》,笔者统计截至2008年,中国大陆共引进翻译出版外国传播学研究著作共104部；与此同时,中国大陆共出版传播学原创专著486部,共计出版590部(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传播学专著、译著出版总量呈不断增长、略为浮动的态势,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介绍引进阶段(1981-1989).此阶段偏重学习、引进研究,整体专著出版较少,而且主要以译著为主,对传播学的基本理论、主要模式和研究方法等进行了全面介绍和探讨.这一阶段共出版传播学书籍20本,其中译著10本,占此时期传播学书籍出版总数的50％.此阶段为以后的传播学研究积累了基本知识,提供了直接的资料来源.

(二)渐入正轨阶段(1990-1996).传播学研究已经从基本知识介绍与平息逐渐过渡到自主创造的阶段,传播学的研究领域有了很大的拓展,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新闻传播与经济发展、公共关系、广告经营研究、传播技术、媒介使用研究等,也不断地形成研究的大势和主题.这一阶段传播学著作出版数量比较稳定,变化幅度较小,共出版传播学书籍79本,是上一阶段总量的近4倍.

(三)发展繁荣阶段(1997至今).1997年,新闻与传播学成为国家一级学科,这对于传播学的发展、学术地位的提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传播学研究开始加速发展.传播研究主题的拓展发展较为迅速,如媒介批评、传播伦理研究、传媒政策与法制研究、新闻传播公信力研究、收视率研究、舆论监督研究、媒介经济和管理研究、传媒制度研究、传播观念研究、健康传播,媒介与社会性别、媒介素养教育、媒介环境学、媒介地理学、传媒与农村发展建设、政府形象传播与危机管理、国际传播、广告研究等.专著出版较之以前具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至2008年已经出版了491本,平均每年出版近42本,呈现出学科繁荣的景象.

从表2可以看到,上世纪80年代以传播学译著出版为主,后原创专著逐渐增加,占据主要部分.特别是在1997年后,传播学专著数量明显增加,2001年出版的专著达到28本,在2007年更是达到了57部.

三、中国大陆传播学书籍出版的主题与核心作者分析

作为传播学书籍出版,其主题、核心作者能体现出这门学科发展历程与现实状态以及所呈现出的特点,并对以后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纠偏和前瞻意义.

从表3可以看到：

1.“传播理论”方面的专著、译著最多,共计127本,占总数的21.5％,“网络与传播”、“新闻传播”、“传播与文化”和“传播史”等方面的著作,分别是67本(占总数的1114％)、44本(占总数的7.5％)、42本(占总数的7.1％)、42本(占总数的7.1％).以上五类图书共计322本,占全部出版著作数量的55％,表明这五个研究领域是三十年来我国传播学研究的重点领域.

2.“大众传播”、“国际传播”、“广告传播”、“大众传播法”、“传播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著作数量也比较大,分别是35本(占总数的5.9％)、35本(占总数的5.9％)、17本(占总数的2.9％)、18本(占总数的3.1％),17本(占总数的2.9％).以上五类图书共计122本,占全部出版著作数量的21％,在我国传播学研究中也占有相当的份额.

3.“传播美学”、“健康传播”、“艺术传播”、“知识传播”、“经济传播”的书籍出版数量依然很少,分别为2本,2本,2本,2本,1本.这一方面体现出传播学研究者的整体偏好,另一方面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些交叉研究领域的发展还不太成熟.

4.2000年之后,一些原本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了较大的发展,如：“传播科技”(8本)、“传播学史”(11本)、“组织传播”(8本)、“人际传播”(6本)、“传播符号学”(4本)、“传播心理”(8本)、“媒介伦理”(10本)、“政治传播”(6本)等领域.一方面,社会发展使得一些问题较之以前更为突出,引起了更多研究者的注意；另一方面,很多传播学研究者是清醒的,研究领域之间的均衡发展对传播学整体进步具有重要意义.

通过对传播学书籍作者的统计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当前学科发展的状况,反映作者与著作数量的关系,并从整体上勾勒出传播学研究队伍的科研能力,有助于了解我国传播学研究队伍的状况.

