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餐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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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餐是中国人对西方国家菜点的统称,广义上讲,也可以说是对西方餐饮文化的统称.据中国烹饪协会西餐委员会负责人的解释,业内对西餐的定义还是“欧陆菜”,包括正餐和便餐,但一般不含快餐,如现在遍布中国的“肯德基”和“麦当劳”.

西方人把中国的菜点叫作“中国菜”、把日本菜叫做“日本料理”、韩国菜叫做“韩国料理”等等,他们不会笼而统之地称之为“东方菜”或“东餐”.实际上,西方各国的餐饮文化都有各自的特点,各个国家的菜式也都不尽相同,例如法国人会认为他们做的是法国菜、英国人则认为他们做的菜是英国菜.西方人自己并没有明确的“西餐”概念,这个概念是中国人的概念.

我们之所以会有“西餐”这样的概念,是因为100多年前中国人在开始接触西方饮食时,还分不清什么是法国菜、英国菜、俄国菜、意大利菜等等,只能有一个笼统的概念,称其为“番菜”.“番”即西方的意思.我国古人以为中国就是世界的中心,看待其他国家和地区都习惯带上一种贬意,把东方称为“夷”、西方称为“番”、北方称为“胡”、南方则称为“蛮”.因此,所谓的“番菜”指的就是西餐.类似名词还有“番薯”(甘薯)、“番茄”(西红柿)等.

另外,就西方各国而言,由于欧洲各国的地理位置都比较近,在历史上又曾出现过多次民族大迁徒,其文化早已相互渗透融合,彼此有了很多共同之处.再者,西方各国的宗教信仰主要是天主教、东正教和新教,它们都是基督教的主要分支,因此在饮食禁忌和用餐习俗上也大体相同.至于南、北美洲和大洋洲,其文化也是和欧洲文化一脉相承的.因此,中国人对这部分大体相同而又与东方饮食迥然不同的西方饮食文化统称为“西餐”.

随着时代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不断撞击、渗透与交融,中国人已经逐渐了解到西餐中各个菜式的不同特点,并开始区别对待了.一些高级饭店也分别开设了法式餐厅、意式餐厅等,西餐作为一个笼统的概念逐渐趋于淡化,但西方餐饮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概念还是会继续存在的.

西餐的主要特点是主料突出、形色美观、口味鲜美、营养丰富、供应方便等,一般以刀叉为餐具,以面包为主食,多以长形桌台为台形.西餐大致可分为法式、英式、意式、俄式、美式,地中海式等多种不同风格的菜肴.

西餐自来到中国,就开始了其演义般的经历.

西餐最早是17世纪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的.据记载,被顺治皇帝尊称为“玛法”(满语“尊敬的老爷爷”)的著名传教士、日耳曼人汤若望,就曾以西餐来招待北京的官员们.而第一个记录西餐的史料,出自1866年张德彝笔下.

张德彝(1847—1918),满族.祖籍盛京铁岭(今辽宁铁岭),15岁考入中国第一所外语学校——北京同文馆,经3年苦读,以优异的成绩毕业,曾任光绪皇帝的外语老师.同治五年(1866)受清政府派遣,19岁的张德彝参加了中国首次出国旅游团,去欧洲观光,饱览了各国风情.回国后,他写出《航海述奇》,记载了其观察见闻.张德彝一生8次出国,在国外度过27个年头.每次出国,他都写下详细的日记,依次成辑《航海述奇》《再述奇》《三述奇》直至《八述奇》,共约200万字.

