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代狩猎赋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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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元明清等几个朝代,赋体文学逐渐走向衰落,以狩猎为题材的赋篇多以拟古为主,但其中也不乏佳构.本文介绍了元明清三代狩猎赋的总体情况并分析部分代表作品的内容与思想.

关 键 词：元明清狩猎赋木兰秋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CDOI：10.3969/j.issn.1672-8181.2014.04.031

狩猎,是我国赋体文学的传统重要题材之一.从汉代的《子虚赋》、《上林赋》、《羽猎赋》、《长杨赋》,到唐宋时期的《大猎赋》、《大赋》,诸多名家名作,如点点明星闪耀在赋史的天空.虽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元明清三代,赋体发展远不如元曲、明清小说,但仍有少数名家名作存在.并且在新的社会背景影响下,此时期的狩猎赋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展现出了与以往不同的时代特色.

元代在我国历史上是一个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北方游猎民族第一次真正的入主中原.蒙古族和其他北方少数民族在进入中原之前,基本上处于口头文学阶段.来到中原后,他们是统治民族,却难以完全照搬中原历代统治者所支持的诗词文赋一类雅文学.[1]虽然如此,作为源远流长的雅文学之一的赋,依旧为当时文人所重视,元代政府选拔人才的科举考试也没有放弃试赋,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以古赋取士的朝代.

狩猎在古代蒙古人社会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史书中常与战争并提,组织狩猎（围猎）被视为重大的行动,有时提到部落会议上讨论.元朝建立后,围猎逐渐变为大汗和各级王公贵族喜好举行的带有军事演习性质的娱乐活动.自成吉思汗始,不时举行狩猎活动,他的后嗣也是如此.[2]在这种大规模狩猎活动中,君主或许也会效仿汉魏之君,令随行大臣作赋以赞.《历代赋汇》“狩”类于元、明两朝仅收一篇《雪猎赋》,即为元代朱德润随英宗游猎时应诏所作.此赋的结构仿照汉大赋旧制,有对天子出行阵仗的夸张：“雷师挝鼓,山灵棒.王良执御,羿氏控”；有歌功颂德之语：“然后知旷百王天人之盛事,启亿万年大元之方昌.今圣天子励精图治,宽裕有容.绍祖宗鸿熙之运,体上帝好生之功.”也有讽谏的文字：“以仁义为基,道德为宗,诗书礼乐为治,政刑法度为公.正以网罗俊,驾驭英雄.则凤凰,不足以为；驺虞白泽,不足以为崇.”[3]可见其受汉代狩猎大赋影响颇深,充分体现了元代赋家“祖骚宗汉”的宗旨.

据李新宇统计,现在存有辞赋作品的元代赋家约有330多人,辞赋作品1162篇,其中以“赋”名篇的作品800篇,以“辞”名篇的作品1162篇,不以“辞”或“赋”名篇的作品251篇.[4]这么多赋作中却仅有一篇狩猎赋,所占比例远低于之前的几个朝代,这应该是与蒙古人的性格和习俗有关.元代君主多不识汉文,少数重视中原传统文学的君主也是首先考虑治国安邦上的作用.元仁宗拟定了科举考试的政策,“举人宜以德行为首,试艺则以经术为先,词章次之.浮华过实,朕所不取.”[5]需要用华丽的语句,张扬的文采来表现的狩猎题材自然得不到重视,在已知的元代科举试赋题目中,没有一次是与狩猎有关的.朱德润在仕途上三起三落,第二次为官就凭借《雪猎赋》得到了英宗的赏识,实属侥幸.

延至明代,君主不喜辞赋,直接的反映就是科举考试不再试赋而改为八股文,追逐功利的文人学子们在作赋上投入的精力自然大大减少.但科举考试毕竟不能代替一切,元末乱世刚刚结束,明代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也需要鸿篇巨制、格调高昂的大赋来“润色鸿业”,重新营造一个皇朝大一统的盛世景象.因此,明代文人作赋之风虽减而未绝,明代前期尤以最能表现皇朝天威的京都赋为主体.以巨丽为美的狩猎大赋同样也适合歌颂国家的强大富庶和当朝天子不容冒犯的威仪,但在现存明赋中却极为罕见.《历代赋汇》“都邑”类收明赋计十五篇,“狩”类却只到元代朱德润的《雪猎赋》为止.黄宗羲著《明文海》,搜罗广泛,参考明朝各家文集二千多种,收国事、时令、山川、吊古、哀伤、述怀、人事、居处、感别、闲情、赏鉴、音乐、仙隐、禽虫、花木、器物等十六类赋二百余篇,却没有一篇狩猎赋.而《明史?艺文志》中也没有任何狩猎赋的记载.清代鸿宝斋主人编《赋海大观》“田猎”类收历代狩猎赋计46篇,也无一篇明赋.笔者经多方查找,终于在汤显祖的《南柯记》第十五折“侍猎”中发现一篇《大槐安国龟山大猎赋》.此赋篇幅短小,仅四百余字,然结构完整,辞藻华丽,引经据典,颇具大赋风范.

有明一代国祚绵延近三百年,为何仅此一篇狩猎赋存世呢?况且此篇还是假托戏剧中人物所作,是否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允许公开创作狩猎赋呢?据《明史》记载,明代皇帝有不止一次的狩猎活动,明成祖便有三次狩猎的记录,明宣宗有四次狩猎的记录,明英宗一次,明武宗三次.笔者检阅钱谦益所编《列朝诗集》,直接描写狩猎场面的诗作有归有光的《观猎篇（并序）》、郑定的《渭上观猎》、杨荣的《围猎》、薛蕙的《驾幸南海子》和郑善夫的《羽猎谣（三首）》等七首狩猎诗.如此看来,明代理应不禁狩猎赋才对.具体原因尚有待进一步考证.

