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与道德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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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作为长期以来学术界关注和争议中心的韦伯命题,其内涵的实质在于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关系处理.对于当下中国而言,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财富创造中的道德合法性等韦伯命题中的核心议题都与现实具有诸多的契合点.如何在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境下重新解读韦伯命题的逻辑内涵,对于中国经济建设与社会建设相互关系协调以及社会管理体制创新都具有价值.

[关 键 词]韦伯命题；经济行为社会嵌入；道德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C9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410X（2013）06-0092-05

作为韦伯学说中心思想的韦伯命题,其关注的问题长期以来始终是学术界争议的中心.从韦伯命题的内在逻辑看,这些问题的根本在于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处理.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到二二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经济发展与文化创新之间的关系是其重点所在.我们有必要在重读韦伯命题逻辑内涵的基础上,结合当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境况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重新审视韦伯命题的现代意义.

一、整体视角下韦伯命题的逻辑内涵

在韦伯的学术志向和学术视野中,经济与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关系是其致力解决的学术难题之一.围绕着这对关系,韦伯进行了长时段的思考和研究,将之分化成两个具体问题,这也构成了他理论研究的中心.第一个问题是,近代资本主义文明为什么最初发生在西欧,而不是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资本主义文明的合理性因素到底有哪些?第二个问题是,这样一个具有普遍历史意义的资本主义理性文化为什么仅仅只发生在西欧?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中国为什么不能产生这种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学术界把第一个问题称为狭义的韦伯命题,把第二个问题称为广义的韦伯命题,也有学者将之称为韦伯的“中国命题”.

从整体的视角看,韦伯命题是一个综合体系,其内涵体现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的社会学》以及《古犹太教》等系列书中.韦伯的研究大致分为两步.

第一步,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着重论证“西方民族在经过宗教改革以后所形成的新教,对于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大作用”这一观点.韦伯认为,宗教的影响是造成东西方文化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并且强调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官僚制度和法律权威的发展上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韦伯对此展开了丰富的论证.他首先使用统计数字力图分析证明资本主义的兴业兴趣和成功率与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着某种相互关系,认为在富人和新教徒之间存在着一种相关性,信仰新教的富人数量要比信仰天主教的富人数量多得多.在这里韦伯着重区分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精神”两个概念,认为资本主义自古就存在,不惟近代西方或西欧所独有.作为一种投机的资本主义性质的获利活动,在所有使用货币进行贸易的过程中,通过国家借贷、战争资助、租税承包、公爵朝廷及官吏为这种获利活动提供机会等形式,在各种不同类型的经济社会中一直存在和盛行着.但资本主义精神不止于获利,而在于在一定的伦理指导和精神约束下的“合理”牟利,要把资本主义的合理因素整合起来,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原动力,这种原动力就起源于新教伦理中的核心概念――天职.

韦伯认为,“在德语的Beruf（职业、天职）一词中,以及或许更明确地在英语的calling（职业、神召）一词中,至少含有一个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务――这一点不会被人误解”[1]（P3）.他表示,“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正是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1]（P21）.因此,韦伯认为,所谓的资本主义精神,就是指个人努力增加自己的资本,并把努力增加自己资本为目的的活动视为一种尽责尽职的行动,也就是说把赚钱本身当做一种目的,当做一种职业责任,并把能赚钱看作是一种美德和能力的表现.

韦伯认为产生这种资本主义精神的最大障碍是传统主义,因为传统主义将获利作为目的的劳动被认为是非理性的.这与韦伯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精神是相对的,所以资本主义的发展必须以突破传统主义为前提.而要突破传统主义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阻碍,就必须透过宗教教育,让人们对工作产生负责的态度,将工作视为义务,形成一种“天职观”.韦伯论述道：“集中精神的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这里与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这就为对资本主义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种以劳动为自身目的和视劳动为天职的观念提供了最有利的基础：在宗教教育的背景下最有可能战胜传统主义.”[1]（P33）

韦伯利用加尔文教的教义解释“天职观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加尔文教的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就是：上帝允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们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为完成这个天职,必须实现“入世禁欲主义”,不求乐趣和享受,积极参与世事,勤勉地从事职业劳动,最大限度地节俭,抵制一切享乐性消费.通过这种途径,新教伦理就导致了勤勉刻苦、把创造财富视为一桩严肃事业的资本主义精神.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精神虽然起源于宗教,然而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运作后就不再依赖宗教根基,并且对每个人都具有强迫性.