核心作者指的是出版作品数量多、影响力大的作者.在590部著作中,出去团体作者,按第一作者统计,共有448位作者,其中有一部分是多产作者.经统计,发表一部著作的共有408人,占作者总数的91％；发表两部著作的有10人,占作者总数的2％；发表三部著作的作者有15人,占作者总数的3％；发表四部及四部以上著作的作者有15人,占总数的3％.可以认定,发表作品在四部及四部以上的这15位作者为当前传播学研究队伍的主要力量,是本学科研究的核心作者群.

根据统计,拥有10本以上著作的作者有邵培仁(19本)和戴元光(18本),以下分别为：何道宽(6本),陈力丹(6本),李彬(5本),明安香(5本),郭镇之(4本),关世杰(4本),陈卫星(4本),展江(4本),殷晓蓉(4本),吴予敏(4本),张咏华(4本),卜卫(4本),段鹏(4本)(图1).

此外,以下作者对中国传播学研究也有较大的影响：张国良,杜骏飞,吴廷俊,居延安,朱增朴,陈崇山,黄鸣奋,尹韵公,张昆,孙宝寅,崔保国,匡文波,徐耀魁,刘京林,刘海龙,魏永征,段京肃,孙五三,孙旭培,袁军,胡钰,刘晓红,童之侠,胡春阳,刘燕南等.

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队伍已经形成了较大的规模,出版著作达到二部以及两部以上的人数已经到了40位,这充分展现了中国大陆传播学研究30年来所取得的成绩.当然,从高产作者的性质来分析,绝大部分作者都居中在高校和科研院所,而且人员仍然以来自新闻学居多,这与传播学自身的多学科交叉性质相违背.尽管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有学者指出这一问题,直至今日还没有实质的改变.

四、结论与思考

30年来,中国大陆传播学的发展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在“系统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创造”16字方针的指导下,传播学坚持不断引介国外成果的同时,也非常注意自我创新.当然,国外特别是美国传播学研究在我国的影响还很大,译著在我国传播学界具有相当的话语权.这一方面反映出我国传播学研究与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主流传播学存在一定的依附关系,另一方面也体现着我国传播学研究在理论积累以及成果创新方面还显薄弱.

中国大陆传播学原创著作中,很多是“概论”、“通论”,几乎千篇一律,重复劳动太多.此类著作很多只是为评定职称等一时之用,其理论贡献和社会效用很低.

近十余年来,一些原本研究不足的领域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如“传播美学”、“健康传播”、“艺术传播”、“知识传播”、“经济传播”等领域依然没有得到重视.传播学学科内各个领域的均衡、全面发展依然需要进一步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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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学是一门建立在多学科基础之上的新兴的知识领域,而当前我国传播学研究队伍的知识背景却相对单一,以新闻学为主的研究队伍支撑整个传播学研究显得单薄、吃力.在传播学交叉研究的很多领域中,传播学所进行交叉的另一(或若干)学科在研究中所占比重和所需要的理论储备、深度要远远超过对传播学自身理论储备的需要.很多传播学交叉学科研究理论深度不够的原因也恰恰在于此.许多传播学研究者对其欲进行交叉研究的另一学科的理论功底不够,导致研究成果浅尝辄止,甚至机械呆板,意义不大.而由于一些交叉研究中其它学科占的比重大,又易于被划人到其它学科的研究中去,这显示出这些交叉地带在当前的研究程度与状况.在一些与理工、心理学相交叉研究领域,由于其理论、技术的繁杂和设备的贵重,更适合与相关其它学科的研究者合作.而如今的情况却是：跨学科合作既存在着途径、兴趣等问题,也存在学科体制上的限制等问题.交叉领域的研究者竟然不关注其他相关学科的发展似乎是不可思议的,但这确实出现在传播学交叉研究之中.至今为止的大部分交叉学科研究都出自传播学研究者圈内,呈现出保守的特征.

研究者们要多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借鉴其它学科的理论成果,形成多学科融合、交叉研究,同时吸引各学科学人进入到传播学这一领域,进一步壮大队伍,提高整体学术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