张德彝虽然是中国最早培养的译员,但直到他随同使团出访,坐英国轮船由天津去上海,才第一次享用西餐.船上的伙食是“每日三次点心,两次大餐等所食者,无非烧炙牛羊鸡鱼,再则糖饼、苹果等饮则凉水、糖水、热牛奶、菜肉汤、甜苦洋酒”,“更有牛油、脊髓、黄薯、白饭等物”.后来换了法国远洋轮,饮食更加丰盛.早茶有种种饮料、糕点、面包片和黄奶油;早饭是烧鸡、烤鸭、铁雀、鹌鹑、白煮鸡鱼、烧烙牛羊、鸽子、火鸡、野猫、姜黄煮牛肉、芥末酸抹马齿苋、粗龙须菜、大小药豆;晚饭则“唯先吃牛肉汤一盘,或羊髓菜丝汤,亦有牛舌、火腿等物”.“菜皆盛以大银盘,挨坐传送”.即使吃西餐用的餐具和调料,张德彝在日记中也有明细文字:“每人小刀一把、大小匙一、叉一、盘一、白布一、玻璃酒杯三个”;写调料瓶则曰“五味架”,“分装油、醋、清酱、椒面、卤虾”.

以上各种食品菜肴的称谓,都是当时的叫法.“黄薯”不是黄色的甘薯,而是西餐中最常见的马铃薯,即土豆;“大小药豆”想必是以沙拉形式出现的豌豆、菜豆等,不会是用药水浸泡的豆类或用药搓捏成的小药丸子;“野猫”为何物,待考,但不可能是又称为斑猫或山猫的为数稀少的野生动物.

对异域文明的认识,最直接的是来自对生活方式的观察.拥有数千年历史的中餐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集大成者”,而西餐同样是西方文明的典型反映.张德彝细致地记载西餐,说明他对中西文化差别的认识是很具体而直接的.中餐的制作讲究的是经验,油盐酱醋的使用、火候的把握,完全靠的是感觉.西餐的制作讲究精致准确,是更加量化的一种方法.这些区别,令初次接触西餐的中国人十分新奇并且感触颇深.

目前查证的史料记载,中国第一家西餐馆是于咸丰十年(1860)广州人徐老高在广州繁华的太平沙开设的“太平馆”.徐原在沙面旗昌洋行当厨师,深得西菜烹调技术.他成功地将中国酱料运用到西餐的制作过程当中,做出并售卖的“西式煎牛肉”即牛扒十分美味,令各界人士争相品尝.成为西式生活方式开始进入中国人生活的一个象征.

太平馆经过徐家三代人的艰苦努力,于1927年在财厅前(今北京路)开设了分店,复于1936年在香港的湾仔和上环以及1944年在广州第十甫又增设了几家分店.现在,广州的太平馆已成为约有800个座位的广州规模最大的西餐馆.由徐家第五代经营的香港太平馆为“香港十大最佳餐厅”之一,居香港西餐业之首席,社会上有一句流行语;“到香港不去太平馆吃西餐,等于没在香港吃过饭.”

太平馆名菜名点很多,其中“瑞士鸡翼”“梳乎里”“烧乳鸽”等为招牌菜.“瑞士鸡翼”是一道以相传百年的镇店瑞士汁(即甜味酱汁Sweetsauce)煮成的酱汁鸡翅.只因当年翻译上的误会,错把“Sweet”当作“Swiss”而译名“瑞士”.“梳乎里”即蛋奶酥,又译作“苏夫力”“舒芙蕾”等.“烧乳鸽”除了技艺独特、制作精细外,原料上佳是首要的.清远等地的鸽贩每次到广州,都会让太平馆头一个拣货.1925年8月8日下午,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与邓颖超在太平馆设茶会,以简朴的菜式举行婚礼.主持人是广州农动讲习所主任彭湃,证婚人是黄埔军校教育长邓演达.黄埔军校校长正好路过,也进来坐了一会儿.今日太平馆二楼还悬挂着周恩来、邓颖超当年在广州的合影照片.1959年和1963年,周恩来两次到广州,都指定到太平馆用餐,点的是烧乳鸽和鸡丝炒饭.现在太平馆菜谱上就有“总理套餐”,50元一份.

清末民初小说家曾朴(1872—1935)于20世纪初创作的《孽海花》,其中写有光绪年间一个叫鱼伯阳的山东土财主在东交民巷吃西餐,点了两客西菜.一客是番茄牛尾汤、炸板鱼、出骨鹌鹑、牛排、加利鸡饭、勃朗补丁;另一客是葱头汤、煨黄鱼、牛舌、通心粉雀肉、香蕉补丁.这家西餐馆的掌勺是使馆厨师.“加利”今译作“咖喱”;“补丁”即“布丁”,是一种甜点,名目繁多,好吃又好看.