第二步,韦伯在《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以及《古犹太教》等系列著作中,对西方以外的其他地区没有能够自发产生资本主义的原因进行了分析,阐明“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这些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2]（P161）.韦伯首先对新教伦理和儒家伦理进行了对比分析,认为两者之间的最大区别在于新教伦理的理性主义和儒家伦理的神秘主义.较之于禁欲理性的新教伦理,神秘主义的儒家伦理明显缺乏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气质,具体表现为系统性、逻辑性、方法、概念体系或思想形式、经典化、专业化的缺乏.另外,中国还缺失现代资本主义的“计算”的法则.尽管中国有着精致的商业和一种极实在的物质主义,中国也没有演化出“理性的大规模有条理的商业概念”.通过对中国社会的总结分析,韦伯认为其根本原因在于“在西方产业里找到其独特据点的、理性的经营资本主义,在中国不仅因缺乏一种在形式上受到保证的法律、一种理性的行政与司法而受到阻碍,并且也受阻于俸禄的体系；而基本上,是缺乏一种特殊的心态.特别是根植于中国人的‘精神’里,而为官僚阶层与官职候补者所特别抱持的那种态度,最是阻碍的因素.”[2]（P78）二、作为核心议题的社会嵌入与道德合法性

“韦伯命题”一经问世,就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之一,引发了激烈的学术争鸣.学术界关于“韦伯命题”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两个层面：一是在经验层面验证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关联的真实性,认为早在宗教改革之前就已存在资本主义的经济型态；二是从理论层面探讨韦伯概念化过程中的瑕疵,包括财富动机、天职观、新教教义以及新教伦理等.这些批评,有些确实是因为韦伯命题中的论证瑕疵,有些纯属对韦伯学说的误读.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审视学术界对韦伯命题的诸多批评,结合韦伯命题揭示经济与社会、经济与文化之间内在联系的中心思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把握和理解韦伯命题的核心议题.

首先,围绕经济与社会的关系,韦伯打造出“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这一核心议题.作为新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嵌入理论最早由波兰尼提出,他在《大变革》一书中认为,19世纪以前的经济行为是嵌入在社会结构之中的,各种非经济因素而不是牟利,是促成经济行为的根源或动机.这一理论的最早实践者,却非韦伯莫属.韦伯在论证资本主义起源时,认为这与西方社会特别是西欧社会的宗教特性紧密相关；论证资本主义为什么不能在非西方尤其是中国社会产生时,同样反复思考这些地区经济发展的社会嵌入性.在《儒教与道教》、《印度教与佛教》、《古犹太教》以及在一系列并未完成的关于《世界诸宗教之经济伦理》的研究计划中,韦伯用数据和历史资料翔实论证了这些地区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社会基础缺失.我们可以从学术界对韦伯命题的批评来反思这一核心议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韦伯命题的权威性在东亚地区“儒家文化圈”遭遇到严峻挑战.自东亚“经济奇迹”出现以来,如何重新检验与评估韦伯命题,探索儒家伦理与东亚经济崛起之间可能存在的内在联系,始终是国内外学术界的热门话题.美国赫特逊研究所所长康恩（HormanKahn）是最早正面以东亚社会的儒家伦理解释东亚经济奇迹之谜的学者.他在1979年出版的《世界经济发展》一书中,把日本和四小龙归入“儒家后期文化”区域[3].顾忠华认为,韦伯“最成功之处在于对准了西方中‘理念创新’特别突显的一个阶段,锲而不舍地梳理出宗教理念转化成‘入世禁欲主义’的轨迹.不过,韦伯的中国研究显然缺乏这样的明确对象,他所寻找的,是中国上下几千年‘阻碍着’创新的理念和心态.易言之,韦伯无法锁定某一个时期的某一种特定文化理念作为分析目标,他的策略是搬出一个笼统的‘传统主义’概念,并将所有不利于资本主义发遑的行为态度都归纳进去.更严重的是,他在描述中国人的行为习惯时,似乎落入对‘民族性’的刻板印象,又全将其型塑的来源导向儒教（道教则是更不理性的一个‘异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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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维明采用“多元现代性”理论阐述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儒家伦理与东亚现代性之间有选择的亲和性,虽然没有反证新教伦理与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兴起的关联性,但却迫使这一韦伯命题只通用于现代西方”[5]（P396）.杜维明更进一步地论证了经济行为的社会基础：“儒教东亚为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现代化模式,这一事实意味着佛教的、伊斯兰教的和印度教的现代化形式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很有希望的.没有理由怀疑拉丁美洲、中亚、非洲和世界各国的本土传统都有潜力发展它们自己的不同于西方现代主义的现代性.”[5]（P87）杜维明的“多元现代性”更多地从文明比较的角度展开,“我不想沿袭近年来对于儒家伦理的研究,比如对日本管理风格中的动力结构的分析,我想从比较文明的角度探讨这个问题.”[6]（P87）从文明比较的角度出发,“韦伯命题最重大的涵义未必是现代化模式能否被不同文化验证的问题,而是对欧洲一百年来资本主义的兴起作出阐释：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和其清教伦理之间的微妙关系.现在我们的问题是面对现代文明提出的一系列大课题,儒家传统作为一个延续发展的精神文明能提供什么样的资源?能否激发其他非西方的传统包括印度教、伊斯兰教和佛教发展它们自己的资源?接下来就是全球伦理有无可能的问题.”[6]（P78）从其理论的实质内涵理解,这些批评恰恰是对韦伯命题中“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议题的强化和推广.杜维明视韦伯为现代化理论的基点,强调东亚社会儒家伦理中“现代性中的传统”的重要性及其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在文明对话中较多突出儒家社会传统现代转化的内在动力和普遍性意义.

