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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新闻传播理论研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作为其中一个分支——对外传播学的研究,也有了良好的开端,为继续发展打下了很好的基础.特别是段连城和沈苏儒两位老前辈几本专著的问世,既标志着我国的对外传播学已经走过了奠基和开创阶段,也说明中国外文局在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方面处于前列.
自建国之初,外文局便是一片对外宣传实践的沃土,一代又一代的园丁在这里辛勤培植着对外宣传的理论之树.这些园丁有幸得到了、周恩来、宋庆龄和陈毅等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指引,又有过老局长罗俊同志这样的带头人.是他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把一批享有盛誉的编辑、翻译团结在这支队伍当中,为起步不久的对外宣传事业无私奉献.早在1961年,担任对外文委副主任兼外文出版社（外文局的前身）社长的他,就系统地提出了对外宣传的一些理论问题,如“政治性与艺术性”、“对外宣传的规律”（包括对象与效果、对内与对外、内容与形式等）.正是在他的引导和组织下,开展了一场澄清业务思想的大讨论.大讨论的结果便是直到今天还闪耀着理论光辉的那份文件——《关于对外宣传的艺术性问题》.这是那一代外文局人对外宣传实践的理论总结.所论包括对外宣传的目的和任务、对外宣传的基本内容、读者对象问题、“内外有别”的原则、对外宣传的一些方法和技巧等.许多提法都具有理论创新的意义,也体现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此前对外文局工作的指示精神.只可惜,在十年浩劫中,我国的对外宣传走了一段弯路,外文局自然也不能例外,许多正确的理论和思想受到批判.“”过后,经当时主持我国宣传工作的同志亲自点名,罗俊同志又回到了外文局的领导岗位.他首先带领全局同志开展书刊对外宣传的拨乱反正,重新肯定过去正确的实践和理论成果,并倡导新的研究风气.正是在他的组织之下,外文局一批既有实践经验、又有理论功底的老同志开始对外传播理论（那时还称对外宣传）的研究和探讨.
奠下第一块基石
当谈到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时候必先提到曾任中国外文出版发行事业局局长的著名编辑家、翻译家段连城,甚至凡谈对外传播学必先谈他的那本书.可以说,正是他的著作所发射出的理论光辉惠及我国整个对外传播事业,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益见其正确性,对现实工作的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
读他的《对外传播学初探》,可以发现书中处处闪耀着理论创新的光辉.本书第一版为汉英合编本,成书于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8年由中国建设出版社出版.那时候,整体说来,我国的对外宣传工作已经摆脱了“左”的桎梏,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和成绩.以对外宣传业界一位“老兵”自诩的段连城由衷地欢呼,说这是“我国对外宣传的新阶段”.但是,建国后对外宣传的许多经验教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总结,更没有使之提升到理论高度.正是他,凭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从总结这些经验教训出发,加上自己多年的丰富实践、理论思考和深入研究,推出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为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建设奠下了第一块基石”（沈苏儒语）.
是他,在书中第一次使用了“对外传播”这一概念,以别于“宣传”一词之贬意（指虚夸、粉饰等）的用法.在整本书中,他多处使用“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的提法,甚至把“HowtoHelpForeignersKnowChina”作为《对外传播学初探》汉英合编本的英文书名,足见在他看来这一提法是多么重要.
又是他,在书中首先提出了对外传播学的准确含义.他在书中所述的对外传播的任务、对外传播的主体、对外传播的原则（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明白易懂或者说思想性、艺术性、针对性）、对外传播的技巧（内外有别,清晰易懂,生动活泼）、书刊在对外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对外传播中的翻译工作、地方外宣的意义作用和方法、对外传播对象的研究（了解对象国的社会环境和人的态度、历史、经济、政治、社会）,等等,构成了由他所倡导的对外传播学的主要内容、理论框架和学术体系.
在段连城逝世七年后的2004年,由他的老朋友、老同事沈苏儒帮助补充增订的新版《对外传播学初探》,由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在它的封底有这样几段简短的文字：
“我们不可低估外国读者和听众的智力,但也切勿高估一般外国人对我国的了解水平.”“外国人的文化背景决定了他们的行为准则、价值观念和好恶标准,这一切又影响着他们对中国传播的接受程度.”