从张德彝的日记到曾朴的小说,其40年间,西餐在中国已经从极为稀罕到时有所见.19世纪六七十年代,“番菜馆”陆续从最早与外国人通商的口岸广州发展到上海和北京.

过去,老北京人把西餐称为“番菜”,把西餐厅称为“番菜馆”.北京最早的西餐厅大都设在东交民巷各国使馆附近,但有记载的北京最早的西餐厅开设在西直门外万牲园,即现在的动物园里面,名曰“畅观楼”,开业于光绪年间.畅观楼的西餐按份经营,每份价钱为两元.顾客进门一坐下,侍者便给每人端上两片面包和一盘菜汤,然后上菜,由侍者逐次送上炸鱼、白煮鸡、鸡蛋糕等,最后上果盘、咖啡.当时畅观楼经理是中国人,厨师招聘的都是外国人,做出的西餐原汁原味,令老北京人充满好奇.

上海的“番菜馆”最早集中在外虹口和徐家汇,杏花楼的前身“生昌番菜号”在《申报》做广告可以追溯到1873年(清同治十二年)12月17日.葛元煦《沪游杂记》(光绪二年即1876年刊刻)说外国菜馆是西人宴会之所,“华人间亦往食”.精通上海掌故的《申报》主笔黄式权在其所著《淞南梦影录》中说,“西人肴馔,俱就火上烤熟,牛羊鸡鸭之类,非酸辣即腥膻,盖风尚不同,故嗜好亦异焉.”可见由于习俗之不同,光绪初年中国人到西餐厅的人为数不多.即使19世纪的80年代,上海的西餐厅已经开到了人烟稠密的四马路一带,路人“则掩鼻不惶”.可是到了19世纪90年代,池志澂《沪游梦影录》记“番菜馆”,却说:“曩时华人鲜过问者,近则群屐少年,巨富大贾,往往携姬挈眷,异味争尝,亦沾染西俗之一端也.”可见这一时期上流社会喜好西餐的情形.

初期的“番菜馆”多数是广东人开办,不少菜品用进口的罐头和调味品做原料,烹制方法大多是不中不西.即使外国人亲自掌勺的饭店,草创时期菜馔也难免简陋.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有两个法国人在现在的北京火车站西北苏州胡同开了家三间门面的小酒馆,除了卖一二角钱一杯的红、白葡萄酒,做的也只是炸猪排、煎鸡蛋之类.但这家小店,后来竟发展成闻名世界的北京饭店.1922年溥仪在紫禁城举行婚礼,就曾向这家著名的西式饭店订购过“丰盛的冷食、糕点和法国香槟”.溥佳的《溥仪大婚纪实》对此曾有记述.

北京饭店在京城虽然首屈一指,但若和天津利顺德大饭店比,差不多晚了半个世纪.“利顺德”创始人是英国牧师殷森德,他在咸丰十一年(1861)于天津租界紫竹林建造了一座具有印度风情的英式平房经营餐饮、旅馆和货栈.如今天津“利顺德”保存的一套同治二年(1863)打制的金银餐具,已经成了西餐传入中国的实物证明.说到西式餐具,早在战争结束不久,就有一名英国商人想用它取代中国老百姓手中用了好几千年的筷子.然而他发现中国人“对这些上等器物连看也不看.这些东西的售价还抵不上运费,在香港商店中曾井井有条地陈列了好多年,好像军械库里的和矛一样”.