其次,围绕经济与文化的关系,韦伯反复论证“财富创造中的道德合法性”.韦伯强调道德生活有效性的观点,他根据是否对个人提出了基本的要求而将所有的“伦理观”区分为“英雄伦理”和“常人伦理”两大类,认为“英雄伦理”是无穷奋斗中的路标,而“常人伦理”朴素地将个人的日常“天性”视为最高的要求,认为“英雄伦理”才称得上“理想主义”,早期尚未分裂的基督教以及康德的伦理学,就都属于这个范畴[1]（P49）.韦伯在论述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系时,将这一观点运用在经济生活与财富创造中,强调勤奋和节俭精神对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作用.他说：“切记,时间就是金钱.假如一个人凭自己的劳动一天能挣十先令,那么,如果他这天外出或闲坐半天,即使这期间只花了六便士,也不能认为这就是他全部的耗费；他其实花掉了、应该说是白扔了另外五个先令.”[2]（P485）韦伯反复强调资本家的诸多品德,如艰苦奋斗、自立自强、勤俭自律、坚韧不拔、量入为出和严守规则等是其在财富创造中成功的秘诀,强调一个成功的企业家必须具备坚强的品格,只有这样才能避免经济灾难.“各种怀疑、仇恨甚至道德义愤总是滔滔不绝地涌向第一个革新者.人们还千篇一律地等捏造出一些关于他从前生活的隐私污点的传说.只有超乎寻常的坚强性格才能使这样一个新型的企业家不至丧失适度的自我控制,才能使他免遭道德上和经济上的毁灭.”[1]（P59）韦伯亦注重探讨世俗道德对信仰的价值,“加尔文教徒凭借什么样的成果认为自己有能力辨认真正的信仰呢?答案是：凭借一种有助于增添上帝荣耀的基督徒行为.等只有上帝的选民才真正拥有这种有效的信仰,只有他才能通过他的重生和由此而来的全部生活的神圣化来增添上帝的荣耀,靠的是实实在在的而非表面化的善行.正是通过他的意识,他的行为才是以他自身内一种为上帝的荣耀而工作的力量为基础的,起码就其行为的最根本的特征和持恒的理想来说是这样.”[1]（P12）可以看出,韦伯非常看重经济发展与道德精神之间的内在联系,强调经济行为的道德合法性.金耀基对韦伯命题的批判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韦伯命题中这一核心议题的重要性.立足于对儒家伦理与新教伦理异同的比较,金耀基认为,韦伯对于儒家伦理的分析是相当片面的,甚至是错误的,其关于儒家伦理阻碍资本主义产生的观点是不易站得住脚的,而且正在受到经验现象的最大挑战[7]（P304-305）.他力证了中国之传统与现代能够兼容,认为“敬业”等于“天职”,“以天下为己任”的克勤克俭等于“入世苦行”.而“敬业”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克勤克俭正是东亚经济奇迹得以产生的文化底蕴.金耀基的批评正好反证韦伯命题中经济行为的道德合法性核心命题.黄进兴认为,僵化而整体性的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中固然难以生存,但分解而独立出来的儒家道德素质在时下的社会依然能够发挥其积极的效用,如重视教育、家族制度、勤俭等都有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8].三、当代中国发展环境下韦伯命题的反思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延续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奇迹,这使韦伯命题遭遇到最大的事实挑战.我们应结合十八大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对韦伯命题进行深刻的反思,深切理解韦伯命题的核心议题,在社会发展的新阶段赋予这一经典学术命题以崭新的思想意涵,重新寻找和焕发理论对实践的指导意义.

