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智报国话程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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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美洲,寻找科技高地

像电子芯片是信息社会的入门钥匙一样,用来检测个体生命信息的生物芯片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宠.欧洲对它的研究起步很早,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很多的学术成果了,但美国后来居上,从1991年引入开始,只用了七八年的时间就有商业化的产品问世.欧美国家这方面的研究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起点高,都很注意学术的积累性和连续性.最直接的例子是他们在生物芯片领域的相关研究大多都集中于最有学科优势的高校,比如美国的哈佛、麻省,欧洲的剑桥、牛津等等.而美国之所以能后来居上,主要是那几所院校同时又是出了名的与企业界关系密切,其它大企业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前瞻意识,使得企业资本能持续投入.企业资本的投入就意味着市场导向的介入,美国的产品出新快也就顺理成章了.但一个新技术发轫于西方并不意味中国只能处于“跟踪”的角色,中国能否与时俱进,关键在于研发与资本也能有一个稳定而有效的结合过程,具体说就是用我们自己的方式把各种相关的社会资源有机地组织起来.中国在农业高技术和航天、军工等领域,这种穿针引线的组织工作往往由国家承担,而在生物芯片领域,以程京为代表的一批留学生则主动承担起了这一时代的使命.

程京最初根本不会想到将来人们会称他为“中国的生物芯片之先创者”.1983年他毕业于上海铁道大学(今同济大学)电气工程系,但他总觉得电气工程专业已经普及化,本身没有太强的竞争力,于是毕业后已经身在国企的他开始思考转科深造.1989年赴英国史查克莱大学攻读司法分子生物学,由于涉及到DNA鉴定技术,程京的开始关注生物技术.拿到博士学位后,他经常和导师探讨自己的发展方向,但最终让他明确了自己的人生定位的是《科学》杂志上的一则表述并不那么清晰的广告.这是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的招聘广告,涉及到生物芯片的研发和使用,要求应聘者具有工程技术和生物技术两个领域的知识背景,同时还描绘了生物芯片技术美好的应用前景.当时首先让程京感到诧异的是招聘的条件似乎是专门为他设计的,当他顺着广告的思路深入了解到生物芯片技术所具有的生物学与工程学相结合的全新特性时,诧异变成了思考与选择这真的将是自己的归宿吗?难道任何一个新兴学科的兴起不是从来都充满了与事先预期的种种偏差吗但仔细想想,这条广告本身就代表了美国人的一种选择：风险固然有.机会更难得,对重大革新领域的跑马圈地从来都是赶早不赶晚,而这与自己转科时的初衷暗暗吻合.至此程京关于“学什么”的疑惑完成了漫长的渐变,有了个结论：“好像是经过一段漫长的甬道后打开了一扇通向广阔空间的门.”

科学家,做专利更要用专利

主意已定,心理上和学科背景上的复合优势让程京从全球数百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在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给自己找到了一张新的办公桌.到了美国,程京在学术上一点也没放松.除了在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医学院进行博士后研究外,也继续在史查克莱大学和英国阿伯丁大学做课题,同时他充分地利用了美国纳米基因公司提供的优秀的实验室条件,做出了17个专利项目,短短几年时间,他成为公司的首席科学家.首席研究员,还领衔开发出了被美国科学促进协会列入1998年世界十大科技突破的世界上第一台便携式微缩芯片实验室,初步完成了他“进入一个有竞争力的学科”的宿愿.

但在美国这段经历也让程京深深地感受到,生物芯片真正的竞争力在于对它的应用.公司对学者(员工)的要求也严格而实际,每个博士每年必须要做出三个能供企业生产使用的专利.学者做的是纯粹的研究,企业则腾出手做市场开发,成果与产品和发明人完全没有关系,即使本人要用公司的科技产品,也必须付钱.这让程京想起在英国读博士时的事儿.当时他利用所学开发出一些实用的专利技术,其中一个后来成为当地一家公司借以上市的旗舰产品.“(企业)当时在材料和人员等方面的投入都很少,以‘便士’计,可他们(企业)每一套卖回来的钱是几十英镑.按照企业与学校签订的条例,每次给学校的专利使用金超过一定数目,就要按商定比例付给专利发明人.他们定期给我寄支票.”对于海外的留学生而言,这就是专利带给自己的全部收益了,无论是学校的实验室还是公司的实验室都是如此,没有再投入的钱,研发人员在科研上只好跟着婆家走.一句话,生物芯片的竞争力在应用者手中握着,而应用的关键是有充足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实现知识产权的自主.在这个问题上对个人是如此,对一个国家而言就是你是否能在医药产业链的上游形成技术高地.程京回忆说,美国的科技链、资金链、产业链,分工明确又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让世界惊叹它的研发能力与速度,也让自己的眼界跨越了学科的范畴,注意到整个产业链形成所需的各种现实条件.