利顺德大饭店建成后,就成为天津政治和社交聚会的标志性场所.酒店经过多次扩建,采用了不同的建筑风格,其中包括经典的维多利亚式、印度式和19世纪20年代的现代主义风格.利顺德大饭店因其引以为傲的历史而被称为“外交酒店”,在这里曾经接待过众多全球领导人,见证过许多重大政治活动.“利顺德”的“牛人”之处,还在于它是现今中国唯一一家拥有专属博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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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的豪华酒店,甚至还有一个专属于它的海河码头;酒店本身被列为国家重点历史遗址保护单位,迄今为止国内唯此一家.它被称为中国历史最悠久的酒店,并以“华夏第一店”享誉海内外.

利顺德大饭店当然经营西餐,但主要还是住宿、会议活动等场所.天津专营西餐的饭店,则比“利顺德”晚出现40年.1901年9月17日,天津法租界中街(今解放北路与哈尔滨道交口附近)一间约有100平方米的西式餐厅正式开张纳客,“起士林西餐馆”几个大字牌匾格外显眼.从这一天起,西餐走进了天津人的餐饮世界.

经营起士林西餐馆的老板是德国人阿尔伯特·起士林.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天津,二等兵阿尔伯特·起士林在德国兵营的伙房中任职;兵营中传说起士林入伍前是德皇威廉二世的御用厨师,1896年李鸿章访问德国时,起士林亲手为其做过西餐.直隶总督袁世凯请洋人吃西餐,起士林应邀担纲大厨,他精选细做了法、德、俄等国的几个拿手菜,获得满堂喝彩.宴会结束后,袁世凯盛赞起士林,当众赏银百两.此事传开,起士林的烹调技艺被神话,也勾起了天津有钱人对西餐的.后来,起士林退伍,用这百两赏银,在德国人汉那根和天津买办高星桥的出资帮助下,与妻子菲蒂经营起了天津历史上第一家西餐厅.

“起士林”开业后,除了供应德式、法式大菜,还自制精美的糖果和面包.起士林掌灶,妻子做招待,雇一德国人罗里斯当助手,“三人同心,黄土变金”,地道的手艺加上顾客至上的经营理念,很快就在天津打开了市场.每天就餐时刻,座无虚席.起士林将自己的拿手菜黄油焖乳鸽、德式牛扒、罐焖牛肉、红菜汤等一一奉献给每位食客,其面包和蛋糕的技术更得到了发挥.经过高星桥的介绍,“起士林”承包了津浦铁路线的面包供应,其名声也传遍中国各地.如今在天津,“利顺德”和“起士林”依然执酒店业和西餐业之牛耳,百年老店焕发青春,成为天津著名的消费场所和历史文化遗产.

在上海,西餐大饭店的历史虽不及天津“利顺德”,但到光绪初年已有了不下十余处,其著名者如“法界之密采里,美界之礼查”.大饭店的“饭间列长桌数十,每桌长可容十人,膳时摇铃为号,膳毕亦然”.

在大饭店用餐者主要是住店的旅客,西餐在中国流行靠的还是普通的“番菜馆”,其饮食最初分为大餐、便食和点心3种:“大餐必集数人,先期预定,每人洋银三枚;便食随时,不拘人数,每人洋银一枚;酒价皆另给.大餐食品多取专味,以烧羊肉、各色点心为佳.”可见当时所谓的“大餐”相当于正式的宴席,而便食好比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出现的“公司菜”,或者相当于现在上班族中午的快餐、盒饭.秦瘦鸥(1908—1993)在《沙利文杂忆》中回忆说:“这种一二元钱的西餐,菜单上列有一汤,一鱼(或虾),一主菜,还有一小杯咖啡和一道甜点.面包是由一个孩子背着一只藤制的盘,送到餐桌前的,客人可以尽量取食,不取分文.”“公司菜”因主要顾客是餐馆附近各大公司的职员而得名.凡吃西餐,上海人后来都称“吃大菜”,因上海方言中“菜”和“餐”都念作cāi.只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吃大餐”已并非专指“必集数人,先期预定”的宴席.

晚清时期,西餐在中国的流行,与慈禧太后有些关系.