“为了帮助外国人了解中国,对外传播工作都应该摒弃‘宣传心态’.”
“对外传播必须遵循三条基本原则：实事求是,有的放矢,明白易懂,或者说思想性、针对性、艺术性.”
这便是全书精华的浓缩.
比较第一版,可以发现,增订版虽然取消了英文部分,但实际内容却多了将近一倍的篇幅.新增内容全都是第一版问世后段连城同志关于对外传播的新论著,这些内容,使作者的理论更为丰满,体系更加完整,也更加提高了《对外传播学初探》一书对进一步改进我国对外传播工作的现实意义和指导作用.
又一开创之作
与段著《对外传播学初探》（增订版）出版的同时,五洲传播出版社还出版了沈苏儒著《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这是沈老1999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传播学概要》的增订版.
段连城和沈苏儒,可谓外文局的双子星,又可并称为我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双擘.是他们两人同时开始了对外传播理论的研究,共同开创了我国的对外传播学.和段连城一样,沈苏儒也对我国的对外宣传事业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客观而论,《对外传播学概要》及其增订版《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的出版,奠定了他与段连城同志一起作为我国对外传播学研究开创者的地位.
沈老的《对外传播学初探》也是我国对外传播学的开创之作.时任副主任、外文局局长的杨正泉对这本书有十分精当的评价：“《对外传播学概要》最突出的特点是一部理论性专著,它就我们在对外传播（我国习惯于称作‘对外宣传’）实践中遇到的一些基本问题,从整体和理论的高度作了比较系统的科学的概括和论述,既有对外传播学的普遍性,又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既有理论性,又有实践性和学术性.”它的增订版因为更突出了理论色彩,也便更提高了对对外传播实践的指导意义.关于对外传播学,沈老是这样定义的：先有了传播,而后才有了传播学；传播学是社会科学中一个重要的新兴的学科,而对外传播学又是传播学的一个重要的新兴的分支,是专门研究以外国人为传播对象的传播学.对外传播学要研究的,是如何了解对外传播的对象、把握对外传播的特性和原则、改进对外传播的做法、提高对外传播的效果的问题.
《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就是回答这些问题的：
对外传播是跨国的、跨文化的、跨语言的传播,这一本质使对外传播具有与对内传播迥异的特殊性.因此,内外有别就成了对外传播始终如一的原则.
对外传播的对象是外国人,其中也包括海外华人.这是一个众多、复杂、多变而又文化背景各不相同的群体,不但要内外有别,还要外外有别.从事对外传播的人,不但要内知国情,还要外知世界,要遵循“内外有别”、“了解第一”和“让事实说话”的基本原则.
让外国人正确了解中国,要记住和实行这样的原则：凡是需要外国受众知道的,一定要讲清楚,讲到他们能够懂得；凡是没有必要向外国受众报道或非常不容易使他们明白的,就干脆不要讲.
通过提供事实（客观报道）来达到传播的目的,就叫“让事实说话”,这是对外传播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方法、一种技巧、一种艺术,是我国新闻事业优良传统的组成部分.在对外传播中,最重要的是摆事实,至于如何判断,则由读者、听众自己从事实里得出来.只有掌握了让事实说话这一最实际、难度最大的原则,才算领悟了对外传播的精义,才能达到对外传播艺术的最高境界,
对我国的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沈老有着重大贡献.2004年《对外传播学初探》修订再版的时候,他已是85岁的老人,但是在书中却可以处处感受到他与时俱进的青春活力和求真务实的理论勇气.此时他虽然离休多年,但无时不心系对外传播事业的发展和理论研究.
编纂“基本教材”
和《对外传播的理论与实践》同时出版的沈苏儒另一专著《对外报道教程》,是1990年由今日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的增订版.