香山、清华、加州,程京杠杆撬开自主产权的大门

我国驻美大使馆也同样看到了美国生物芯片产业迅猛崛起的势头,1997年春天提议国内召开专门讨论我国生物芯片研发的北京香山会议,会议首次把海内外众多生物及工程领域的专家召集在一起共商国是.作为被邀请的三位海外专家之一,程京以中国IT产业的后发弱势为例,阐明了中国发展自主的生物芯片技术的重要性,引起在参会同业与相关领导的高度重视.这就是在中国生物芯片发展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香山会议”.

程京的努力在学界是出名的,他对国内业界动态的关注却鲜有报道.1997年后,程京注意到国内的两条新闻,一是清华同方在美国硅谷设立了办事处,一方面是同方在美国销售产品和吸引资本的窗口,另一方面也直接地对美国业界的最新信息进行跟踪,体现了国内公司的敏感与务实,二是国内针对基础科学重大领域的863项目基金从1993年的不到20个亿上升到1997年的超过100个亿,而且每年还以两位数的幅度增长.当时美国几家大公司仅对生物芯片的投资已经超过了20亿美元,而在中国,一个新的学术课题所能争取到的资金最多不会超过几百万人民币.从这个意义上讲,清华在硅谷设出口是极好的自主技术与国际技术、国际资本接轨的机会,而国家863基金的增长将为在国内进行进一步的科研工作提供弥足珍贵的启动资金,所有这些都预示着中国在科技产业化的道路上已经迈出了实质性的步伐.

1996年,在美国访问研究的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周玉祥看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生物芯片实验室的研究进展,马上建议程京给清华大学校长写信介绍相关领域的情况,如今程京下定决心回国创业,更是与清华展开了全方位的接触.清华大学认真分析了现状与新产业的前景,于1999年聘任当时年仅35岁的程京为生物科学与技术系长江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还成立了清华大学生物芯片研发中心,由程京挑选研究人员.同时给中心275万元启动经费,并从1999年开始拨款2500万元,为期三年.研发中心连续开发出8项专利技术,以此为基础向美国施乐等公司融资,由于1998年施乐公司的有关人士曾经与程京商议过组建公司的问题,现在清华提出的技术八股的方案对双方是双赢的选择,800万美元的融资先后到位,专门开发用于疾病诊断和药物筛选芯片的腾隆科技公司(lVABioscleRces)成立了,8项专利技术的境外垄断使用权换回腾隆科技30％的普通股,程京作为清华大学董事席位的代表,同时兼任公司的技术总监,实现了中国生物技术专利向国外的首次转让.在2001年美国DrugDlscovery杂志列出的全世界103家生物芯片公司中,腾隆成为入选的美国西海岸31家公司之一,本土技术在国际市场上争得了一席之地.程京在美国设立窗口公司的设想现实了.从1997年春天回国参加香山会议到1999年腾隆公司成立,程京就像是个杠杆,用自身的学识与实践推动了国内人才与资金的结合,又以国内较小的投入带动了国际资本与市场的参与,实现了自主知识产权的转化.当我们问到为什么这一切的发生都那样自然而然时,程京说“主要是国内的大势所趋,如果没有20多年来的快速发展,国内没有起码的技术储备或者潜在的资金投入,留学生就是回国也做不成什么事.到90年代末,这些条件都具备了,个人的能动性才有发挥的空间.在美国时我就想到了种种发展的可能性,那时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啊.”

创新体制,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长短兼备

清华在积蓄力量,清华大学组建生物芯片中心后,一年内形成了由化学系、生物系、精密仪器和微电子所的许多教授组成的研发队伍,在完成多项实用专利的同时,程京始终坚持的生物技术与工程技术相结合的思路,使中心形成了软硬件兼修、底层技术与前沿技术结合的独特定位,受到了国家的高度重视.