慈禧对西餐,开始是作为外交武器使用的.1900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仓皇西逃.这老太婆深知洋人的厉害,不仅下令留守大臣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而且特别注重与驻北京的各国公使以及公使夫人搞好关系.这其中,西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1902年初,“两宫回銮”,慈禧在皇宫多次宴请各国公使、军官以及他们的夫人.菜肴是异常精美的,有中式的,也有西式的,很多都是西餐的招牌菜.席间慈禧频频举杯,邀请这些夫人就餐.最初,由于宫廷对于西餐的礼仪了解不足,不免存在很多缺失.比如宴会桌子上竟然铺着颜色十分艳丽的漆布;餐巾是一些五颜六色的花棉布;鲜花是没有的,桌子上摆着的多是糕点和水果.其后,随着举办这种宴会的增多,宫廷学习西餐礼仪也在逐渐进步.参加宴会的公使夫人发现,餐桌上铺上了洁白的桌布,餐巾也是白色的布巾,而桌子上面更是摆满了鲜花.就餐过程中,从侍者到就餐者应对都十分到位,这显然是经过一番学习的结果.

慈禧出于外交政治的考虑而延用西餐,几番下来,也喜欢其中的一些菜点,但她对西餐从骨子里还是有些歧视.公使夫人们屡屡被请,有些过意不去,商定回请慈禧.限于身份,慈禧让其侍从、庆亲王的四格格代表她出席.四格格回宫后,慈禧问其宴会感受,四格格大倒苦水,说洋人吃饭用的是刀叉,简直就是兵器,而菜都是半生不熟的,肉里面都有血水,尤其是吃完饭之后,还要喝碗汤药(就是咖啡),实在是让人受不了.慈禧笑着评价说,洋人为化外之民,不知膳食.

1902年冬,大清驻法公使裕庚(夫人是法国人)任满归国,17岁的德龄(1886—1944)随父回京.慈禧太后从庆亲王口中得知裕庚的女儿通晓外文及西方礼仪,便下旨召裕庚夫人带同德龄、容龄姊妹入宫觐见.姊妹二人性格活泼天真,社交能力很强,更有异国情调,赢得了慈禧的青睐,将姐妹俩一并留在身边担任翻译.

在一次闲谈中,慈禧问及德龄在法国的生活,说到饮食,德龄大谈西餐的好处,并向慈禧力荐.看到德龄眉飞色舞的样子,慈禧也受感染,于是一场正宗的法国大餐在清宫上演.德龄按照菜单从租界餐馆购买菜肴,还亲自下厨.慈禧尝过之后,虽然对那些繁多的刀叉不以为然,但是对其中一些菜肴倒是很有好感.比如黄橙橙的法式面包.后来慈禧在空腹的时候常吃一些西式面包“垫巴垫巴”,成了通常的茶点.又如樱桃点缀的炸牛排之类,后来慈禧在喜欢吃的鸭子中放入樱桃,灵感就在于此.

正是在慈禧的推动下,北京的第一家西餐馆出现在位于今天动物园的畅观园.而后每到夏天,慈禧带光绪到颐和园避暑,途中往往要到畅观园休息一下,进点儿西餐,满足口腹之欲.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由于皇宫的示范作用,西餐很快就在北京的高门大户中流行开来.

至民国时期,北京的“番菜馆”逐渐多起来.到了20世纪30年代,马芷庠著的《老北京旅行指南》这样记载:“西餐馆依然如故,而福生食堂,菜汤均简洁,颇合卫生要素.凡各饭馆均向食客代征百分之五筵席捐.咖啡馆生意颇不寂寞,例如东安市场国强、大栅栏二妙堂、西单有光堂,西式糕点均佳.”文中提到的福生食堂位于东单路北.廊房头条的“撷英番菜馆”是一位德国老太太经营的,牛肉空心粉最佳;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则以口蘑鸡为叫座的西菜,冬菜包子、番茄虾仁亦很有名气;西单南侧的“大美番菜馆”的栗子粉和东单三条泰安红楼的俄式大菜,也同为比京西餐的佼佼者.1938年在东安市场东庆楼的二、三层楼上扩大经营的“吉士林”,综合西餐各家之长,以适应不同层次顾客的口味,具有中西结合的特色.