首先,遵循“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性”理论规律,坚持经济、社会和文化等综合协调发展的方针.马克格兰诺维特深入研究并拓展了波兰尼的新经济社会学研究议题,将网络研究法引入经济社会学领域,通过揭示经济行动和经济制度与社会网络和更大范围的社会结构之间的“嵌入性”关系,认为嵌入存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时期和经济组织的各个层面,而且人们社会生活中的关系网络是经济行为所嵌入的社会结构的核心[9],同时,他进一步扩展本原性“嵌入”的外延和研究范围,指出“经济的社会嵌入”包括经济行为在社会网络、文化、政治和宗教中的嵌入[10]（P21-38）.从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出发,结合韦伯命题中的核心议题,我们可以尝试在本源性与外源性两个层面拓展经济行为的社会嵌入概念及其内涵.十八大明确提出的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及“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正是这一核心议题的社会实践.

其次,努力发挥传统文化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提升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创新能力.新经济社会学的相关研究扩展了社会嵌入的内涵和外延,Zukin和Dimaggio认为经济行为受到认知嵌入、文化嵌入、结构嵌入和政治嵌入等四种不同嵌入的影响,对社会嵌入进行了具体解构,其中文化嵌入是指理性的经济行为主体在制定经济战略和目标时会受到来自外部共享的集体理解（如组织价值观、规范）的制约[11],特别关注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一点与韦伯命题存在密切的契合点.韦伯在《儒教与道教》中给出的否定性结论,解释了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的问题,认为其根源就在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利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存在一种选择性亲和.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出发,结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我们有必要强调或改进传统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和影响,其中提升创新能力、倡导创新文化是关键.中国整体创新能力不足的原因,抛开经济、制度和人力等支持创新的短期高度敏感性和弹性因素,可以从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寻找原因.中国传统文化偏向中庸,且集中在人伦范畴,倡导孝仁义礼智信等社会美德,通过严格的长幼尊卑的等级划分,维持日常生活秩序的稳定有序.我们不否认传统文化的优点和实际指导意义,但这种文化的缺憾在于缺乏对人生意义的形而上追求,以及缺乏一种超越与永恒的梦想,盛行盲目崇拜,特别是个人崇拜,并且压抑理性的批判精神,这种价值取向与韦伯命题中的清教教义和理性主义背道而驰,从这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创新能力的发展存在一定的束缚.因此,我们需要在反思韦伯命题思想内核的基础上,努力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打造适合小康社会建成和发展的综合文化实力,促使中国的传统文化适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

最后,要高度重视经济发展、财富创造与道德的合法性问题.十八大报告认为,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本质要求就是坚持科学发展.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战略抉择.这一要求的核心在于坚持科学发展,科学发展的关键是提高经济的质量和效益,依靠实实在在的产业发展和消费带动.因此我们必须直面当代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存在的诸多投机行为.韦伯认为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动力源于新教伦理的天职观,在于上帝的教戒,韦伯赞同劳动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人须恒常不懈地进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这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圣保罗的‘不劳者不得食’无条件地适用于每一个人,厌恶劳动本属堕落的表征.”[1]（P27）当前中国社会存在诸多的不劳而获的投机思想,并以不正当的手段作为致富的途径,其中尤以现象和地下现象为最.因此,反思韦伯命题的真正意涵,反思韦伯命题中“财富创造中的道德合法性”核心议题的理论阐述,对于澄清和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诸多不良经济现象,加快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经济的科学发展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国社会诚信的缺失亦是经济发展和财富创造过程中道德合法性不足的反映.十八大报告着重提出要全面提高公民道德素质,其中一条重要途径就是要深入开展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教育和治理,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社会诚信和司法公信建设.韦伯命题特别重视信用的作用,认为恪守诺言是资本主义获得成功的重要信条之一.韦伯指出：“切记,信用就是金钱.”[1]（P23）他说,“除了勤奋和节俭,在与他人的往来中守时并奉行公正原则对年轻人立身处世最为有益,因此,借人的钱到该还的时候一小时也不要多留,否则一次失信,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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