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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河南民众在饥饿中煎熬.据当时的国民政府统计,1942年,河南大饥荒造成300万老百姓饿死.这个数字相当于中国军队在抗战中死伤人数的总和.如此大的民族灾难,当时却在国民党政府的新闻封锁下湮没在历史深处.
冯小刚电影《一九四二》讲的正是这段时期发生的故事.河南历史上干旱的记载并不少,但饿死300万人的惨剧却罕见.今天,越来越多的史料证明,人祸是1942年河南大饥荒的主因.
“人相食”的河南饥荒
从1941年的夏秋两季开始,河南本该是雨水充沛的季节,却连一滴雨都没有下,反而骄阳似火,昔日肥沃的土地龟裂成块,最后变成沙化的土地,完全无法耕种.原本有河南粮仓之称的滑县,连续3季颗粒无收.
1942年,大灾来临,河南境内成千上万老百姓的生活陷入饥饿境地.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在1942年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中写道：“饿死的暴骨失肉,逃亡的扶老携幼,妻离子散,挤人丛,挨棍打,未必能够得到赈济委员会的登记证.吃杂草的毒发而死,吃干树皮的忍不住刺喉绞肠之苦.把妻女驮运到遥远的人肉市场,未必能够换到几斗粮食.”灾民开始吃草根、树皮,而很快草根也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因营养不良而面部浮肿.在许多地方还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的事情也屡见不鲜.
战争蹂躏民生
8年抗战,河南是中日对决的主战场,遭到战争的反复蹂躏.得中原者得天下,河南是屏障川陕大后方的最后一道防线.“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日军加紧了对河南的占领.战争中,炮火灼烧、军队践踏毁掉了成片的庄稼,而且日本军队每到一地总是在撤退前有意识地破坏庄稼.河南在中日军队的反复争夺中,农业受损严重.
1937年,国军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节节后退,豫北全境沦陷.为了阻缓日军的疯狂进攻,密令炸开郑州花园口黄河大堤,任由汹涌的黄河水向东南奔腾而下,夺淮入海.黄河决堤泛滥后,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3省所属44县5.4万平方公里土地,89万百姓在水中丧生.国军“以水代兵”只能暂时阻挡住日军进攻的步伐,却给下游百姓带来了无法估量的损害.黄河水退后,形成了一片长达400多公里的黄泛区,豫东平原的万顷良田沃土变成了沙滩河汊.此后黄河水连年泛滥,频繁决口.黄泛区土地经过大旱炙晒后,撂荒的土地又成为蝗虫迅速滋生的温床.
灾情恶化后,各地受灾百姓与战争难民一起大批汇入国统区,加快了国统区社会生态的失调,国统区百姓的粮食负担进一步加重.
参战部队本身也消耗了大批粮食.民国时期,中国还没有能力构筑机动化的军事后勤体系.军队沿用的是几千年来中国军事后勤的古老方式,即包括军粮、马草甚至是兵源补充在内的军事后勤,大部分由军队驻扎省份供给,即所谓的“就地取材”,以节约运输损耗.河南境内在抗战时期,长年有数十万国军部队驻防,这构成了压在河南人民身上的沉重负担.
从1937年抗战爆发到1942年河南遭灾,在这5年多的时间里,河南出兵出粮的数量都位列全国第一.这样的沉重负担,即使是风调雨顺,河南农民在交粮纳赋之后,也只能靠野菜杂粮勉强度日.
军队向民间的过度索取,使民间的抗灾能力已经接近于零,许多农民早已陷入破产的边缘.一旦天灾来临,饥荒的爆发也就在所难免了.
汤恩伯大发国难财
的爱将、31集团军军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兼任鲁苏豫皖4省边区总司令、边区党政军分会主任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在抗战抗灾的紧急机制下,汤恩伯在重灾区拉夫抓丁,不但大建官署,还驱使大批灾民修筑黄河新堤,累死饿死的民工不计其数.汤恩伯还利用权力囤积,大发国难财.河南百姓甚至将他列为造成河南大灾的“四害”之一.各县县长及公务人员在大灾面前也毫无担当精神.1943年春季小麦长势很好,灾民只要能坚持到麦收,就能吃到新粮活下来.但是在1943年3月至4月救灾的紧要关头,各县县长却怕冒风险,紧捂公仓,不放一粒余粮给灾民,看着灾民饿死.
1944年9月,亲眼目睹了汤恩伯部队临阵逃跑、利用军权、侵民扰民行为的豫籍国民参政员郭仲隗,以铁的事实揭露了汤恩伯的罪行.更令人悲愤的是,汤恩伯兵败时,仓库存有的100万袋面粉尚够20万军队一年之用,全部落入日本人之手.
1942年,河南大饥荒,事实上是在政治上的一场大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