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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组织评选中华优秀出版物（论文）奖已三届了,连续三届获奖的作者不多,但杨君红卫是其中一位.
第三届评奖结束后,负责此项工作的沈女士告诉我,湖北省有5篇论文获奖,有些省则一篇也没有,评委们再三平衡,但比较起来湖北的论文又不能不选.红卫的论文《产品创新：文化创造商业价值》是不能不选者之一.
红卫的文章选载率很高,在人大复印资料和《新华文摘》上经常看到他的文章,但他并不是专业的研究者,也不是出版发行专业的科班出身.他先是在新华书店作基层工作,先后从事过业务员、办公室文员、教材发行中心经理、店刊编辑部主任、企划部主任工作,2005年被公开竞聘到湖北省新华书店集团担任副总经理,书店的主业上市后,他留在资产管理公司负责.从全国的角度看,书店也只是一个基层,但红卫人在基层,却登高望远“思接千载”,思考的是关于我们这个行业的现在与未来.这个集子里,就收录了红卫2004年以来发表的32篇论文.
近十年来,中国出版的改革与发展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转企改制、分流下岗、员工转换身份、多元化经营、教材招投标及循环使用、网络书店、数字出版、企业上市等等.红卫是改革的践行者,他所在的单位,无一例外参与了中国出版改革的每一段历程,且这些改革的方案和实施大都是由他操持的.这一点,他既像朱尔布雷东画笔下的《拾穗者》,也如同奥古斯特罗丹笔下的《思想者》,他行动着并观察着中国出版改革的微观与宏观,感同身受其中的酸甜苦辣.在教材循环使用的过程中,尽管初衷是对的,国外也在推广使用,但在中国,他认为作为公共产品,循环教材实际上推行起来很困难,充其量也是二线教材才可能“循环”,因为在中国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家长并不会去节约这笔并不多的开支.在新华书店股份制的过程中,他对“工者有其股”提出了否定的意见,认为人人有股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能带来预想的效果.在集团化的过程中,他认为目前的集团化是行政这只手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在同质化的竞争环境下,在严格的行政区划的格局中,所有的集团都不可能做成大规模,结果是所有的集团公司既做不大也不会做强.在千军万马争上市的热潮中,作者同样发出了自己不同的声音.在《出版绑上资本市场的战车》这篇文章中,他认为出版是个小产业,从目前的出版资源和市场规模看,不可能容纳这么多家上市企业.出版集团上市后如果不从事主业,而是靠“财务投资”或者做“文化地产”,将与我们当初上市的初衷是不相符的.这种上市恰恰是“去出版化”.
也许放在今天看,有些问题,如转企改制中员工身份的处理,员工持股的问题,集团化的利弊,业内已有共识,但作者不是今天才“研究”得失,他当初发出这些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时,业内大多数人还沉醉其中,幻想毕其功于一役,很快就会带来出版改革的重大成果.如他2005年发表的《难解的身份情结》一文中,红卫认为目前的改制其实“形式重于实质”.过去是“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现在是“企业单位、事业管理”.红卫这些话说得也许有些“难听”,但很多事从今天看被他不幸而言中.再如作者2010年发表的《出版绑上资本市场的战车》一文,较早地认识到上市对于所有的出版集团而言,对于社会而言,并不是最佳的选择.也许这种观点,至今很多人都还难以理解.这也许就是红卫难能可贵之处.当然,红卫并不仅仅总是扮演“在野”角色的研究者,他对中国出版,乃至世界出版的未来,都有着自己的思考.如他在《网络书店的前世今生》这篇万字长文中,不仅对书店,甚至对整个出版行业发展的未来,都指出了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可能发生的变化.他希望出版发行工作者要正视这种变化并采取恰当的应对措施.这篇文章,2011年11期的《新华文摘》全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