2000年2月,程京作为清华大学生物芯片研究与开发中心主任被国务院邀请在高科技讲座做关于生物芯片技术及其产业化的报告.他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生物芯片产业的局势,并建议：中国应加大在生物芯片研发方面的投资力度,实施强强结合,尽快建立国家级的生物芯片工程研究中心,以迅速研究开发出一批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专门技术,积极参与到国际竞争的行列中去.不久,李岚清副总理对生物芯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建立及资金问题做了专门批示.6个月后,经国务院批示、国家计委批复,由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医学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共同出资2．4亿元人民币,同时又吸收风险投资1．06亿元人民币组建成立了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暨生物芯片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程京出任博奥公司总裁和技术总监,同时任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任.

国家的支持意味着重大的责任,生物芯片产业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茶地启动了.对于北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的发展,程京总结了在清华建立中心的经验,循着开展原创性研究和开发,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与产业国际化的原则,设计了全新机制.中心以博奥公司的名义注册和管理,意在使产权结构清晰,管理企业化,加快技术转化的进程.国家计委给中心拨款两个亿,要求进行基本建设和购买核心设备.程京计划在核心设备购买完以后,在国内国外开放式地有偿使用.项目做完以后用形成的知识产权与风险基金结合,组建数个二级公司.通过设备与知识产权的辐射,使博奥成为我国开发生物芯片的技术库,通过市场渠道实现技术与社会资源的有效结合.

思路确定后,程京在原清华中心的基础上,面向全球生物技术企业、院校广揽人才,精心组建队伍,努力攻关,使国家中心不仅率先研制出电磁式生物芯片和多力式生物芯片,而且研制出一系列具有世界水平的其他类型的生物芯片,并在点样仪和检测系统等仪器研制方面颇有建树.申请的专利近50项,核心专利主动式电磁生物芯片等大部分发明均为国际专利申请,其中部分已获美国专利授权,初步形成了自主技术的平台.

为了实现长期投入与短期效益的结合,2002年2月,程京推动博奥公司采取股权置换与股票增发等资本运营手段控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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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博奥在疾病临床检验、食品安全检测、医疗信息平台和药物开发平台工具等应用领域的多项产品也已进入后期定型或临床报批阶段,其中博奥联合北京市农业局和农科院等单位开发了兽药残留检测生物芯片产品,联合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和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开发了中药材规范化种植(GAP)综合信息平台产品,还为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研究所、北京大学医学部天然药物国家重点实验室、天津医科大学肿瘤医院等几十家单位制作了水稻、酵母、肿瘤、小鼠和大鼠等基因表达谱芯片等等,一个生物芯片的技术库已具雏形.

在今年突如其来的SARS疫情面前,博奥联合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等单位,进驻抗击SAR5一线单位.从4月到6月连续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的运转方式开展工作.在三天三夜限定时间内,完成了对清华大学刚刚接收的酒仙桥医院住院部的正负压隔离改造,SARS全数字化临床信息管理系统的开发和铺建工作,并依托自建的通用生物芯片技术平台,紧急开发出了SARS病毒检测基因芯片试剂盒、SARS临床信息管理系统和芯片激光扫描仪等产品,还完成了北京市43家医院1000多份标本的检验工作,如今相关产品已经在广东相关医院临床使用.谈起这些程京始终平淡如水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激动,“这说明我们没有辜负国家的期望,在关键时刻证明了自己是一支能打硬仗的队伍”.

微芯务实,留学积淀力量的释放

随着资金和技术力量的积聚当初设想的项目做完以后形成知识产权,用它们跟风险基金结合组建二级公司的可操作性也越来越大.但跟谁合作,组建什么样的公司,每个公司在整体发展中占有怎样的地位,这一连串的问题也接踵而至了.“人才与市场,”程京一边回忆一边说,“是博奥公司战略布局的两个关键.”

1999年在清华技术入股组建腾隆公司的时候,程京考虑到自身强于科研,有意识地聘请了曾经供职于世界500强的雅培诊断公司的袁友莱作为总裁兼CEO,并成功融资2000万美元.该公司所研发的用于药物开发的细胞芯片产品在技术先进性方面居国际上近10家同行公司之首,今年已为包括强生公司、默克公司、辉瑞公司和罗氏公司等全球四大制药公司在内的20多家制药公司所采用.这给了程京很大的启示,技术从高端入手需要人才,市场营销企业管理同样需要人才尤其是有丰富的企业实验室和高层管理经验的人才,然后从普遍需求的市场入手融资、产销,才能实现企业从无到有,由弱到强,后来居上的高效率发展.