西餐馆在北京发展了几十年,却始终没能让一般百姓所普遍接受,一来是口味不适,二来是价格较贵,又加之弃筷箸而用刀叉,着实令老北京人望而却步.前来用餐的客人大致可以分为高官显宦、名媛贵妇、留洋教授、时髦阔少等类,比如北大教授胡适之博士就常到东安市场的“吉士林”坐坐;家住东厂胡同的民国前大总统黎元洪,有时独自骑马到东华门大街真光电影院看电影,散场后到“国强”喝杯咖啡.当然其中也不乏家境优裕的大学生、“娱乐圈”人士和年轻的“白领”等.但大多数老北京人与西餐,始终是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民国时期,西餐在沿海大城市广为流行,到了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各式西餐馆多达数百家,广州的西餐店有30余处,天津也相继增加了十余家西餐馆.这时吃西餐的不只是上层社会的富豪,许多公司职员、报馆记者也都成了上海“沙利文”、天津“起士林”之类中档西餐馆的常客.西餐已经成为中国上层社会的一种风尚,尤其是在上海,许多有钱人家都有专门的西餐厨师,而到国际饭店去吃西餐,更是当时最时尚的社交方式之一.在西餐普及的同时,中国厨师烹饪水平也有了明显的提高.例如1945年由意大利商人路易·罗迈开的“喜乐意”以法式名菜“烙蜗牛”招徕客人.后来中国大厨经过再三尝试,终于做出了法国进口蜗牛的替代品、香味馥郁的“烙蛤蜊”.“喜乐意”后来改名“红房子”,虽然饭店屡经变迁,但“烙蛤蜊”一直是其看家菜.1975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蓬皮杜访问上海,宴席上陈列的就是“红房子”的正宗法式大菜,其中当然也少不了“烙蛤蜊”.红房子西菜馆因始建时门面及外墙都涂上红漆而得名,这里环境优雅舒适,置身其间品尝法式大菜,别有一番异国情调.多少年来一直是上海人心里的一个制高点.“红房子”是上海最著名的西餐馆,多次被媒体评为“上海经典的怀旧餐厅之一”.几十年来菜单变化“不大”,罗宋汤、法式蜗牛、意大利冰糕不可不尝.室内装修“老有情调的”,服务员都是“上海老阿姨”,与老餐馆的风韵很是般配,提供的服务相当体贴温和.但如果你点菜时说要一份汉堡牛排,这些waitress(女侍者)会报以淡淡一笑:“哦唷,阿拉红房子是法式菜,从来不做这种东西的啊.”言语中透着骄傲.

解放后,许多国家元首和著名人士到上海访问时,都曾慕名来“红房子”品尝法式名菜.上海人对西餐最早的印象,多源于这里的牛排和浓汤,这样的搭配被奉为西餐的经典,不少人学会吃西餐是从“红房子”开始的.沪上很多名人,如赵丹、黄宗英、白杨、凤、俞振飞等,对这里都十分偏爱.如今这里还保存一份当年张爱玲最爱点吃的菜单:洋葱汤、烙鳜鱼、烙蜗牛、芥末牛排.

新中国建立后,西餐业的发展,长期处于停滞、倒退的状态,西餐厅纷纷歇业或是改制、合并.只有上海、广州、天津等几个“洋派儿”风气残存的城市,当然还有首都北京,尚存几家改名换姓、改汤换药的西餐馆.不过在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西餐中的“俄式大餐”一枝独秀,风头出尽.这些俄式餐厅中最有代表性和影响力的,当属北京的莫斯科餐厅,那里一度是红卫兵运动的集结地,70年代后则成为了京城年轻人恋爱、聚会乃至打架的首选地.

莫斯科餐厅位于西直门外北京展览馆西侧,1954年开业,以经营风味纯正的俄式大菜闻名.餐厅由大餐厅、宴会厅、咖啡厅等组成,大餐厅面积达400平方米,设有雕塑喷泉,经营俄罗斯、乌克兰、高加索等地具有民族特色的传统菜,兼营英、法、德、意等西餐.