清代前期国力强盛,康乾盛世,四方来朝,文人墨客借助各种文学形式来表达对盛世的讴歌和对统治者的赞美.清代辞赋作品数量之多,为各代之冠.马积高主编《历代辞赋总汇》计收从先秦至清各朝各代辞赋作品3万余篇,而有清一代就独占其中的三分之二.当然数量多并不代表质量好,实际上清朝有这么多作品流传于世跟清代人口基数大有很大关系.唐代人口只有五千多万,清代乾隆年间却已经达到了一亿四千余万人.另外清朝去今未久,文献保留到现代相对而言容易得多也是一个原因.

清代皇帝虽是少数民族,但长期接受中原文化教育,许多时候也按照古传《周礼》行事,闲时狩猎就是其中之一项.康熙二十年开始把“岁举木兰秋”作为“习武绥边”,巩固后方,加强武备的一项重要措施,尔后,乾隆、嘉庆二帝均继承了这一传统,自公元1681年至公元1820年的139年间,康、乾、嘉三帝共举行木兰秋105次之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6].而依照汉代以来的传统,帝王狩猎时必有诗赋歌颂,乾隆皇帝就曾经在1745年,秋热河,木兰行围,并命群臣作《秋郊大猎赋》.现首都博物馆藏《秋郊大猎图卷》背面便题有励宗万的《秋郊大猎赋》一篇,序中记：“乙丑八月圣驾遵岁巡之典,行秋狩之礼等命从臣咸赋秋郊大猎等”可惜笔者尚无缘得见全文,无法深入研究.从此序言中可知当时奉旨创作《秋郊大猎赋》并非一人,据《清史稿》卷二百九十二记载可知与励宗万同时期的刘纶也做过同题的《秋郊大猎赋》,当为同时同地所做.刘纶另有一篇《哨鹿赋》,内容已佚,从题目来看应是描写用鹿哨模拟鹿鸣的声音,从而引诱猎物前来,趁其不备而擒杀之.《赋海大观》卷八收有阙名《木兰秋赋》和叶观国的《秋获白鹿赋》,都描写了“木兰秋”的盛况.由于明清两代科举考试采用八股文的形式,不像唐朝那样以诗赋作为进士科的考试内容,故应制赋少了,但受历史流传的影响,也有很大一部分是律赋而古赋极少.“清朝继续推行明以来的八股取士制度,但于康熙十八年增设博学鸿词科,考以诗赋,使中断了近四百年的诗赋之试得以恢复,这自然是律赋复兴的一个重要原因.”[7]而清代之前的狩猎赋多以散体大赋的形式创作,开律体狩猎赋先河的庾子山《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便成为清代赋家竞相模仿的主要对象.《赋海大观》收录《宣王东狩于甫草赋》、《投戈讲艺赋》等清代狩猎赋计二十五篇,多为拟前人之作.其中拟庾子山《马射赋》的便有十二篇之多,拟常衮《春赋》的四篇,拟杨子云《长杨赋》的两篇.

叶兰笙的《吴王猎场赋》以“五茸春草雉媒娇”为韵,直接以唐代陆龟蒙的诗《和吴中书事寄汉南裴尚书》中的句子为韵.五茸城本就是春秋时吴王的猎场,以此句为韵正是紧扣题目.全赋七韵,不同于唐代律赋成熟之后的以八韵为定数.陈诗观的《拟杨雄长杨赋》以题为韵,只有六韵.王璋庆的《拟庾信华林园马射赋》、顾开第的《拟华林园马射赋》、莫树春的《南苑春赋》等都是以题为韵,可见清代律赋对韵数的要求并不十分严格.龚维琳、邱维芝做了同题同韵的《拟庾信三月三日华林园马射赋》,均以“草衔长带,桐垂细乳”为韵；卢《拟庾子山华林园马射赋》以“驺虞九节,首七章”为韵；连瑞瀛《拟庾子山马射赋》以“三驱画鹿,百丈悬熊”为韵,这些都是直接摘取庾信原作中的句子作为韵脚.并且这几篇赋的序都以“臣闻”开篇,与钱湄、徐谦、康发祥、王章庆等人的拟作一致,当为同时应制作品.陈庆镛《拟常衮春赋》以“畋兽得时,献禽合礼”为韵,与常衮原作用韵一致.顾树屏《驻跸南苑赋》以“肃陈兵旅,以时肄武”为韵,刘海鼍的同题《驻跸南苑赋》以“肃陈师旅,以时肄武”为韵,二者用韵仅差一字,应当也是同时应制所作.

元明清三代狩猎赋篇目达30篇之多,文中不能一一详述.元明两代分别只有一篇狩猎赋传世,有待我们进一步发掘史料,以找到更多的篇目或者探明狩猎赋如此之少的原因所在.而清代有28篇狩猎赋,虽多为拟作,但不失精彩,是我国赋史上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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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李新宇.元代辞赋研究[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26.

[5]宋濂.元史[M].中华书局,1976：2018.

[6]尹志杰.漫谈清帝木兰秋诗[J].承德民族师专学报,1999,（4）：47.

[7]尹占华.律赋论稿[M].巴蜀书社,2001：392.

作者简介：瑜（1977-）,男,汉族,内蒙古呼伦贝尔人,文学硕士,讲师,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呼伦贝尔学院文学院,内蒙古呼伦贝尔021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