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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陈凯歌擅于运用电影这一艺术形式体现和思考中国传统文化的艺术精神,他自身本土文化的自觉性与社会文化的变迁性相混杂,同时体现在他作品中的文化属性和历史积淀也在不同人物形象的性格、身份中有着隐喻式的表述.变态人格和社会文化之间有着极隐蔽却不可割裂的关联.
关 键 词：陈凯歌；电影；变态人格；文化建构
可以说,陈凯歌的每一部电影都通过丰富的人物形象和曲折的故事折射人生百态,其中具有“症候”的人物形象作为一种潜在的文化符号显现着他的创作无意识.从《黄土地》一直到《搜索》,陈凯歌电影中的人物形象都具有一定的人格特质：变态、含混、内心矛盾、意识错乱、挣扎、焦虑、悖逆等,电影文本蕴含着深层的隐秘的含义,这些人格特质的成因究竟是什么,人物的悲剧究竟又是什么造成的?深入探析,不可否认,社会文化可以充当一种权力者的角色,文化权力对人格的制约逐渐浮出水面,文化权力隐藏于人格背后,对变态人格的成因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1症候――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符号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症候是一种象征性的文化符号.通过对陈凯歌作品中人物形象所呈现的人格特征的症候式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人物形象的变态人格的出现与发展无一不是社会文化下的一种病症,并且在特定的社会文化当中有着各自的特征.《霸王别姬》中,程蝶衣情感的残缺畸形是在一个特定的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京剧这一传统文化和人类自由思想相碰撞,人类情感与社会文明进程之间相冲突.影片三个主人公的情感纠葛了一生,蝶衣（和日本人）醉心于艺术,小楼的进退两难,菊仙的无动于衷,“”对艺术的造反,他们都和京剧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程蝶衣受尽学戏的折磨与痛苦,的确也受到了来自戏剧艺术带来的犒赏,但是艺术和生活的结合彻底地混乱了他的生活,也带来了他悲剧的一生,这无疑是由他所处的社会文化给予的一种畸形的状态.极为巧合的是,影片中,蝶衣、菊仙和小楼在“”时相互拆台、相互指证的这一幕和陈凯歌“”时指证自己父亲的心态在某种程度上是有相合之处的,但他在影片中采取了一种调和手段,描述像文化大革命那样的事件时并没有对人物紧张心理进行过多地关照,观众只能想当然地猜测导演的这种难言之隐.
陈凯歌的电影作品也隐含了一种文化的复杂性.《黄土地》中,广袤的黄土地滋养着人类的生命,也同时禁锢着人性的自由,翠巧爹还有无数像翠巧爹一样执着于这种黄土文化的人们乞求上天降雨,“咱庄稼人有规矩”――拐着弯儿地抵抗着顾青所说的全中国都要变化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对于他们来讲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象征.《风月》里忠良的每一步选择,对身边人和事的态度,都决定于他对现实的不满,儿时的阴影挥之不去,成年后这种不满并没有消失而是变本加厉,在封建习俗的泥淖里他无法自拔,自我、本我无法均衡,面对社会、面对家庭、面对爱人,在整个人际交往中将自己彻底地变成了矛盾综合体,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成长过程充满着各种刺激而自身却无意识于这种变化,直至演变为变态人格.《梅兰芳》里的邱如白和十三燕是新旧时代的代表人物,邱如白背弃家族去“傍戏子”,并且扫清梅兰芳身边一切的障碍,为了发扬京剧这门艺术甚至不惜牺牲民族气节为日本人演出,这在当时的时局是不为人所理解的,梅兰芳也因此离开了他,他的思想太激进,一方面他感念京剧这门传统的艺术,另一方面他急于改革,所以为时代所不容；而十三燕执着于京剧的传统,不肯改革,也不为时代所容,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梅兰芳对于他们二者而言是一个理想化的合体,可是也受到那个时代各种呼声的质疑.
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不只体现在意识形态上,也在文化心理上有所表现.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的纲常礼教,中国古代所追求的是情感符合现实身心和社会群体的和谐协同,排斥偏离和破坏这一标准的任何存在方式.陈凯歌借助电影这一载体,将自己是群氓中的一份子的感慨表现于作品之中.人类在某一个时代所做出的选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都是受到主流文化的群体性制约的.综上,作品呈现出来的症候其本质就是文化作为一种象征性的权利符号对人类的隐形制约所致.
2变态人格背后隐含的文化自觉意识
陈凯歌电影中人物形象的命运极具相似性,即变态人格背后都隐含着悲剧性命运：焦虑、绝望、虚无.陈凯歌讲述的故事叙事超越了具体的时空限制,而上升到人类抽象的悲剧性命运的普遍意义上,试图在一种较高层次上来认识人类的本体,正如他所说的“中国人的生活状态就是艰难与困厄”,翠巧、老瞎子、蝶衣、菊仙、荆轲、忠良、程婴、叶蓝秋的死,小楼的迷惘、如意的痴傻等,焦虑、绝望、虚无贯穿于陈凯歌的所有人物形象中.纵观陈凯歌电影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创作者对生活的感觉是用心灵的探询来开掘和表现的,对于“心灵”的永恒关注是其电影的突出特点,他的这种创作无意识是对文化的整体反思,反映了一种文化自觉意识.
社会的理性、伦理政教的要求与个体身心这两方面并不能经常真正统一融合在一起.特别是随着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传统的社会规范、伦理要求、政教体制常常成为满足个体身心的不愉快的限制和束缚,人格的异化和极端化倾向不与社会相和谐就注定着悲剧产生的必然.
简单来讲,人现存的人文世界是人从生物人变成社会人的场合.从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讲,依据费孝通先生差序格局的观点可以看出中国传统社会具有一个很最重要的特点：以伦理秩序为核心的社会关系格局,整个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制度安排和权力运作,都是以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模式为基础.而在这里,之所以提出文化自觉意识,是因为陈凯歌的作品从表面来看,人物的命运大都以悲剧收场,即使是笑也是藏着悲凉的.但是陈凯歌真正目的并不是展示这种悲剧,他更看重的是挣扎与觉醒,所以在他的电影中,无形之中将人和社会文化的冲突呈现了出来,因为自我的这种私化和社会纲常秩序伦理对人束缚与制约甚至是伤害而使人们的人格扭曲,这种变态人格所导致的悲剧背后其实蕴含了导演对人生、命运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社会文化的深刻思考,透过这种文化自觉意识,可以更好地理解陈凯歌创作的无意识,反思导致变态人格的深层原因.
综上,围绕人物并促使他们行动的环境和人物在行动上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这就是具体的社会文化构成环境的主要因素和人物的主体活动集中表现在一些文化事物上的同构认同和相互适应,但是更多的时候,社会文化对人格是一种隐性制约,文化的中心地位使得变态人格的成因与发展均会受到它的束缚和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