莫斯科餐厅建筑风格华贵高雅,气势恢宏,充满浓郁的俄罗斯情调.老一辈国家领导人曾在这里多次举行盛大宴会,接待重要外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曾代表着尊贵和时尚.这里早期服务对象,主要为苏联援华专家、驻华官员和赴俄留学归来的知识分子;之后主要是干部及其子弟.李淑贤在《溥仪与我》一书中说,上世纪60年代,他们夫妇“每月到莫斯科餐厅或和平饭店吃一、两次西餐,两人吃一顿饭不过花三元到四元而已”.不过,这“而已”在当时可为一名大学生10天的伙食费.

莫斯科餐厅曾经是北京乃至全国最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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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40;餐厅之一,巨大和奢华足以震撼当时的北京.据年长者说,当时此处的高贵还反映在服务上,50年代莫斯科餐厅的侍者,都是从哈尔滨挑选出来的精干小伙子,女服务员都是俄罗斯姑娘,卫生间里还有被中国人视为“天外之物”的口红、香水等化妆品,

莫斯科餐厅是过去时代北京知识分子和“大院子弟”时髦而优雅生活的象征性场所.初期,北京一些优越感与失落感互存并交替分泌激素的青年,对已改名为“食堂”的莫斯科餐厅唤作“老莫”,透露出“皇城子民”的一种随意与不吝.于是这种人性化的亲昵称谓流传开来.那时候的北京青年(高干子弟居多),把去“老莫”吃西餐或是打架,多为连吃带打,视若充满荣耀感的活动,仿佛这不是一次饭局,而接近于礼仪式的朝拜.没去过“老莫”,就像外地人来北京没晋见天安门,别提多遗憾了.“老莫”简直在给北京新兴的青年贵族进行精神上的授勋.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有两段描述主人公和伙伴们在“老莫”的场景.在那个年代的北京,如果你没有在“老莫”吃过西餐,那你的顽主身份是不完整的,在精神上也是一种缺憾.不过,外表的超脱与高贵掩不住作底儿的卑微,莫斯科餐厅的银质餐具常常被这些人“顺”走,流失严重,到了80年代初期只好改用普通餐具.现在,当年的银质餐具只剩五六套了,已被餐厅当成文物封存起来.

中国人吃西餐,极少有排队等候现象.真正在西餐馆前排大队的场面,出现在三年困难时期.那时食品匮乏,人们肚子里没油水,若哪家副食店来了限量供应的食品,必定会人流如涌.那时候北京人想到了西餐,想到了炸牛排,想到了莫斯科餐厅.尽管当时“老莫”的炸牛排10元钱一块,而且比油饼还薄,但那毕竟是牛肉啊!并且还用油炸过.又有油又有肉,吃上一块能顶两碗饭!所以,“老莫”门前常常出现“长蛇阵”.

主席一生喜欢吃中国菜,尤其以爱吃红烧肉闻名遐迩.只是到了60年代才对西餐发生了一点儿兴趣.吃西菜,特别喜欢吃鱼虾.由韶山同志纪念馆编、汪东兴担任顾问、红旗出版社1996年出版的《遗物事典》中,收录一份1961年4月厨师为制定的西餐菜谱,其中各式风味的鱼虾共有17种:蒸鱼卜丁、铁扒桂鱼、煎(炸)桂鱼、软炸桂鱼、烤鱼青、莫斯科红烤鱼、吉士百烤鱼、烤青菜鱼、波兰煮鱼、铁扒大虾、烤虾圭、虾面盒、炸大虾、咖喱大虾、罐焖大虾、软炸大虾、生菜大虾.

即使在对西餐感兴趣的年代,的一日三餐仍以中菜为主,夹杂几个西菜或鱼或肉或汤.也许嫌牛羊肉腥膻,厨师给他做的肉类大多是法国猪排、意式奶猪、小乳猪之类.

