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权力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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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了,现在让我们做个小小的中场总结.

在此前的讲述中,我们详解了如下机构：首先是选出了国家主席,然后是国家主席提名了国务院总理,之后国务院总理提名了副总理和部长等,组成了政府.然后讲了最高法和最高检,这两个制约政府的机构,中间还穿插讲了军事委员会这个掌握全国武装力量的机构以及它同国防部的关系.

这中间,我们不断提到一个机构,就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现在,轮到它了.

我们在前面不断地铺陈,其实就是为了最后突出它独一无二的地位.因为,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我们之前提到的所有这些看起来权力巨大的机构的领导人,全部都由全国人大选举或者决定任命；

这些领导人中除了法律上没有实权的“虚位元首”国家主席外,也都明确规定要对全国人大负责；

而包括国家主席在内,全部,是的,全部的国家机构内的高级官员——从国家主席到国务院总理,到“两高”负责人,再到各部部长,全国人大都有权罢免.

它的权力不仅如此,它还听取和批准这个国家每年度的预算报告草案,决定这个国家如何“花钱”——当然,因为全国人代会是3月份开,前面有两个月未经批准政府先提前花了一部分钱.

除此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同时还负责制定所有重大的基本法律,包括我们不断提及的国家根本大法《宪法》.

所以,简单说,全国人大就干了三件事：通过立法,决定这个国家按照什么样的规则运转；通过人事任免,来决定由谁来具体掌管和实施这些运转；再通过审议和批准预算,决定整个国家运转中,钱怎么花.

因为全国人大的地位在整个国家机构体系中最高,所以它的每个全国人大代表,都拥有名副其实的特权：开会期间,非经全国人大主席团许可,闭会期间,非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许可；这些代表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判.而他们在人代会上的发言和表决,也不受法律追究.

他们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会期间,还有权对国务院和各个部委进行质询,而所有质询必须有回复.有一次一位全国人大代表甚至认为国家体育总局没有存在的必要,最后他还是获得了来自国家体育总局的回复——当然,回复是：经过体育总局的论证,体育总局认为自己还是有存在的必要.

每五年,13亿中国人都会通过选举产生近3000名全国人大代表.

代表中,会有相当一部分为官员.一般来说,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委书记、省长(市长、主席)都是全国人大代表,各个省的发改委主任和财政厅厅长,大多也是.省会和省主要城市的市长,一般也均为全国人大代表,但是各市的市委书记和县委书记等,几乎都不是全国人大代表.

这些代表的人数,并非一直都维持在近3000人的规模.第一、二届全国人大代表只有1200余人,公开资料说,这与当时的会场——中南海怀仁堂的场地容量有关——装不下更多的人.所以到人民大会堂兴建时,提出的硬性标准是,大会堂的一层必须要有3500个座位,因为当时计划的全国人大代表人数,就在3500人左右.

每年的3月5日——这个时间已经固定下来很多年了——这3000名代表会大致用10天左右的时间来开几场会,表决之前提到的诸如人事任免、预算、“两高”报告等事关中国的几项最重要事务.

至于是给好评、中评,还是差评?依照法定程序,代表们会按下面前无记名电子表决器.

为代表们提供的,是一套全球最大的系统,3011个电子表决器被安装在人民大会堂的座席上.

它的出现,也与一次代表们开始集中出现“差评”有关.1989年之前,所有的议案表决全靠举手通过,直到1989年的全国人大会议在表决一项议案时,工作人员第一次碰到棘手的事：反对与赞成的人数不相上下,表决基本靠手是不行了,蔚为壮观的举手表决,很快被静默无声的无记名电子取代.

但国家也不能天天开会.代表们开完会返回各地之后,全国人大作为中国最高权力机关,依然需要维持正常运转.所以,在全国人大闭幕期间,有一个常设的核心机构来行使全国人大的职权,这就是全国人大常委会.

单从视觉体验上来说,此时国家的最高权力指令,不是来自于人民大会堂一层的大礼堂,而是来自人民大会堂二层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厅.

按照宪法,只有全国人大才能决定是否修改宪法,而其常委会只能解释和监督宪法的实施；只有全国人大才能选举和任命、罢免之前提到的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副总理,“两高”负责人这些副国级以上的领导；而其常委会,则任命和罢免国务院的部长和“两高”的副手等低一级的部级官员；另外,只有全国人大,才能批准年度预算.

与全国人大代表3000人的群体相比,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数更精悍——1名委员长,13名副委员长,1名秘书长,160名委员（共计175人）,就是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人数.175人的规模,也是延续自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规制.

上述人员,不能同时在政府以及法院和检察院系统中担任公职,这也是为了避免出现自己监督自己的情况.

委员长、副委员长和秘书长以及委员都由选举产生.前三者,按惯例是等额选举,也就是说一个职位只对应一个候选人,而最后的委员,则是“差额选举”,会有候选人不能当选.

鉴于中国的执政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员长也都是党员,而且自原政治局常委乔石担任这一职务起,每届委员长,也都会由一位政治局常委出任.不过与国务院实行的总理负责制不同,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更类似于一个总召集人.

还有6位党派的领导人——中国有8个党派,他们是执政党中国的伙伴——出现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名单上.党派领导人担任副委员长,是惯例.

还有两位副委员长具备少数民族背景,也在少数民族地区担任过省部级官员.这也是惯例.一般来说,藏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壮族这4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政府主席们都有机会晋升为副委员长,历史上甚至曾经有4个少数民族干部都获任的情况.

在160名常委会委员（即全国人大常委）中,也有许多是来自地方或者部委的原省部级官员,很多正省部级官员在“退居二线”时,都会归于全国人大常委会.

所以也会出现这样微妙的场景——此前,在,他们是法律执行者.在地方,他们是被法律规范的官员.现在,到了他们领导制定与修改法律的时候了.

值得一提的是,若论对政治现实的了解,确实要数这些官员.原来很多地方大员们对部委主导的某些法律规章虽有不满,但因为还要有求于各部委,大多也就私下抱怨抱怨.如今卸任去了人大常委会,过去的顾忌不用在乎了,积压在心中多年的块垒也有了发泄的必要——所以在讨论法律草案时,说话最猛烈直接的,往往是他们.

全国人大常委会是每两个月召开一次,按惯例都是逢双月下旬.一旦有特殊需要,经委员长会议决定,可临时召集会议.所以如果不是双月下旬,又在《新闻联播》中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开会的新闻,这就绝对是新闻了.

需要说明的是：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级别以上的领导、国家主席和副主席、国务院国务委员以上的官员、军委主席和副主席、“两高”的负责人,这些副国级以上官员,统称“国家领导人”,他们是我们这个国家政权的核心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