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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古代生态文化是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一个基本特色,从自然观的角度,它以整体自然论、朴素的系统方法看待宇宙,把人作为自然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朴素的生态文化长期以来影响并制约着中国古代建筑生态环境的发展,并对现代可持续发展新战略起到很好的历史借鉴作用.
关 键 词：中国古代建筑环境生态环境生态文化可持续发展
中国古代保护自然的思想和制度,可以称之为传统的生态文化.它在中国文明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协调人与自然的作用.中国古代建筑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在各个历史时期有兴有替,先秦的生态状况良好,到封建社会晚期的明清时代已破坏很严重.这种现象是自然变迁的结果还是社会文化作用的结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它能够为今天的可持续发展国策的实施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一、中国古代建筑生态环境的历史兴替
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前,因为人的活动范围狭小,生态系统的存在与进化基本上是一个自然过程.人类社会进入古代文明以后,自然生态的变迁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这一时期是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的奠定时期,西周的凤雏宫殿、召陈宫殿进一步将“茅茨”演进为“瓦屋”,奠定了中国建筑的土木、瓦石为基本用材的悠久传统.春秋、战国时期盛行台榭建筑,把简易技术建造大体量建筑的技能发挥到极致.这时期夯土技术已达到成熟阶段；木构榫卯已十分精巧；梁柱构架已在柱间用阑额,柱上用斗,开启运用斗拱之滥觞；组群空间的庭院式布局已经形成,既有体现“门堂之制”的廊院,也出现了纵横串联的合院.中国木构架建筑体系的许多特点,均已初见端倪.也就在这一时期,保护自然的生态观念形成了系统的生态文化并且形成了实际操作的具体制度.
从战国末到西汉,是古代生态环境开始衰坏的时期.其生态破坏的主要原因是大规模战争对自然和社会两方面造成的破坏.秦灭六国,大兴土木,集中了全国巧匠、良才,起到了交流融合各地建筑技艺的作用.秦代虽然也制定了一些保护自然资源的法律条文,但对整个生态文化失去了继承性与连续性,使西汉时期自然生态的衰坏与自然灾害增多.汉武帝时,黄河在瓠子决口,二十多年都未能堵塞.西汉的儒学大讲天人感应,除了政治的动因以外,还表现了从生态的角度的一种哲学反思.人类的错误行为会招致大自然的灾异谴告,在其神秘主义的形式里蕴涵着对当时的生态状况的关注,它为以后的生态恢复做了一定的贡献.
从东汉到唐初,黄河流域的生态状况又有所改善,出现了黄河的第二次安流时期.而这个时期,中国建筑发展进入第一个,形成中国古代建筑的基本类型,包括宫殿、陵墓、苑囿等皇家建筑,明堂、辟雍、宗庙等礼制建筑,坞壁、邸宅、中小住宅等居住建筑,在东汉末期还出现了佛教寺庙建筑.这时期抬梁式、穿斗式的木构架形式都已出现,多层重楼兴起并盛行,建筑组群已达到庞大规模.所有这些,显示出中国木构架建筑到两汉时已进入体系的形成时期.
从唐代后期开始,黄河又进入泛滥时期,黄河的安流与泛滥,可以说是黄河流域生态状况好坏的标志.五代时期,黄河流域历经了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个朝代,其他地区先后建立几个地方割据政权,中国又陷入破碎的分裂战乱局面,只有长江下游的南唐、吴越和四川地区的前蜀、后蜀战争较少,建筑仍有所发展.
从唐末到宋元,黄河流域的生态状况再没有恢复,而从明清开始,黄河流域的生态恶化日益严重.明代在北方大量屯田,用军队开垦荒地,整个黄河流域的森林迅速减少.湘江流域的森林,清初曾有所恢复,但到近代,由于战乱和不合理开发,又使得湘江两岸到处是童山濯濯.
人类是生态系统的成员,他不该是生态系统的入侵者.人类因独有的智力使他与其他生物不同,他在生态系统中占统治地位,所以他既可能保护生态也可能破坏生态.从历史来看,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生态状况,取决于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导向,也就是说文化的价值取向决定了社会的生态状况.
二、生态环境变迁与文化生态的关系
西周春秋是生态环境最好的时代,同时也是保护生态文化最繁盛的时代.夏商以至更早的古代,生态具体状况知之不详.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广泛流传,说明那时确有一个洪水泛滥时期.周初的作品《洪范》中曾有提及,它用神话的形式表示了周初人们对自然秩序和人类社会秩序的重视.最早的天人感应论的思想也出现在这篇文献里,天人感应论的合理内核是人的行为应该和自然保持和谐.