当年担任主任的朱穆之同志看到《对外报道业务基础》的写作提纲后说：“对外宣传很需要这样的基本教材,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对培养和提高对外宣传工作者的业务水平会有很大的作用.”朱穆之还在为这本书所作的序中说：“沈苏儒在这本书中的论述是合乎历史发展的、有真知灼见的,又是清晰易懂的.”
《对外报道教程》所讲述的就是对外报道中国的原则和基本的方法、基本的技术,包括对外报道的特性、选材与结构、文辞与表述、组稿与采访、翻译工作与编辑的关系、图片工作等.可以说,这是对外报道的“一本通”.国际著名新闻工作者爱泼斯坦在向读者推荐这本书时说：“这本书的价值并未受到时间的影响,这是因为这位老新闻工作者的见地不是来自书本,而是来自他自己的长期实践,所以将会有助于使较年轻的对外报道工作者知道应该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上、应该做什么和应该怎样做.”
沈老的书告诉我们,为了搞好对外报道工作,为了使读者明白和理解所报道的内容,自己就必须了解读者所在国的情况,也必须了解中国的情况,并且要使自己的认识跟上世界和中国的不断变化,这都需要学习和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
沈老的书还告诉我们,对外报道工作者不但要以增进国际了解为己任,还要善于增进国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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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要“做一个德才兼备的、优秀的对外报道工作者”,必须研究和掌握对外报道的特点、原则和规律.具体说来,应从五个方面努力：加深对工作和生活的热爱、锻炼新闻敏感、苦练基本功、扩大知识面、学习一种外语.留下宝贵遗产
2009年6月4日,沈老走完了自己90年的人生历程.6月8日,今日中国杂志社举行了一个小型的告别仪式.就在告别的时候,头一天晚上刚赶制出来的一本新书被摆到了他的枕旁.这便是他的新著——《对外传播理论·翻译研究文集》.由朱穆之题签、赵启正和蔡名照作序,由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和今日中国杂志社选编、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收录了沈老多年来发表的43篇涉及对外传播理论研究的文章和涉及翻译理论研究的9篇论文.发表的时间从1984年到2009年.这些论文是他对外传播学理论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其结集出版,对丰富对外传播理论研究成果及其进一步系统化,对提高外文局在对外传播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和影响,对推进全国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都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他为我们留下了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又一种宝贵遗产.
沈老的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成果不仅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他在其中传递的一些信息,或许也值得有兴趣的人士细细品味.
第一,在指导思想上,“传播”与“宣传”这两个概念的同异和关系,在中国正逐渐被厘清,“传播”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并且被认可.用“对外传播”取代“对外宣传”,不仅是用词上的差异,更是指导思想上的转变.
第二,传播学被从西方引进中国后,结合中国的实际,在吸收、借鉴、消化的同时,进而服务于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需要,将它中国化,显然是十分必要和及时的.沈老的研究成果,已成为中国对外传播学的重要基石.
第三,美国学者提出“软实力”后,沈老很快就开始结合我国实际,介绍和研究这一学说.他认为,中国有许多软实力资源.但要使资源转化为实力,并在国际上加以运用,则要靠对外传播.对外传播肩负着使软实力资源得到充分开发和整合、在国际上使软实力得到充分发挥和有效运用的重大使命.
第四,为使对外传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的对外传播工作者将更加注重技巧.沈老在新著中强调的那些观点,正在成为和地方对外媒体工作者的金科玉律.如：客观报道,用事实说话,让读者自己下结论,不要用宣传腔、有宣传味,不要说教或强加于人；要适应国外受众的兴趣、理解能力和接受水平；要细水长流、潜移默化,不要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第五,翻译工作在中国将会更加受到重视.这是因为对外传播和对外交流都离不开翻译,翻译理应是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媒介.翻译是跨文化的交流,但不可将“语际转换”理解为单纯的、机械的两种语言的转换.
段连城和沈苏儒从事对外传播和翻译理论研究,从来就不是孤立的.与他们同时,还有爱泼斯坦、林戊荪等许多老同志.更多后来者又踏着段老和沈老的足迹,继续丰富和发展中国的对外传播学.这正是段、沈二老的遗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