季羡林先生有篇《从哲学的高度来看中餐与西餐》,说中餐是把肉、鱼、鸡、鸭与蔬菜合烹,这是东方的基本思维模式——综合的思维模式——在起作用;西餐是把各种菜泾渭分明地分开而已,这同西方的基本思维模式——分析的思维模式——紧密联系.

西餐在中国真正普及开来,是从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始的.1983年,法国时装大师皮尔·卡丹在北京开了第一家中外合资的马克西姆西餐厅,从装饰、口味到服务,均是纯正的巴黎风格,只是人均200元的消费(大概为当时一名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后4个月的薪水),在那个时代足以令国人望而却步.其后十几年,西餐的发展依然缓慢.

到上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西餐业发展的脚步突然加快了,其原因得益于三方面的推动力:一是星级酒店的建设——我国规定,三星级以上酒店必须有西餐厅,因此酒店建到哪里,西餐厅也就开到了哪里;二是洋快餐的推广——肯德基、麦当劳等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西餐,但口味、环境和就餐方式无疑都是西式的,正是它们让国人开始接受西餐的味道;三是酒吧的兴起——多数时尚酒吧都提供简单的西式便餐,还有一些特色酒吧是以各国风味酒菜为招牌,推广了西餐文化.如果说以上三方面都是量变的积累,质变的转折点则出现于2003年.一位西餐厅经理这样说:“非典来了之后,大家突然发现,西餐的用餐环境和就餐方式其实是更加卫生健康的.”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纯粹的“进口”文化,西餐形态之丰富,对国人日常生活影响之深远,恐怕连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根据中国烹饪协会西餐委员会对各大中城市的调查,截至2004年底,我国已有各类西餐企业1.4万余家,且在以每年30%以上的速度持续增长.至今将近10年过去了,数量应该超过10万家.另据调查显示,在以35岁以下年轻人为主的网友群体中,将近90%人曾经吃过西餐,其中经常和较常吃的比例高达60%以上.这同样说明了西餐在国内的普及程度.

有趣的是,这种普及的方式相当有中国特色.例如在2004年的1.4万余家西餐厅中,提供西式正餐的仅有3200家,绝大多数都是提供西式便餐的场所,包括酒吧、咖啡厅以及茶餐厅等.其中,茶餐厅从环境到饮食都是典型的中西结合.至于咖啡厅,以目前国内最大的西餐连锁企业迪欧咖啡为例,上千平米的营业面积,用装饰、音乐、灯光精心打造出经典的“欧陆怀旧风格”,菜单上却是牛排、水果、汤面、菜粥无所不有.

然而,正是这些本土化西餐的出现推动了西餐的普及;至于正宗的西餐企业和消费者,必须在普及的基础上才能产生.现在是一个“中西合璧”的时代,从许多国内著名西餐厨师多年的实践来看,即使是做纯正的西餐,也需要从原料和技法上借鉴中餐,这样才能更受欢迎.更何况“连法国的名厨都在考虑吸收中餐精华,我们做西餐时口味倾向本土化又有什么问题呢?”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经过100多年的发展,西餐也早已深入到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当中:早上吃的面包饼干、过生日买的生日蛋糕等,都是典型的西餐食品;在中餐馆经常吃到的清炒荷兰豆、黑椒牛柳、水果沙拉、大虾等,不是用了西餐原料、调料,就是借鉴了西餐制法;至于眼下分餐制的流行,餐巾的广泛应用,更是受了西餐的影响.

我国第一次经济普查的资料显示,截至2004年底,我国的住宿餐饮业单位有306.4万个,其中1.4万个是西餐企业,比例为100:0.45;而日本、韩国、港台等国家和地区本土餐饮与外来餐饮的比例为100:3.5——西餐在中国内地发展的空间还有多大,可想而知.

西餐在中国,无论是做西餐还是吃西餐,其实都是在享用、消费一种舶来文化,同时又在融合、打造一种独特文化.中国是世界上最为知名的美食大国,创造了享誉全球的中餐文化,对同样优秀的西餐文化,也能接受、仿造,进而创新、推广,以贡献社会,造福苍生.

责任编辑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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