形成于东周时期的《月令》继承了这种思想,以天子明堂作为国家政治文化中心,以宗教文化的形式制定一个包括自然、社会、生产活动各种活动一体化的活动模式.儒家把《月令》收入《礼记》,《月令》的生态思想成为礼――制度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因此能够落实在人们生产、生活的日常行为中.
法家以富国强兵、统一天下为最终目标,但在保护自然的立场上,春秋时代的温和派法家与战国后期的极端派法家却有很大差异.在春秋时代的管仲那里,保护自然和发展生产是统一起来作为富国的根本.到商鞅变法,把开荒垦草作为一种重要的富国战略.而且招来流民开荒,必然是以粗放式为主,这种大规模的开垦唯冠龙地区的植被破坏开了端绪.秦国的垦荒只是端绪.战国末年的大规模战争,秦统一以后的大规模兴造以及接着而来的楚汉之争,都在继续这种破坏.
汉初政治是以黄老思想为指导,实际“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政策,使残破的社会经济和自然生态获得一些恢复.此时,汉代文化奠定了以后的中国文化的格局.以五经为文本,儒家文化对于先秦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思想得以继承和发扬.魏晋玄学以道家思想取代儒家成为当时文化的主流,法自然、人自然成为社会的时尚.在六朝的战乱分裂中,中原人口大量南迁,黄河流域人口减少,一些开垦的地方重新变成草原.人们认为这是从东汉到魏晋生态改善、黄河安流的原因.
隋唐定都长安,重新加强了对西北地区的开发,兴建都城、宫殿,加上人民日常生活所需,又使黄河中游的森林迅速减少.从南末五代到宋代,对森林的破坏更为严重.明清两代至近代,则是黄河中游森林遭到毁灭性破坏的时代.这种破坏一方面是人口的增多,另一方面则是封建政治的腐败,导致社会生态的失衡、社会行为的失范.中国近代落后于西方是从15、16世纪开始.封建制度的衰落,官僚政治的腐败,思想的僵化于文化的禁锢,扼杀了科学技术的进步,阻碍了新的生产力的形成.明清时代自然生态的恶化,可以说是与社会生态的恶化同步的.社会文化习俗对自然生态在某些方面也起着重要影响,明清时毁林开荒、广种薄收的掠夺式开发往往造成土地贫瘠、水土流失以至沙漠化.在学习西方的工业文化过程中,错误地把征服自然的人定胜天作为现代化的方向,而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观念则完全被人忽视.
中国文化从先秦就形成了系统的保护自然的生态思想与文化制度,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作用.中国文明能够持续几千年不断,并在中世纪成为世界闻名的高峰,应该说与这种传统的生态文化密切相关.从明清到近代是中国文化的衰落时期,二者的同步并不是偶然的,他们之间有一种必然的内在联系.现代的生态文化和绿色运动兴起在西方,因为西方率先实现了工业化,是现代世界文明进步的标志.甚是中历史上的生态环境的变迁和生态文化的兴替,我们可以为现代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提供有利的借鉴.
三、生态文化与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论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它由最初的酝酿到全世界的普遍认可,并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指导方针,只经过了十多年的时间,这说明现代人类对关心自己命运前途的世界存在的样式已经开始进入科学与理性的认知时代.人类自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就已经开始了对自己未来命运的关注与认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国家长治久安,希望子孙后代繁荣昌盛,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人与自然关系中,古代文化建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天人合一的文化价值观.
现代的生态文化是建立在自然科学的生态基础上的,再由自然科学扩展到社会和人文科学.中国传统的生态文化是建立在有机宇宙论基础上的,它把对人类存在的道德人文关注扩展到自然的世界,因为自然与人是一个整体.无论是现代的生态文化或古代的生态文化,他们关注的方向是在自然,而目标或落脚点是在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现代社会面对越来越复杂的自然生态体系,如果缺乏科学的、的决策与管理体系,很难不造成失误.而最大的失误就是生态失衡与破坏,如人口的过量增长、土壤的沙漠化,它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人类的特点是可以通过改变文化而不是改变遗传来影响自然.中国历史上的生态环境演变与其社会文化生态兴替的变迁,为我们今天的生态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国略的实施提供了一面镜子.人类总是在不断地修正自己的错误中发展与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