2000年3月,程京感到清华生物芯片研究中心缺少能反映国内市场需求的二级公司.程京明确提出利用在芯片技术上的优势,联合海外生物制药领域的华人科学家,发挥各自专业所长,整合力量,成立一家生物技术公司,将会大有所为.曾任清华同方公司副总裁的诸学农凭着他在企业运作及资本运营上积累的丰富经验,认定这一理念有实质性的操作的可能,而时任美国Galderma公司研发部主任的鲁先平听到程京的想法后与之不谋而合“我们感觉到中国从市场到政府都需要一种创新科技的大力支持,创新科技将带来社会的产业革命.”2000年初,程京、诸学农和鲁先平开始对创意进行“严肃的酝酿”.他们最终确认,“我们要做的是一家生物技术企业,以小分子创新药物研发为基石,建立集成式的化学基因组学技术平台,有效地发现新药分子,缩短新药研发周期,增加临床前或临床试验的成功率.”这是一条为大药厂做市场性研发与自主开发新药结合的发展道路,立足于小而精、以点带面的产业关节点,“必须有微阵列技术、信息学技术、生物芯片技术、药物化学技术等各类专家的支持”的特定团队.大家对选人的标准也不谋而合,即有思想,有决心,有行业资历与专长.消息传开,应聘者众多.最终,石乐明(原美国FDA、NIH、AHP资深计算化学家,专长于计算化学、生物和化学信息学)、宁志强(原美国辛辛那提大学医学中心研究员,专长于免疫及肿瘤等生物医学研究领域)、胡伟明(原美国BA研究科学家,专长于微阵列技术和基因表达谱分析)三位在相关学领域已有建树的华人科学家陆续加盟.2000年6月,清华大学为微芯的商业模式组织了一次投资发布会,四十多家来自美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大陆的投资机构怀着不同的期望到会.发布会提交的商业模式以及微芯骄人的初建团队得到了投资商的广泛青睐,2000年11月,微芯与各方签订了中外合资企业合同,参会的六家一流的投资机构都成为微芯的投资商.5000万港币的融资计划顺利达成,香港新世界生物芯片技术有限公司、新加坡祥峰科技基金有限公司、北京博奥生物芯片有限责任公司等六家投资机构成为微芯的股东.深圳微芯正式成立了,程京出任董事长.在此期间鲁先平于2000年8月告别妻子和两个可爱的儿子,正式结束了自己14年的旅美生活,回到北京,此前他与石乐明、胡伟明三人均定居普林斯顿,但在协盟创业前却从未谋面,正是深圳微芯的事业使他们走到了一处.不久,在药物化学领域资历颇深、并有国内药业从业经验的李志斌博士,和熟悉全球药物研发管理及全球药品市场、有国际融资经验的张欣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药理学博士、芝加哥大学MBA,曾任职高级咨询顾问、美国Dellrlum公司董事总经理,专长于免疫传染疾病领域)先后加盟.李志斌主攻药物化学,而张欣出任公司总裁.一个在国际上都罕见的“金领团队”诞生了.

更加罕见的是深圳微芯的发展速度,2001年12月底,进口设备到位,2002年1月,成功构建了国际领先的基于化学基因组学的集成式药物创新平台,并开始对抗前列腺增生的中药／天然药物以及抗11型糖尿病的一类化学药物进行综合评估,2002年3月,完成一个抗骨质疏松新型结构小分子化学药物的设计和合成,2002年5月,完成向美国申请第一个抗Ⅱ型糖尿病的小分子化学药物专利,2002年6月,从中药中发现防治骨质疏松的有效作用部位,2003年,在完成上述项目的同时又有多项课题获国家863计划立项,并与美国FDA首度在生物芯片领域展开合作,全面进入中国生物制药领跑阵营.微芯生物已初步具有在Ⅱ型糖尿病、前列腺增生,骨质疏松、更年期综合症,肿瘤及免疫类疾病等领域开发新药的能力.

总结深圳微芯的成功,程京用了两个字,务实.他说微芯选址在深圳就是因为当地政府对高新企业实实在在的支持,从政策到资金没有一点含糊.环境和市场在这里放着,“关键看留学且还有所成就的人能不能安下心来,扎根中国经济的沃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